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决定外，还有内在的原因，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源于：多样性的融合力、统一性的同化力、包融性的融合力、伦理性的亲和力、民族历史意识的延续力、变易性的创造力。这些内在原因，构成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之源，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只有中国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间断过的文化。从外在原因上说，这是由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决定的。但从内在原因上看，则是因为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源于多样性的生机力、源于统一性的同化力、源于包容性的融合力、源于伦理性的亲和力、源于民族历史意识的延续力、源于变易性的创造力。
一、源于多样性的生机力
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状态。这首先是复杂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极为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在衣食住行方面，中国各地历来就存在很大差别，久而久之就形成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农业民族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土地的依赖，发展成重农轻商的安土重迁的观念。但生活在海滨的人民却把海洋视为生活的必需和财富的来源，不但把渔业、盐业作为主要产业，还致力于海上交通和与海外联系。西域的一些绿洲小国本身土地有限，但处于东西交通要道，所以很早就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北方游牧民族生存条件更为严酷，只能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正因为这样，中国文化在其发祥期，就显示出多元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至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了以地域为标名，以风俗习尚为分野的邹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等。著名的诸子百家之学，固然是社会转型与士文化勃兴的产物，但与地域文化亦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儒家与邹鲁文化的关系，道家与荆楚文化的关系，法家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都表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政治状况不仅使人们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而且孕育了不同的学派和理念。鲁为周公受封之地，西周典章制度“礼乐”文化于此保留较多，是滋生儒家学派最适宜的土壤；荆楚之地僻处南方，那里的社会风俗与习惯等方面比中原地区远为浓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会的许多传统，不像中原地区那样经过严格的“礼”的教化。荆楚沅湘水国与岑峨峻嵯的自然环境所形成的文化心理，以及社会风俗中所保留下来的原始活力，使荆楚文化孕育了一种杳冥深远、汪洋恣肆的哲学思想。《老子》、《庄子》、楚辞，都产生于楚文化圈中；三晋为四战之地，提倡农战的早期法家思想首先在这个地区兴起。秦汉时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国家的大统一，文化也在整合中趋向于一统化。但在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和秦汉帝国广阔的疆域中，不仅仍保存着先秦以来的地域文化，而且溶入了北狄西域等异族文化，如汉乐府中的《鼓吹饶歌》十八曲，就是吸收异族文化而产生的新艺术。中国文化多元状态的形成，亦缘于中华民族血缘成份的复杂性。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并不是由单一的部族发展而来，而是在许多部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早在上古奴隶制国家出现前的时代，即出现了大致可以按地域划分的四大部族集群：由西而东的姜姓炎帝族、由北而南的姬姓黄帝族、由西而东的史前东夷族、由南而北的苗蛮族。它们从不同的方位向中原大河谷地和沃野平原汇集，逐鹿争雄，经过血与火的多次洗礼，黄帝与炎帝这两个最强有力的大部落结成了联盟，最终不仅造成血缘部落联盟发展为地域部落联盟，蜕变而为国家，而且也促使不同民族部落之间发生融合，遂产生了古华夏族。在此基础上，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国，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民族的国家。但夏朝仍然存在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部落包括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褒氏、费氏、杞氏、辛氏、冥氏等等。至商、周时期，许多经济文化远落后于“诸夏”民族的异族，还散布在商、周的疆域中，经春秋三百年的变迁，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等部族逐步实现了华夏化，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华夏族。作为华夏族的主体——汉族，是吸收四方百族的血液营养而形成的。华夏文化亦是由夏夷百族共同创造的。如果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作为华夏民族始祖的黄帝和炎帝，开华夏文化之源头，据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研究，黄帝一系可说是中原民族亦即汉族的远祖，炎帝一系则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夷族的远祖。在华夏历史文化的发展中，炎黄两系融合，形成为华夏族及华夏文化。在华夏文化中，黄帝一系发展脉络较显，夏、周文化及邹鲁文化即属黄帝体系，儒家思想即由此而出；炎帝一系发展脉络较隐，但也不是没有踪迹可寻，殷商文化及楚文化即来于炎帝一系，道家思想则由此而出。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基本线索的儒道互补，实际上即来于夏夷民族与文化的交融。秦汉至明清，经历多次大规模的民族斗争和融合，使中华民族的血统更为复杂。世界上本就没有血统纯粹的民族，但像中华民族血统这样复杂的却不多见。民族既非单一，文化也就不会是单元的，民族血统越复杂，文化的生命力也就越强。民族血统的复杂，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使得各种文化相互冲突激荡、融合融汇，在“和而不同”中发展。因此文化多样性，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源泉。
二、源于统一性的同化力
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使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力。一国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只具有多样性而不具有统一性，那么，这种文化就不具有凝聚力和同化力。中国文化能够递生代长，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国自西周以来，在华夏族和华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理性自觉，大一统观念便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春秋》大一统”是人人皆知的名言。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政治的变革中，王纲解纽，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打破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重建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诸子百家，蜂出并作，交互争鸣，势同水火，但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使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方向上，却有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共识。事实上，战国中期后的文化发展已出现整合的趋向。《庄子·齐物论》就对纷争的诸子表现出一种超越或整合的精神，《荀子》则通过吸收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和法家的重法思想而整合了儒、道、法三家。被视为杂家的《吕氏春秋》更具有综合的特点。秦汉帝国大一统局面的确立，更加强化了学术整合与文化统一。