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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贾谊、苏东坡:三位单相思者的不同选择

导  读

本文节选自《道冠儒履释袈裟——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绪论《儒释道的基本人生观》,作者张松辉。

《道冠儒履释袈裟——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以浅易的典故或古诗文标目,内容扣住人生几大主题:学习、生活、养心、世事、处世,每一命题皆从儒释道三家的理论体系和各家典型事例中去关照、求索、总结归纳,于各家论说冷静剖析,切中了每个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背景和文化情结,借助先哲的智慧和哲思,从他们的寻求、答案中获取当下人生困惑之确解,读者阅读易产生共鸣。

儒家的人生理想,首先是“达则兼善天下”,但也不可忽略了写在它前面的另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达则兼善天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穷则独善其身”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他们刚刚打开书本开始读书的时候,无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无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

 

以杜甫为代表的“诗圣”们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群隐居文人照样念念不忘“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一生没有当过官的孟浩然也曾羞羞答答地向丞相张九龄递上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表达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艳羡之意。就连迷恋神仙的李白也立志“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最为理想的人生设计是“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先立功立名,然后再修仙登天,人世建功第一,出世修仙被放在第二位。

 

△ 李白像

可以说,“修齐治平”是几乎所有的古代文人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第一步,但能够把这个第一步走好的人实在太少了。

 

文人们少年气盛,不知世道的艰难,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发现原来四面皆壁。他们屡起屡蹶,屡蹶屡起,直到焦头烂额,幸运的士子方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宦海沉浮,危机四伏的仕途生涯又使他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与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坚持孔孟之教而又举步维艰。仕途成功后的幸运文人这才发现,梦寐以求的宦海,原来也是一片苦海。无论是进入这片苦海的,还是没有进入这片苦海的,都有诉说不完的怨言。他们甚至抱怨是孔老夫子骗了自己。

 

以崇儒著称的杜甫晚年就发出这种不无愤激的呼声:

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

 

△ 杜甫像

面对这些抱怨,孔子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深感委屈。因为孔子为士人设计的人生道路,除了“出”之外,还有“处”。孔子在政治上多次失败之后,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

 

有人说,西方的文人自杀的多,而中国的文人自杀的少,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庄、禅,而西方没有,西方文人在精神领域里缺乏一块像庄、禅这样的缓冲地带。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讲清楚的一点是,孔、孟也给人开辟过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只不过他们的“缓冲思想”被他们积极进取的思想言行所掩盖,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而已。

 

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仕途是险恶的。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任何人,特别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在生活中应该多一些伸缩性,只知伸而不知缩,或只知缩而不知伸,注定要在社会中碰壁。屈原是一位备受后人敬仰的大诗人,然而对他的处世态度,我实在不敢赞成。

 

我认为,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之一就是单相思。有的人为了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的人去痛苦、去流泪、去跳楼、去投河,他们的感情付出和生命付出都是毫无意义的。用《离骚》里面的比喻,屈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单相思者。屈原为那位已经不爱自己、也不值得自己去爱的楚王痛不欲生,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不仅是可怜的,而且还有一点滑稽。

 

△ 屈原

屈原的一生,可以得到许多的启发,我们不妨看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一段记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自视甚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而在屈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屈原看来,整个社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聪明的,别人都是糊涂愚蠢的;只有他一个人是清白高尚的,别人都是污浊肮脏的。当一个遍体洁净无纤尘、且患有洁癖症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群脏如泥猪的生物之中时,那种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每当我读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这类词句时,心中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不是为“混浊”的世人,而是为“独清”的屈原。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屈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一丝改变自己生活态度的意向。既然如此,人间自然是住不得的,于是,他就只好到汨罗江底去寻找知音了。

 

贾谊的遭遇与屈原相似,所以司马迁把他们二人合为一传。不仅如此,他们二人的才能、志向和心胸也差不多,用苏东坡的话说,他们都“不善处穷”,是“志大而量小”(《贾谊论》)。也就是说,他们有才有志而没有一个宏阔的胸怀。

 

