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本文节选自《道冠儒履释袈裟——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绪论《儒释道的基本人生观》，作者张松辉。
《道冠儒履释袈裟——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以浅易的典故或古诗文标目，内容扣住人生几大主题：学习、生活、养心、世事、处世，每一命题皆从儒释道三家的理论体系和各家典型事例中去关照、求索、总结归纳，于各家论说冷静剖析，切中了每个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背景和文化情结，借助先哲的智慧和哲思，从他们的寻求、答案中获取当下人生困惑之确解，读者阅读易产生共鸣。
儒家的人生理想，首先是“达则兼善天下”，但也不可忽略了写在它前面的另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达则兼善天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穷则独善其身”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他们刚刚打开书本开始读书的时候，无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无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
以杜甫为代表的“诗圣”们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群隐居文人照样念念不忘“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一生没有当过官的孟浩然也曾羞羞答答地向丞相张九龄递上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表达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艳羡之意。就连迷恋神仙的李白也立志“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最为理想的人生设计是“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先立功立名，然后再修仙登天，人世建功第一，出世修仙被放在第二位。
△ 李白像
可以说，“修齐治平”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人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第一步，但能够把这个第一步走好的人实在太少了。
文人们少年气盛，不知世道的艰难，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发现原来四面皆壁。他们屡起屡蹶，屡蹶屡起，直到焦头烂额，幸运的士子方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宦海沉浮，危机四伏的仕途生涯又使他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与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坚持孔孟之教而又举步维艰。仕途成功后的幸运文人这才发现，梦寐以求的宦海，原来也是一片苦海。无论是进入这片苦海的，还是没有进入这片苦海的，都有诉说不完的怨言。他们甚至抱怨是孔老夫子骗了自己。
以崇儒著称的杜甫晚年就发出这种不无愤激的呼声：
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
△ 杜甫像
面对这些抱怨，孔子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深感委屈。因为孔子为士人设计的人生道路，除了“出”之外，还有“处”。孔子在政治上多次失败之后，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
有人说，西方的文人自杀的多，而中国的文人自杀的少，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庄、禅，而西方没有，西方文人在精神领域里缺乏一块像庄、禅这样的缓冲地带。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讲清楚的一点是，孔、孟也给人开辟过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只不过他们的“缓冲思想”被他们积极进取的思想言行所掩盖，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而已。
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仕途是险恶的。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任何人，特别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在生活中应该多一些伸缩性，只知伸而不知缩，或只知缩而不知伸，注定要在社会中碰壁。屈原是一位备受后人敬仰的大诗人，然而对他的处世态度，我实在不敢赞成。
我认为，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之一就是单相思。有的人为了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的人去痛苦、去流泪、去跳楼、去投河，他们的感情付出和生命付出都是毫无意义的。用《离骚》里面的比喻，屈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单相思者。屈原为那位已经不爱自己、也不值得自己去爱的楚王痛不欲生，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不仅是可怜的，而且还有一点滑稽。
△ 屈原像
