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应该在书中或者古装剧里经常能看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也表明了古代皇帝对臣子掌握着杀生大权，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要是哪天惹到皇帝不高兴，恐怕会小命不保。不过你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出自哪里吗，还有这种思想到底给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哪种影响?如今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封建时期，这句话也不再需要，但对于生活在古代的人们，他们还逃脱不出帝王权力的束缚。
这句话出自何处
这句话源自于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
汉武帝登基初期，窦太皇太后仍旧不愿放手朝政，她信奉黄老之学，独爱道家。景帝时期就强迫景帝用道家学说治国，而年轻的武帝想要集权，想要把朝政真正地把持在自己的手里。这时有个人出现了，董仲舒从先圣孔孟的儒家学说中提炼转化出一个理论——“三纲五常”。
“纲”是什么意思?表率的意思。
“君为臣纲”要表达的是，作为君主，要做臣子的表率。臣子为君王分忧，君王为臣子着想，这是君臣之间的义。所以在“君臣纲”刚问世的时候，其实意味着的皇帝权力并没有我们现在印象中的那么强。
孔子曾经明确地说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儒家一脉在君臣关系上的认知，一开始是比较接近现代社会的老板和员工的，如果君不遵循“道”的话，就可以跟这个君说拜拜。这种思维模式，其实是跟春秋战国时国家并不统一有关的，当时各种学说如百花绽放，百家齐鸣，孔子、孟子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都曾经在各国君王面前阐述自己的学说，可以说是工作机会相当多了，对于君臣关系有这样的总结也不奇怪。
那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的原话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据检索，各种正史以及儒家典籍中并没有这句话，这句话最早是出现在明清两朝的小说话本里。
四大名著中明代小说《西游记》中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台词：
八戒道 ：“师父，你是怎的起哩?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
那么，明朝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整体的社会风潮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概念
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里面的价值观通常是与当时的价值观统一的。让我们回顾一下明朝的诞生。
明朝是由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而成立的，而朱元璋这个人，跟历史上大多数军队领导人都不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底层民众。
小时候放牛，当和尚，当乞丐，为了生存，在少数民族政权下讨口饭吃，什么低贱的事都做过了。他的命运似乎与那个时代里煎熬着的大多数人的命运都一样。直到他参加起义军以后，才真正摸到了改变命运的门槛。
起义军中多年的滚摸爬打，朱元璋形成了对这个世界权力法则的认知。军队里讲的是军令如山，军人的性命其实大部分是捏在军队长官手里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将在军中学到的东西，移植到了国家管理上来。他在位期间，废掉了丞相和行中书省，设置了三司，分别掌管军事、民政、司法。将权力分给六部，而六部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
之前做皇帝可能只需要跟丞相讨论大一点的事情，而到了明朝改制之后，皇帝可能大事小情都得掺和一脚。虽然更累，但皇帝做得也更安心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然不怕有人遮掩自己耳目。
在这样的制度下，皇帝对于臣子的要求，已经不再只有能力和忠诚了。在这两项硬指标之下，还需要有一个隐性的指标：服从。
而在这样的朝堂风气下，只有足够服从的臣子才可以真正在皇帝的手底下过上还不错的生活。
朱元璋本人对于这种风气并不觉得有问题，甚至还会在读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思想时大怒，并将孟子第一次移出了文庙供奉。还将《孟子》一书中自己觉得不对的话全部删除，市场上只有经过皇帝筛选的《孟子节文》流通。
控制人的人身自由不算什么，控制人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将人掌握在手中。从此后，天下的读书人再不准有儒家传统的“民贵君轻”想法。君权至高无上，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导向。
这种思想到底给社会带来了什么
明朝以后，君臣关系相比唐宋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唐朝时的皇帝们，其实更偏向于给臣子更大的话语权，从唐朝时李世民与魏征的“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例子，可以看出，那时的君臣之间虽有地位差距，但从思想上来说是平等的，君臣之间可以平等交流，甚至臣子可以斥责君王。
到了宋朝时，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出身，但是在君臣关系上，却是自古以来少有的和谐。
宋朝的臣子多是科考出身，儒生讲究气节，臣子不畏皇权谏言更是可以引为妙谈的事迹。另外，宋朝规定“刑不上士大夫”，士大夫可不受肉刑，并不是说，士大夫可以随意犯罪，这是对学者们的人格和自尊的尊重。
宋朝的官员是史上少有的高收入官员群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大部分官员贪污案件的发生。
而到了明朝，因为开国皇帝对于君权的大力强调，臣子们的待遇一降再降。明朝臣子的俸禄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低的，朱元璋作为一个真正的底层出来的皇帝，他对于金钱的概念自然是与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君主不同的，所以只给臣子们足以糊口温饱的银钱，但这也导致了贪污横行。
真正的清官，如同海瑞这样的，就算官至正四品，也仅仅只能够全家吃饭，甚至有时候还要忍饥挨饿，衣服更是穿不起，到处是补丁。
不仅是在金钱上的慢待，在朝堂上，一个臣子再也没有尊严之说。若在朝堂上，稍有触怒龙颜，即刻拖下去交由锦衣卫执杖，打屁股。可能几年下来，朝堂边上站着的锦衣卫就能打遍朝中所有大人的屁股。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清高了一千多年的儒生们，从此斯文扫地，慢慢地忍耐、接受，并习以为常。
朱元璋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体系，皇帝必须事必躬亲，方能正常运转，这除对帝王的体力有超出常人的要求外，还必须要兢兢业业，热爱本职工作。但事实上，明朝除朱元璋等不多的几位皇帝外，老朱家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消极怠工甚至几十年不上朝、不理朝政的皇帝屡见不鲜。
因为后世皇帝的懈怠，权力便渐渐转移到内阁。这套本来集中皇权权力的制度，反而大权旁落，被内阁抓到了手里，与稳固皇权的初衷背道而驰。
清朝入主中原后，继承了明朝的君臣体系，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设置军机处，军机处所有臣子需要跪着听皇帝指令和记录皇帝的决定。军机处的设立，使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主仆关系。
自明代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思想出现之后，人命变得更加轻贱，皇帝可以对臣子随意生杀予夺。
洪武十八年，郭恒案爆发，整个贪污案件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而当时朝中臣子总数不过两万余人。
到了清朝，臣子需要自称“奴才”，自认皇帝家奴。在封建社会里，奴才是没有多少自己的人身主权的，在皇帝这里，更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副交给皇帝，形成真正的“家天下”。
怎样理解古代帝王的生杀大权?皇帝的生杀大权，其重点不是在“杀”，而是在“生”。
封建制度中，人的命是由皇权决定的，命从一开始就是交在皇帝手中，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命的存续是在皇权的默认下才得以继续的，而皇帝在杀人时，并不是在“杀”，而是在剥夺人“生”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