△ 贾谊

屈原爱哭,贾谊也爱哭,一个动不动就流眼泪的男子汉,充其量可以成为一个多情的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家。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二人的结局并不一样,屈原自杀了,贾谊虽然因忧闷而活的年龄不大,但他毕竟没有自杀。为什么呢?读读二人的作品就明白了。

 

屈原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他是否读过庄子的书,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屈原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用庄子思想进行自我安慰的痕迹。而贾谊就不同了,在他最为苦恼的时候,写了一篇著名的《鵩鸟赋》,借庄子思想来发泄心中的郁闷。我们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当心情压抑的时候,用写作的方式自我倾诉一番,心情就会轻松许多。古今一理,贾谊在苦恼时,读读庄子的文章,写写庄子思想方面的诗赋,自然会把忧闷的阴云驱散许多。

 

贾谊提出批评的苏东坡的遭遇比屈原贾谊更惨,屈、贾都只被贬到长沙一带,而且贾谊还是长沙王太傅(他的这次唯一的长沙远行还不能视为真正的贬谪),而苏东坡却被一贬、再贬、三贬,最后被贬到了海南岛。但苏东坡一生都能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生活态度,这实在是因为他得力于庄子和儒家的独善思想。

 

△ 苏轼像

苏东坡与庄子可以说是异代知音,《宋史·苏轼列传》记载: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苏轼对庄学有极深的研究,对庄子的齐万物、片面观运用自如,在他不高兴时,总是借庄子的一只眼看世界,于是他总是能够在无边的痛苦中找到快乐,哪怕这种快乐只不过犹如寂寞荒凉、茫茫无边的沙漠中的一根小草,他便视黄沙而不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根小草上,于是心中就充满了绿意和希望,于是他就高兴了。

 

屈原苦恼得自杀了,贾谊很苦恼但没有自杀,苏东坡苦恼少而愉快多,他们的心态好坏是与他们心中庄学的多少相一致的。而庄子思想就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一个变种。

 

屈原的生活态度是宁肯撞南墙也不愿拐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种执著而不知变通的处世态度是可敬的,但我并不赞成。我不是反对他的执著精神本身,而是反对他执著得不是地方,他是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殉情的。

 

张可久有一首散曲《醉太平·无题》:

陶朱公钓船,晋处士田园,潜居水陆脱尘缘,比别人虑远。贤愚参杂随时变,醉醒和哄迷歌宴,清浊混沌待残年,休呆波屈原

 

屈原是“呆波”,是犯傻,此语虽含激愤之情,但也不无道理。屈原的一生是可敬的,更是可悲的。渔父的生活态度显得太灵活了一些,有同流合污之嫌,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原则。

 

我最赞成的生活态度还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社会把你安排到了公卿的位置上,你就想公卿该想的事,做公卿该做的事;社会把你安排在塾师的位置上,你就想塾师该想的事,做塾师该做的事;社会把你安排到农夫的位置上,你就想农夫该想的事,做农夫该做的事。一个塾师或一个农夫,做好了塾师或农夫分内的事,也就算是尽了“匹夫”之责。如果身为塾师或农夫,却非要去想公卿的事情,去做公卿的工作,这不仅是在为难自己,也是在为难社会。屈原贾谊的不明智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为“匹夫”,却硬要去承担帝师、丞相的责任,别人拒绝他们承担,他们就痛苦,就流泪,就投河去了。

 

△ 孔子像

孔子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为尊者讳”“无可无不可”等等,都具有极强的伸缩性,是处世的良方。孔子有一段话,我认为讲得非常好: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论语·述而》)

 

“执鞭之士”是指手拿皮鞭在市场上维持秩序的人,在古代,这种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被视为贱役。而孔子坦率地承认,如果能够得到财富,即使执鞭之士自己也愿意当;如果不能,就去干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在孔子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除了弑君弑父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所以孟子称赞他是“圣之时者”。而孟子也说过: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孔孟都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目的,但他们同时又做好了另外的思想准备,并没有把治理天下看作唯一生活乐趣和生活目的,这就使他们在政治失败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不会产生绝望情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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