一个人的关系可以分成两部分：个人领域和社会领域。
个人领域包括配偶、亲人、知己，最典型的是家;社会领域包括同事、同学、同乡等，最典型的是工作。
如果不明白工作与家的分野，而将权力规则带回家，那就形成一种“权力的污染”，会引出很多问题。
并且，这种污染在现代社会很容易发生，因为我们的社会流行成功崇拜，而走向成功的重要途径就是掌握权力规则。
在这种崇拜之下，无论成功人士还是普通人，都很容易忽视珍惜的规则，而只在乎权力规则，将其视为解开人生的主要甚至唯一一把钥匙。
在某种程度上讲，娴熟地掌握并果断地使用权力规则会让一个人在成功的路上奔跑得更加迅速，但一旦它渗透到一个人的个人领域，那势必会让这个人付出代价——他的亲密关系必然会变得一塌糊涂。
所以，如果我们珍惜家，就不要把权力规则带回家。
“家不是工作的延续，也不是工作的补充。”咨询师黄家良对记者说，“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需要特别对待。如果你工作处理得很好，千万不要想当然以为，运用工作的那一套方法，你在家中一样会处理得很好。”
“如果你这样以为，如果你这样去做，你就会把权力规则带回家。”黄家良说，“结果就是，你只会纳闷，为什么你的家是如此冰冷，如此糟糕。”
他总结说，把权力规则带回家分以下几种：
一、以为家里的规则和工作规则是一回事，而在家中有意使用权力规则;
二、知道两者不一样，但不懂家的规则;
三、彻底抛弃家的规则;
四、习惯了权力规则，在家中放不下，就像是权力强迫症。
45岁的白丽(化名)在广州有一家房地产公司，长她两岁的丈夫张安有一家科研公司，15岁的儿子张义在一所贵族学校读高中，聪明伶俐，学习成绩非常优秀。
按说，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但白丽对黄家良说，她和丈夫的关系问题延续很多年了，以前还能勉强维持，现在，火山似乎时刻都会爆发，她感觉到非常惶恐。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白丽苦笑着说，主要原因是她太能干了。
张安是谦谦君子，做学问没问题，但做生意是勉为其难。两年前，他的公司到了破产的边缘，两口子最后玩了一个蛇吞象的游戏，张安的小公司吞并了白丽的大公司。
公司合并后，张安做正总，白丽做副总。但真正打理公司的还是白丽，公司业绩很快有了改善，一年后就成为业内数得着的企业。就在这个时候，两口子的家庭战争抵达了新顶点，张安几次大发雷霆，对着白丽歇斯底里地吼叫：“这是我的公司，我的地盘，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说到这里，白丽的眼泪流了下来，她说：“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累。公司里，他不会做事，我必须张罗一切。回到家，他是撒手掌柜，还得我张罗一切。我是女强人，但我一样想小鸟依人，想得到男人的呵护。但他……他能让我依靠吗?!”
白丽说，她知道丈夫恼怒她让他显得“很窝囊”。“但他有本事就改变一下窝囊的形象啊!”她说，“每次一回到家，他就钻进书房谁都不理。家里这样就算了，但在公司他还是这样。堂堂的正总，总是躲在办公室里，不和人说话，不出来应酬。没出息，要不是我打理一切，公司早垮了。”
丈夫：“我的世界被吞并了”
但张安对家庭冲突有不同的说法。当黄家良让张安描述一下他对家的感觉，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冷，冰冷。”
他承认，妻子很能干，把家里一切都打点好了。但他并不欣慰，相反觉得很受排斥。家务是妻子说了算，儿子教育也是妻子说了算，他什么都辩不过妻子，最后干脆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这是我在家中能自己说了算的唯一一块地盘。”
家庭之外一开始倒没问题，毕竟“工作是我唯一的舞台”，但公司合并后，“这个舞台也被她占领了”。
两人常就公司业务进行争论，每次的结果都是白丽强行接管一切，和客户联系，打点社会关系，指挥下属，运营整个公司。结果，公司很快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张安说，妻子这么能干，他一方面很钦佩，另一方面让他觉得很难受。“就像在家里的感觉一样，”张安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妻子一眨眼把什么都处理好了……这让我觉得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
张安多次向妻子表达过这种感觉。一开始，白丽会注意一下，但很快又忍不住“把一切都搞定了”。最后，张安就只能用歇斯底里的吼叫这种方式向她表达愤怒。
“看上去，妻子不过是吞并了我的公司。但内心中，我觉得是我的世界被吞并了。”张安说，“我一退再退，一退再退……但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退了。”
