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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有吸收，且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三者相通。他将三者相互融通，注入自己的生命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形态，为后人欣羡和瞻仰。
儒家·执着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基因，“圣贤书”培养了他们的思想根基。苏轼信奉儒家仁民爱物、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自言青年时“好贾谊、陆贽（西汉名儒）书”。年少时，其母程氏为他读《后汉书·范滂传》，小东坡听后，就有志于学习东汉名士范滂勇敢、刚正不阿的精神。
在考中科举、入仕之后，颇有用世之志。在朝中，有志于改革朝政，敢于直言。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对新党的王安石新法，但是也反对旧党司马光的全盘否定新法。在地方做官时，勤于政事，为地方百姓做实事，造福一方百姓。
苏轼有仁民爱物的儒家精神，他性情温和，心地光明，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对尘世人间怀有热爱，对人世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
另一方面，东坡又“一肚皮不合时宜”，也是源于一腔正气，因而对政治弊端不能姑息，勇于批判社会现实，如《吴中田妇叹》中所写：“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敢于为人民发声，批判时弊，其根基为儒家的一股正气、致力于除弊的执着精神。
道家·洒脱
苏轼的仕途并不顺利，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一次是59岁被贬到惠州，后又被贬到儋州，对他是极大的摧残。
向外积极入世、用世的挫折，使他向内寻求心灵的慰藉，道家思想无疑是抚慰心灵的良药。
苏轼是四川人，李白也是少居蜀中，巴蜀地区道教风气较浓，并非一味地如儒家一样方正，他少年时期曾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年少时就爱读《庄子》，曾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道家注重自然，将儒家的视野从社会人生延展到浩渺宇宙，让心灵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
苏轼吸收了道家顺应自然的基本思想，曾在词中写道“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即使在逆境无可奈何，也持心宁静，随遇而安，顺其自然。
人生多歧路，面对不幸遭遇，苏轼能以道家思想自我调节、自我解脱。
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逝者（水）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月）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化用了庄子相对主义的思想，突破人生有限的观念，将境界扩宽至宇宙万物的无限时空——不必为现世的短暂而徒然感伤，不必以自己的一段人生为衡量尺度。放眼天地万物，无所谓永恒与短暂。人亦是自然中一分子，本与万物同化。
这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使他获得心灵的释然，以乐观旷达的精神笑对人生。
佛家·圆融
苏轼并非佛教徒，但与佛门弟子有密切的交往。他本人的坎坷人生经历，也使他在佛教思想中寻求精神的皈依。
东坡曾在诗文中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南华寺》）可见其受到佛家思想的浸染。
东坡学禅，并非是虚谈佛理，或是学佛家的清规戒律，而是深深地融入生活，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相融，增加思想的厚度，升华人生的境界。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其诗意流露出佛家万事皆空的思想。有时想想，人生如梦，世间苦难也就不足萦怀，不妨持平常心，豁达观世相。
东坡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他吸收了佛家有益于人生的思想，向往“静”与“达”的人生境界，破除偏执，圆满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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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思想融汇了儒家仁民爱物、济世安民的精神，道家顺应自然、超然物外的思想，佛家持平常心的精神境界。既有儒家的执着、道家的洒脱，又有佛家的圆融，既执着于现实人生、做入世事业，又能跳出来、不执迷于尘世。即使身处逆境，依然能保持达观精神，盎然的生活情趣。
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形态，是儒释道三家相互融通。苏轼之所以魅力耀千年，是因为他以儒家为根基，融合道佛思想，将三家的精神资源融入自己的人生。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命范式，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人格化，为后人称道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