秦汉时代的学术整合与文化统一，表现在文化上，是楚汉文化的融合，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并汇；表现在学术上，则是以儒道互补来整合百家格局的真正确立。当然，最能表征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现象，莫过于儒家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所谓经学，就是训解和阐述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是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成为汉代以后历代的官学。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还是医学、科学、艺术，都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无一不渗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尽管经学的主导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利的负面影响，因而也就有了诸子百家、道释玄禅从异于儒家的方面加以矫正和补充，但是，经学在统摄和凝聚、规范多样性的中国文化，形成中国民族的共同心理，使中国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同化力方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在中古时期前，虽有诸子百家之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库，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像儒学那样起到统摄整合百家的作用；在中古时期之后，文化上虽已形成了儒道释三家鼎立的格局，然而道与释都不可能对整个中国文化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只有儒家，才能建构以儒为主导的诸子互补的自控系统，进而形成以儒为核心的儒道释融合的自控系统，确保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整合力、凝聚力和同化力。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并不是中国没有经受过外族入侵，而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说明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巨大的同化力。这其中，就有儒家的重大作用。
三、源于包容性的融合力
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融合力。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兼收并蓄、涵溶异质、多元整合却又“和而不同”。“和同之辩”早在西周末年就已出现。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发问时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他已经认识到，由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事物联结在一起，使不同事物相配合，就是“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重和去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中国文化在其发展中，就导入了这一理念。“重和去同”反映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就是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性的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包容了难以数计的特色各异的区域文化和习尚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互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更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在于它表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四、源于伦理性的亲和力
中国文化是伦理类型的文化，伦理性，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伦理观念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孝亲敬祖、尊师崇古、修己务实、不佞鬼神、乐于安命，等等，这些在几千年农业宗法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社会心理和观念形态，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文化的伦理性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与世界各国不同，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步入阶级社会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法制度。与之相联系，血亲意识，即“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观念继续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而且其形态愈益精密化。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亲意识有的转化为法律条文（不孝成为犯罪的“首恶”），更主要的是形成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还有浓烈的“孝亲情感”，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中国人也拜神，但无希伯来人、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那样虔诚和狂热，耶稣受难曾激发欧洲人无以名状的心灵震撼，而中华民族却以“如丧考妣”来形容悲伤至极的情感。正是由于“孝亲”意识笼罩社会，才使得绝大多数炎黄子孙不致成为“六亲不认”、“无君无父”的宗教狂徒。从这个意义上说，纲常伦理观念如同一具庞大的、严密的“思想滤清器”，阻挡、淡化了宗教精神对国民意识的渗透。中国文化的伦理性无疑具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但也有其正面的积极作用。如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肯定谁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同时对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者也可以形成道德制约和严格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的伦理性所产生的亲和力，至大至强至深。这种亲和力是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越地域、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早在西周时期，中华先民便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春秋时代，沿此又有所谓“华夷之辨”，这些都表达了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这种亲和力进而使中国文化显示出极为明显的情感性或情感表现性，一方面，情感表现性的特点渗透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从文学、史学到哲学，几乎无例外地表现出这一特性，即便在哲学这个需要抽象和思辨的领域，我们也仍然能够感受到情感性的评价与审美，亦即“善”与“美”对认知所具有的作用。这些，极大地普化了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同时，情感表现性又显现为一种更明确的形式，即在中国文化中“诗歌”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远远超过其它民族。诗歌渲泄着一个民族的情感。一部中国诗歌史，各类题材的诗，无论是思君念父、游子思归、怀乡恋土、赠别述怀，所表达的情感基本都是伦理性的。从《诗经》楚辞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从民间歌谣到文人诗歌，诗的长河源远流长，跳荡的是民族伦理情感的波涛。以伦理文化所表现的文化亲和力，通过各种文化与文学的形式巩固并加强了文化心理特质的自我确认，这一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老》、《庄》、《论》、《孟》；《史记》、《汉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其深厚的民族情感和伦理性的亲和力，使今天海内外炎黄子孙保持着文化认同。比如，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已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中，一刻也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总之，源于伦理性的亲和力，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中华文化不被间断的重要力量。