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张安很多次讲到“我说什么都没用”，这仿佛成了他的口头禅。
儿子：“她很可爱，也很可恨”
儿子张义则说：“我只感觉到有妈妈，爸爸的门总关着。从小到大，他带我出去玩的次数不超过五次……爸爸就像是教科书上的科学家，让我尊敬，但离我很远。”
对于妈妈，张义总结说：“她是很好的领导，很差的妻子，独裁的妈妈。她很可爱，也很可恨。可爱的是，她让我有依靠。可恨的是，我没有独立自主。”
张义说，从小妈妈就“把我的一切从头到尾都安排好了”。现在，张义读贵族高中后，是寄宿，周末才回家。一开始，白丽让司机接张义回家，但后来改成自己接，并主动在路上和儿子谈心。白丽对黄医生说，儿子是她最大的安慰，“他上进又听话，是个乖孩子……我们没有代沟。”
至于孩子的未来，白丽说：“由他自己选择，但我已经帮他把路铺好了。”不过，张义说，他对妈妈这句话的理解是“‘我(指白丽)很民主，但你要听我的’——我只能接受，我没有选择”。
张义说：“感谢妈妈，她操心太多了，把我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但说着说着，他的眉头皱起来说：“妈妈很强势，我的地盘不断被她侵占，留给我的空间越来越少。”
心理医生：她的安排并不舒服
最后，白丽说，没有女人愿意做女强人，她也不例外。实际上，她的理想是“做回一个普通人，你看许美，小鸟依人，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丈夫又疼她，多好啊。”
因为不是正式的咨询，在离开北京前，黄家良接受了白丽的饯行，和她在北京一家著名的饭店吃了次午餐，也切实地领略到了白丽的行事风格。
他们刚坐下，白丽就立即叫来了服务员，一眨眼就把菜全点好了，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显然，菜都比较昂贵，是这个餐厅的特色菜，但多数都是在广州长大的黄家良不爱吃的。
黄家良说，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张安父子的感觉：白丽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但这常常是他们不想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黄家良说，这是因为，白丽还有一句座右铭“我不理会感觉，我只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在公司里可以“快刀斩乱麻”，并且，工作上的核心是利益，只要利益上处理得好，感觉的确不是特别重要。
但家里完全不同。家里讲感觉，理解并接受彼此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利益已退居次要位置。但白丽没有意识到这种分野，她想当然地用工作中处理利益的方法来处理家里的问题，结果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公司中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只要领导能带来利益就是好领导，但家中需要的是爱，是理解与接受，白丽将自己不自觉地摆在“家庭领导”的位置上，控制丈夫和儿子，为他们安排好一切，这显然是将权力规则带回了家。
作为“女强人”，白丽“知道”在家里应该怎么做，只是做的方法错了。但作为“男强人”，50岁的赵飞对家庭问题束手无策。
赵飞是北方人，在广州有了厚实的家业，但婚姻一直不顺，已离了两次婚。今年，他又结了第三次婚，妻子阿燕只有22岁。但结婚三个月后，阿燕就闹离婚了。
以前两次失败的婚姻给赵飞留下了很重的心理阴影，见到黄家良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说，难道是我有心理问题吗?”
赵飞很爱阿燕。她三年前来广州打工时，他就认识了她，觉得她非常有勇气，很欣赏她，前前后后帮了她不少忙。今年，出于报恩心理的阿燕主动向他求婚。赵飞说，他相信阿燕不是为他的钱而来。
婚后第一次冲突是很小的事。阿燕要他陪她逛街，他拒绝了，因为“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男人陪个小丫头去挑袜子、买内裤什么的，实在不对劲。”他给了阿燕一张信用卡，要她自己逛。结果，阿燕把信用卡摔在地下，哭着说：“我才不要你的臭钱。”
阿燕还说广州不安全，但他已在番禺买了一栋别墅，小区管理很好，两人多数时间住在那里。但阿燕还是哭闹，要他卖掉工厂，跟她回老家，“一起做小生意，我养你。”
对此，赵飞感到非常苦恼，他问：“她到底要什么呢?钱也不要，这么好的条件也不要，她到底要什么?!”
