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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什么意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典故来历介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最近在网上火了,很多网友都十分好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以及背后的典故来历是怎样的,那今天就位大家好好讲讲这个故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日本奈良时代的皇族长屋王所写,意思是“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看到的是同一轮明月”,这句话当时绣在了长屋王送给中国高僧的一批袈裟上。因为鉴真高僧六渡日本,使得两国增进了情谊,而且出远海在当年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这句话背后的寓意也承载了两国的友谊。

说一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诗。

诗作者是日本的“长屋王”,《全唐诗》的注释是“长屋,日本相国也”,其人乃天武天皇之孙、高市皇子之第一子,生卒年为公元684年-729年,是当时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长屋王曾制造一批袈裟赠送给中国高僧,且在袈裟之上绣有此诗,其时大约为唐玄宗执政初期。诗的全文如下: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此诗在历史上的最大影响,是让高僧鉴真日本产生了极为友好的观感。公元742年,来唐的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在扬州拜谒鉴真,请求鉴真日本派遣戒行优秀的子弟,鉴真回复道:

“昔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

这段记载,见于日本僧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长屋王施赠袈裟的善意,无疑强化了鉴真接受邀请、东渡日本的决心。他询问弟子中有无人愿意响应此番“远请”前往日本传法,众弟子皆沉默无语——在当时的唐人眼中,日本乃是地处僻远、野蛮不化之地,按弟子祥彦的说法,“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渡海的风险太高,投胎为人不易,投胎在中国为人更不易,故“众僧咸默无对”。见此情状,鉴真转而对荣叡、普照二人回复道:

“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荣叡、普照邀请鉴真东渡,执行的是日本政府交代的使命。自公元733年来到唐朝,二人即在洛阳、长安等地四处探访、邀请高僧,始终没有成果,直到遇上鉴真

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人来唐朝聘请高僧,有两个原因。其一,佛教传至日本后,长期未能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尤其是未出现拥有正式授戒资格的“三师七证”(共10名僧人),故元兴寺上奏请求向外国聘请有授戒资格的高僧(范围不限于唐朝,也包括高丽、印度等地的高僧),得到了天皇的许可。其二,当时的日本,为逃避租税、劳役而私自剃度出家者甚多,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动力征发。聘请有资格的授戒师,来建立完备的考试、受戒、度缘、公验制度,有助于改变私自剃度风行这一社会现象。

唐玄宗天宝二年,也就是公元743年,鉴真与21名自愿随行者第一次东渡。同行者还有荣叡等人邀请的道航(权臣李林甫之兄的“家僧”)与如海(高丽僧)。道航自视颇高,看不起如海,以“少学”为由反对如海一同东渡。被激怒的如海前往当地衙门告发道航,说他造船入海是为了与海贼勾结,计划引“五百海贼入城来”。地方衙门逮捕了荣叡、普照、道航等人。长达四个月的调查之后,如海因诬告被判杖刑六十,道航一众人等被释放,海船被没收为官产。

同年十二月,鉴真第二次东渡,同行的僧人、工匠、画师等共计80余人。出发后不久,航船遭风浪击破,众人无奈登岸修理航船。航船修毕,启动第三次东渡,驶至舟山海面却又触礁,众人不得不再次上岸,前往明州(州治在今宁波一带)的阿育王寺暂住。期间有“越州僧”向官府告发荣叡等人,说他们引诱中国僧人前往日本,荣叡被地方逮捕送往京师,途径杭州时诈死逃走。

天宝三年,众人准备第四次东渡,前往福州购买粮食、置办航船。弟子灵佑等人不愿鉴真再做生死难测的东渡,前往官府告发。众人在黄岩县被官府追及,押送回籍。

天宝七年,荣叡、普照再次前往扬州谒见鉴真,筹划第五次东渡。众人于六月份自扬州启程,结果遭遇飓风,在海上漂流十余日至海南岛。在海南,鉴真一行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天宝九年才经雷州半岛绕道广西,经广东、江西北归。北归途中,鉴真遇到一名自称能治疗眼疾的胡人,该庸医将原只是“眼光暗昧”的鉴真治成了完全失明。荣叡也在北归途中去世,这给了普照极大的打击,他既不愿去扬州被地方官逮捕(引诱鉴真东渡之罪),也不忍继续鼓舞年迈体弱的鉴真继续尝试东渡(时已六十三岁,最倚重的弟子祥彦等也已去世),遂于中途与鉴真告别。

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前往扬州拜访鉴真。藤原等人告诉鉴真,他们已知晓鉴真五次东渡,故在京师时,使团曾试图从唐玄宗处获得高僧东渡的许可。但唐玄宗的旨意是“令将道士去”,希望使团带回日本的是道士而非僧人。藤原让鉴真自己决定,是否要冒着偷渡的风险,第六次前往日本鉴真做了肯定的答复。十月十九日,鉴真一行随使团悄悄离开扬州,十二月十日抵达日本。六次东渡,前后历时十二年。

公元754年,鉴真入平城京,在东大寺大佛殿钱,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及僧俗400余人授戒。公元758年,日本朝廷表彰鉴真的功绩,赐予其“大和上”的称号,并赠亲王旧宅为鉴真的专修道场,即日后著名的唐招提寺。

鉴真日本生活了十年,这十年间的具体境遇(主要是政治境遇),学术界存在一些分歧。汪向荣的《鉴真》一书认为,因思想理念方面的差异,鉴真曾遭到日本朝廷的冷落和“奈良旧教团”的排挤。其中一则重要证据是,淳仁天皇于公元758年登基的同日,免去了鉴真的大僧都之职。王金林则认为,“鉴真日本是受支持、受崇敬的”,他的被免职“首先是鉴真自己的要求”,证据是《元亨释书》中有记载称“此日授(大和上)号鉴真。初为大僧正,真患纲务烦杂,故有此释”,由此可见,“如果鉴真自己不提出来,朝廷也不一定免他的大僧都职”。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未必是这两种意见之一。如前文所述,日本朝廷对外聘请高僧一事,本就存有世俗政治层面的目的,在政治层面引起某些力量的反对,乃是情理中事。鉴真东渡日本,旨在传播与交流文化,而非为追求政治地位,但对日本朝廷而言,如何对待鉴真,却不止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纵观鉴真日本生活的十年,有两点值得注意:(1)日本政府对鉴真的文化地位和生活待遇方面的尊崇,从未稍减;(2)政治性职务方面确实有所调整,但调整方式上仍给予了鉴真极大的尊重——依据淳仁天皇的诏书,免去鉴真大僧都的公开缘由是“政事躁烦,不敢劳老”,考虑到鉴真该年已满70岁且双目失明,其精力与身体状况,确实不宜纠缠在具体的政务当中。且在免职大僧都的同时,淳仁天皇对鉴真尚有赐住宅、赐水田旱地、赐宫中殿宇为传戒讲堂等举动。

公元763年,鉴真在异乡去世。这位76岁的老人,历经艰难困苦,怒海出航,用自己的后半生,回应了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这是一种朴素而伟大的“以善意回应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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