从屈原的一生，可以得到许多的启发，我们不妨看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一段记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自视甚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而在屈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屈原看来，整个社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聪明的，别人都是糊涂愚蠢的；只有他一个人是清白高尚的，别人都是污浊肮脏的。当一个遍体洁净无纤尘、且患有洁癖症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群脏如泥猪的生物之中时，那种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每当我读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这类词句时，心中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不是为“混浊”的世人，而是为“独清”的屈原。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屈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一丝改变自己生活态度的意向。既然如此，人间自然是住不得的，于是，他就只好到汨罗江底去寻找知音了。
贾谊的遭遇与屈原相似，所以司马迁把他们二人合为一传。不仅如此，他们二人的才能、志向和心胸也差不多，用苏东坡的话说，他们都“不善处穷”，是“志大而量小”（《贾谊论》）。也就是说，他们有才有志而没有一个宏阔的胸怀。
△ 贾谊像
屈原爱哭，贾谊也爱哭，一个动不动就流眼泪的男子汉，充其量可以成为一个多情的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家。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二人的结局并不一样，屈原自杀了，贾谊虽然因忧闷而活的年龄不大，但他毕竟没有自杀。为什么呢？读读二人的作品就明白了。
屈原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他是否读过庄子的书，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屈原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用庄子思想进行自我安慰的痕迹。而贾谊就不同了，在他最为苦恼的时候，写了一篇著名的《鵩鸟赋》，借庄子思想来发泄心中的郁闷。我们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当心情压抑的时候，用写作的方式自我倾诉一番，心情就会轻松许多。古今一理，贾谊在苦恼时，读读庄子的文章，写写庄子思想方面的诗赋，自然会把忧闷的阴云驱散许多。
对贾谊提出批评的苏东坡的遭遇比屈原和贾谊更惨，屈、贾都只被贬到长沙一带，而且贾谊还是长沙王太傅（他的这次唯一的长沙远行还不能视为真正的贬谪），而苏东坡却被一贬、再贬、三贬，最后被贬到了海南岛。但苏东坡一生都能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生活态度，这实在是因为他得力于庄子和儒家的独善思想。
△ 苏轼像
苏东坡与庄子可以说是异代知音，《宋史·苏轼列传》记载：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苏轼对庄学有极深的研究，对庄子的齐万物、片面观运用自如，在他不高兴时，总是借庄子的一只眼看世界，于是他总是能够在无边的痛苦中找到快乐，哪怕这种快乐只不过犹如寂寞荒凉、茫茫无边的沙漠中的一根小草，他便视黄沙而不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根小草上，于是心中就充满了绿意和希望，于是他就高兴了。
屈原苦恼得自杀了，贾谊很苦恼但没有自杀，苏东坡苦恼少而愉快多，他们的心态好坏是与他们心中庄学的多少相一致的。而庄子思想就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一个变种。
屈原的生活态度是宁肯撞南墙也不愿拐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种执著而不知变通的处世态度是可敬的，但我并不赞成。我不是反对他的执著精神本身，而是反对他执著得不是地方，他是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殉情的。
张可久有一首散曲《醉太平·无题》：
陶朱公钓船，晋处士田园，潜居水陆脱尘缘，比别人虑远。贤愚参杂随时变，醉醒和哄迷歌宴，清浊混沌待残年，休呆波屈原。
说屈原是“呆波”，是犯傻，此语虽含激愤之情，但也不无道理。屈原的一生是可敬的，更是可悲的。渔父的生活态度显得太灵活了一些，有同流合污之嫌，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原则。
我最赞成的生活态度还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社会把你安排到了公卿的位置上，你就想公卿该想的事，做公卿该做的事；社会把你安排在塾师的位置上，你就想塾师该想的事，做塾师该做的事；社会把你安排到农夫的位置上，你就想农夫该想的事，做农夫该做的事。一个塾师或一个农夫，做好了塾师或农夫分内的事，也就算是尽了“匹夫”之责。如果身为塾师或农夫，却非要去想公卿的事情，去做公卿的工作，这不仅是在为难自己，也是在为难社会。屈原和贾谊的不明智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为“匹夫”，却硬要去承担帝师、丞相的责任，别人拒绝他们承担，他们就痛苦，就流泪，就投河去了。
△ 孔子像
孔子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为尊者讳”“无可无不可”等等，都具有极强的伸缩性，是处世的良方。孔子有一段话，我认为讲得非常好：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论语·述而》）
“执鞭之士”是指手拿皮鞭在市场上维持秩序的人，在古代，这种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被视为贱役。而孔子坦率地承认，如果能够得到财富，即使执鞭之士自己也愿意当；如果不能，就去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在孔子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除了弑君弑父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所以孟子称赞他是“圣之时者”。而孟子也说过：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孔孟都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目的，但他们同时又做好了另外的思想准备，并没有把治理天下看作唯一生活乐趣和生活目的，这就使他们在政治失败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不会产生绝望情绪。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