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河北之间》是一部讲述唐朝中晚期历史的书籍，作者仇鹿鸣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喜欢研究历史的朋友，应该不会对仇鹿鸣老师感到陌生。唐朝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各方面最为强盛的一个朝代，但唐朝真正的全盛期实际上只有前期，中晚期的唐朝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慢慢步入衰落。所以《长安与河北之间》就把重点放在了更值得研究的中晚唐，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长安与河北之间》书评一：
藩镇史研究的力作，几乎所有文章都经过了大幅度增订，非常用心。尽管是论文合集，但主题线索仍然比较清晰，论述时间自安史之乱到唐末也颇为完整，主因应该是作者对话对象的同一性，基本是回应陈寅恪胡化说及日本学界征服王朝论唐宋变革论等观点，如第一章以严复墓志中四星会聚及金木相代等安史政权的政治宣传为例，作者认为其利用华夏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构筑王朝正统性，包括燕国号的成立也与此有关，同时安禄山对于延揽汉族士人不遗余力，这均说明胡化等标签的限度。
关于安史之乱后“忠”观念的变化，第二章通过王伷经历的梳理及对唐朝处置贰臣政策的变化的观察，作者发现忠的变化是回溯性而非即时性，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贰臣仍然同情与回护。此一部分关于安史政权的异同，仆固怀恩做法的时代背景及张巡、许远争议的梳理颇为精彩。此外唐燕政权的更替的影响也并非如官方史书宣传那样大，两个政权的文臣群体有相当的延续性，对于时人来说这样的朝代更替类似武周革命之时。
作者将中晚唐的藩镇的动乱划分为前期外向型的“政治性反叛”与后期内向型的“经济性骚乱”，后者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河北藩镇的地域依附性，此点制约其对外扩张，导致唐末失去了争天下的动力，同时节度使为保持权位也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完成了新型君臣关系的确认。通过对德政碑等政治景观的考察，作者指出所谓的河朔故事其实是中央与藩镇基于现实考量而做出的调整，即所谓政治默契，进而达到中央与地方的新的政治平衡。在此唐廷与藩镇的博弈和制衡构成了一个稳定存在的结构，黄巢乱后建立的新藩镇与此前的藩镇体制存在着断裂。而且也正是中晚唐朝廷面临的各种挑战刺激了皇帝个人权力的强化，作者无疑大大丰富了唐宋变革的面相，线性的思维掩盖了太多关键的历史细节。
本书的主旨按作者的说法是通过描摹政治过程的复杂性的同时，展现中晚唐长安与河北之间互动的实质及藩镇内部的多元结构，无疑，作者成功了。
作者：中世与近世之间(来自豆瓣)
《长安与河北之间》书评二：
仇鹿鸣老师的新书终于到手了，这本新书有种与《魏晋之际的权力关系与家族网络》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传世文献的充分发掘和对学术史的梳理把握，是仇的一贯的学术风格，也是其书使人读来酣畅淋漓之处。但与旧著不同的是，《长安与河北之间》更注重对出土材料的解读，以及对新文化史的史学新方法的运用，令人耳目一新。石刻材料的运用在史学研究中早已屡见不鲜，与大多数史家讲碑志上的文字当作补史之材料不同的是，仇更关注碑志的本身，即墓志、神道碑和德政碑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的政治宣化的实际功能。
全书围绕李德裕的一句“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按军情”所提供的历史线索展开论述：长安与河北之间，存在某种政治默契，唐廷以类似“羁縻”的形式与河朔藩镇之间形成一种“礼仪性的君臣关系”，彼此相安百余年。藩镇内部自行拥立将帅，唐廷给予优厚的待遇名义和礼节上的承认，以换取藩镇的顺从与支持，这是自宪宗以后形成的“河朔故事”。与传统史家从中央与地方实力的消长关系对此进行批判所不同的是，仇鹿鸣认为正是通过假节钺、立德政碑等一系列渗透政治权威而非强加政治权力的手段，形成彼此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使得长安与河北之间相安百年。
在“河朔故事”下，一方面对朝廷的“忠”和对节度使的“忠”具有同构性，唐廷的官爵威命是藩镇节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节帅须在藩镇中树立朝廷的形象，才能赢得军民对自己的效忠;另一方面，朝廷对藩镇的优待以换取相安的同时，藩镇节帅也通过优厚的物质利益，维系下属对自己的忠诚，以求与朝廷抗衡。这种无限制的优宠，最终造成了藩镇军队的自利化和地方化倾向——重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缺乏政治进取心，这一方面使得藩镇内向化发展，失去扩张和反叛的政治野心，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藩镇内部结构的变化，节帅和军将阶层割裂，非理性的小规模骚乱频发，兵士动辄驱逐节帅，成为骄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唐末中河朔藩镇没有成为逐鹿天下的强大势力，最终为李克用、朱温等人的新型藩镇所取代。
作者：国朝东观校书郎(来自豆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