五、源于民族历史意识的延续力
中国文化中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传统，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性。所谓历史意识和史学传统，是指在中国文化的构型中，史官与史家文化占有特殊的地位。缘于宗法社会结构，不仅形成了具有极强亲和力的伦理文化，而且也形成了高度重视祖先史迹的史学传统。据传黄帝时代就萌生了史的意识，如《文心雕龙·史传》即有“史肇轩黄”之说。到了夏代，随着国家的建立，在所设置的一系列官职中，其中就有史官——太史令。商、周进一步发展了史官制度。殷商史官，甲骨文中称作“史”、“尹”，西周初，周天子置史官，后来各诸侯国也设置了史官。周时的史官名称有“太史”、“内史”、“御史”等。由史官撰写的史籍，便形成了所谓史官文化。春秋末期，在官学下移，士人文化兴起的潮流中，孔子以其修成的编年体的《春秋》，首开私人修史之风，表征继史官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史家。继此之后，又出现了史实更为详备的《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中国古代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和发达的史学，在中国文化构型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对哲学、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章学诚称“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到了汉代，随着民族的大融合、国家的大统一、文化的大整合和民族历史意识的进一步成熟，又出现了更为恢宏的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的的巨著《史记》。《史记》是一部从黄帝一直叙述到汉武帝的通史，它把各民族的来源归结为同出于黄帝的统一谱系，显示了汉民族的形成和民族历史意识的成熟。《史记》这部划时代的历史巨著的意义在于：它在史学领域里自觉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大统一的要求，高举了大一统的旗帜。《史记》上限起于黄帝，旨在说明三代帝王、列国世家，追祖溯源，皆本于黄帝，整个中华民族皆是黄帝子孙，就连匈奴、西域、西南夷等族也都属黄帝支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形成于春秋，初见于孔子，而正式奠基于汉代，显见于《史记》。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使司马迁在《史记》中建立了五帝、夏、商、周、秦、楚、汉的正统序列。而从黄帝到武帝，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贯穿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帝王君主的统一事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诸侯割据，天下无主，是一种历史的反常情况，中华民族仁人志士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目标即在反对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或重建天下一统的事业。正是这种大一统的历史观，使《史记》以整合文化为其学术目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之语”，把当时流行的官学六经和诸子百家之学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与战国秦汉之际学术由分裂而走向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体现了大一统的历史观与文化整合的统一。正是这一点，奠基了《史记》在中国文化史和史学史上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史记》之后，中国历朝历代均有断代史著作，形成了延绵不断的史学传统。从先秦至明清，各种正史、野史浩如烟海，这一史学传统在中国文化构型中的作用不仅使中华民族始终葆有一种历史文化承传的自觉意识，而且由于其大量载录了在各种变革、各种事件中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活生生的精神性格，更能显现与存活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在历尽磨难饱尝艰辛的历程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些都广泛激发了后人对祖先业绩及其精神的自豪与崇敬，从而也就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认同。这种自豪和认同通过史学传统深深积淀在整个民族的心里，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延续力，使得中国文化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更大的连续性。
六、源于变易性的创造力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变易思想，从而使中国文化内蓄着一种创造力。变易思想，根源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衍的宇宙观，于《易传》哲学表现最为彰显。《周易·系辞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哲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视变化为创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宋代理学家张载为此释义说：“生生犹言进进。”就是说，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大流，这就叫做“易”。一阴一阳，生生之易，发生在天地之间，一切都在创新发展着，宇宙是日新无疆的历程，是开放的、交融互摄、旁通统贯、有机联系的整体。对宇宙创化流衍的信念，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创造能力的信念。在创进不息、常生常化、包举万有、统摄万象的宇宙精神感召下，人类可以创造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能够日新其德，日新其业，开物成务，创造美好的世界。人们效法天地的，就是这种不断进取、刚健自强的精神。正是中国文化的变易性所产生的无穷的创造力，才使中国文化高峰迭起，绵延不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文化变易与创新的历史。以学术发展为例：春秋战国的诸子之学，两汉时代的经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宋明时代的理学，都反映了学术上的变异与创新。就诸子之学而言，儒道墨法诸家内部都派中有派，学术上经历着不断的变易和创新，最显著者如儒学，在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据《韩非子·显学》记载：“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孟氏之儒”即孟子，“孙（荀）氏之儒”即荀子。从孟子的性善说到荀子的性恶说，即反映了儒学的变易。墨家在墨翟死后“离为三”，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离为三”也是变易。道家在老子之后也分为数派，既有“秉要执本”、“君人南面之术”的稷下黄老学派，也有“绝去礼学”、“玄同是非”的庄子学派。法家学派内部亦在法术势三者的侧重上显示了差别：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发展到韩非，则集其大成。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主要表现了学术分化中的变易和创新，其轨迹较好把握，至于秦汉之后，学术在整合要求下变易的创新更是举不胜举，难以一一缕列。举其大者，如汉代董仲舒是在儒家之外吸收了阴阳、道、法等思想后更化了儒学，宋代朱熹则通过整合儒道释而创新了儒学，都是人所共知的显例。整合中的创造既包含对本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包括吸收与改造外来文化使之中国化。中国文化所以被称为博大精深，不仅在于其底蕴深沉，而且在于其具有在整合中创新的特质。
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生机力、同化力、融合力、亲和力、延续力、创造力，是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的具体表现，而由这些“力”相互凝聚和整合所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则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