家就是婆婆妈妈的地方
黄家良问赵飞，除了用“钱和条件”，他还会用什么方式表达爱?赵飞若有所思地回答说，这一点的确是问题。譬如，阿燕把家里布置得又漂亮又温馨，他满意极了，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嗯”、“嗯”地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
黄家良问：“如果你是她，你会有什么感受?”赵飞回答说：“挺失落的，挺挫败的。”
既然理解阿燕的感受，为什么不试着学习一下新的表达方式呢?对此，赵飞回答说：“我知道应该表达感觉，但我不会呀!而且我没有感觉……假如我那么婆婆妈妈，我就不可能做生意了。”
黄家良说，这最后一句话暴露了赵飞的问题。显然，在他的意识中，他也是将家和工作看成了一回事。在工作中，他如何做，在家中，他也那样去做。做生意不能“婆婆妈妈”，在家里也不能“婆婆妈妈”。
但家就是“婆婆妈妈”的地方。家之所以温暖，主要就是因为家里的成员“婆婆妈妈”，能理解并体贴彼此那些琐细的感受。
对于多数人来讲，无论把工作看得多重要，他们仍意识到家的重要。白丽和赵飞就是如此。他们的问题只是不懂得将家和工作分开，不懂得怎么在家里做到珍惜。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将家庭和工作分开对待，在家里奉行珍惜规则，在工作中奉行权力规则，这是解开生命中两大主题的两把钥匙。
但是，同时奉行两套人生规则是很累的。于是，极少数人干脆放弃珍惜，在所有地方都执行权力规则，从而变得无比冷酷。
我们的婚姻是“利益的结合”
35岁的罗胜在一家台资企业做广东区总经理，他充满了危机感，“一旦发现任何人对我构成威胁，我都会先发制人”。他身边的副总就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而他一直岿然不动。总部虽然知道他好斗而且不择手段，但鉴于他的业绩，一直容许他这样做。这也成了罗胜的世界观的基础。他总结说：“利益是根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是根绳，你用得好的话，就可以把所有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罗胜也将这种利益观带到了家中，他四年前结婚，他认为和漂亮妻子是“利益的结合。如果我没这么成功，她才不会嫁给我”。现在，这个“利益的结合”正濒临崩溃，妻子说“这个家是地狱，我再也不想待下去”。他们三岁的儿子好像天性中继承了罗胜的“斗志”，根本无法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没一会儿就会和其他孩子打成一片。
离婚就离婚，罗胜对妻子并没有什么留恋，他说：“我才不会婆婆妈妈，任何人都不能伤害我。”但他坚决要求儿子归自己养，因为他对于儿子天生的斗志非常自得，认为儿子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料。
但这更可能是罗胜的一种“想当然”，因为缺乏温暖、学不会珍惜的孩子很容易染上严重的心理问题，从而“心理夭折”。
以上两例都是极端情况，更多的人是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只是无意中将权力规则带回家。做政府高官的老爸，在政府部门里习惯了颐指气使，回家了也一副官派，这是最常见的“把权力规则带回家”。
一名老将军，建国前战功显赫，建国后，他把家当成了战场。他将以前用的地图、望远镜等物品搬到家里，闲着的时候就和这些事物打交道，没事了就对妻子儿女颐指气使，吵不过就以老将军的身份压制他们。他经常说：“这是组织的命令，我是军人，就以军人的标准做事，你们是军人的妻子和儿女，所以只有服从!服从!再服从!”
将军的儿子是个很倔强的人，从小就和父亲一样喜欢控制和影响别人。将军坚决不让他高考，让他参了军。儿子当兵后，将军又给他安排最低最差最没出息的岗位，并严格考核他，让他吃尽了处分、降职等苦头。将军的美好愿望是磨炼儿子钢铁般的意志，殊不知儿子最终恨起了老爸，最后与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
这是一种并非罕见的“污染”，家成了将军战场的补充和延续，他在战场上执行什么规则，在家里也照样执行，最终把亲密关系搞得一塌糊涂。
不是只有成功人士才把权力规则带回家，在单位里总是被控制、受人气的人，自己又特别在乎权力。那么，回家以后，就容易把气撒在配偶和孩子身上，并有可能显示出更极端的控制欲望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补偿，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还有一种常见的“污染”：男人不能容忍女人比自己“强”。黄家良说，多数的婚姻关系中都存在着“婚姻战争”，双方无论在恋爱阶段多么爱对方，一结婚后就会有意无意地去抢占“制高点”，控制对方并怕被对方控制。
最近，在记者参加的一个情感沙龙上，在座的一位男士说，他认为做家务主要是妻子的事情，因为男人比女人更能干，他给家带来更高的价值，妻子多做些家务是一种价值补偿。
我请他设想，丈夫月入20万元，但工作轻松;妻子月入2000元，但工作紧张，两人都爱自己的工作。那么，谁应该多做点家务?这位男士一开始回答说，男人应该多做一些。但接着又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两人的价值太不平衡了”。当记者举出这种“太不平衡”的实际例子后，他说，反正他是不会找一个比他强的妻子。
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轻微但普遍的“把权力规则带回家”。并且，这种情况普遍发生在男人身上，因为男人更渴望成功，成功也成为衡量他们价值的标准，而这种衡量势必要与他人做比较。在外面不断与别人做比较已经很累了，难道还在家里与妻子做比较?
必须把家和公司分开
如何避免将权力规则带回家呢?
第一，要有明确的意识，将工作和家分开。告诉自己，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
第二，不要把工作作风带回家。可以在家继续工作，但不要将工作的气氛带回家。
第三，保持整个家庭系统的平等。在工作中，必然会有领导。但在现代家庭中，在解决问题时，要有“一家之主”。但在沟通中，应该彼此相互尊重。
第四，让珍惜成为家庭主旋律。工作中，处理的主要是利益，目标是解决问题;家庭中，处理的主要是感受，目的是相互理解与接受。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接受，就多一分温暖，家就更像一个家。
记者认识的一个家庭，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副总，妻子也是一个大企业的高层。在工作中，两人都很讲究领导艺术。但在家里，他们不谈工作，只谈琐事。
“必须把家和公司分开。”他们两个都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