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是西欧、北美人民长期历史活动的产物。它起源、发展并成熟于欧洲，由于19世纪列强势力的向外扩张，到20世纪初扩展到了南北美洲，澳洲和南非的广大地区并影响全世界，是一种具有扩张性的文化。
西方文化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中世纪的近千年时间都处于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并融进了阿拉伯文化。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于14世纪出现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16世纪又出现了宗教改革，西方文化逐渐定型。17世纪又出现了科学革命，18世纪开始了思想启蒙运动，发展到19世纪的工业社会，西方文化日趋成熟完善，并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外侵略而向世界扩张。总体来说，西方文化以人为中心，强调人是万物之灵，认为人可以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其出发点是人文主义，其核心是理性和科学;重视个人的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斗争，崇尚民主法制意识，扩张征服意识和冒险精神等，概括起来，西方文化有如下主要特点：
1.天人相分与征服自然
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主张“天人相分”，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西方文化注重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人要生存，必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由于其发源地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不像中国是宽广的大陆平原，提供的天然生活资料就不是那么充裕，人们必须努力探索自然的奥秘，尽可能多地从自然界获取财富，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服务于人类就成了欧洲精神的主流，这种对自然界的探索欲、征服欲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诞生。
西方文化重科学精神。古希腊、罗马时期，许多人都是集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般。注重对自然的探讨，注意深入事物的内部，探究本质上的东西，尤其重视理论上的总结思考。在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后，科学更是开始发出灿烂的光芒。17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革命，宣告了现代科学的诞生。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显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伴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是思想启蒙无能无力。从此科学在西方开始获得蓬勃发展，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威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引起了人类生活、生产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剧烈运动。现代科学的出现是西方社会从传统走向文明的转折点。此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列，共同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主要特征。
西方文学，从荷马史诗《奥德赛》到18世纪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19世纪雨果的《海上劳工》、20世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主题：人怎样在对自然的征服中证明自我的价值。
2.理性精神
由于征服自然的需要，在征服自然、培养科学意识的过程中，西方人特别重视发展理性思维，理性成了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哲学是人的理性发展的产物。
3.个人本位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以个人为社会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人格的尊严。西方人强调突出自己，从其姓名中就可以看出来。西方人的姓名是先名后姓，而不像中国人那样先姓后名，亲人间利益界限划分明显，子女帮父母干活可以领取报酬，子女成人须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空间，互不干涉。
古希腊文化中对人类力量极为崇拜，形成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特征。只是到了中世纪，西方文化处于封建教会和神学的控制之下，人本精神遭到扼制。文艺复兴运动则重新举起了“以人为中心”的大旗，宣传科学、反对神学，倡导人权、反对神权，以人的现世利益为最后原则，呈现出科学、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本精神，为西方文化个人本位的社会特征打下了基础。
启蒙运动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特征。个人本位强调个体的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个体创造价值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但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和亲情，以自己为出发点，人和人的关系是僵硬的、机械的。西方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以战争为本位，决定了它必然强调主要通过道德来约束自我、维护社会的稳定。民主观念、法制观念成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识。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封建专制的同时，倡导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强调以法治国，以法律为准绳，认为自由并不是以个人的意愿任意行事，平等也不是否定命令和服从。真正的自由是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真正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罪感传统
西方文化还是一种“罪感文化”，它沿袭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这与以人为中心的世俗的世界观看起来相矛盾，事实上又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前者鼓励人的创造性，大胆地向自然索取；后者起着行为的作用，以上帝的惩罚来制约人的恣意妄为。《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上帝的意旨，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像为基督教的教义定下了基调：人一生必须不断忏悔自己的罪过，灵魂才能得救，才能在死后升入天堂。尘世肉体的受苦受难就是为了赎罪以求死后灵魂的安宁与幸福。在灵与肉的分裂中，精神的折磨与肉体的折磨是相伴的，甚至更甚于肉体的折磨，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所描写的“灵魂的拷问”。
中国文化大多预设“人之初，性本善”，人的为恶是乌云遮蔽了善性，因而儒家向人指出了一条通过修身而实现内在超越的道路，将社会的完善全部寄托在道德的修炼上。西方哲人则对人性之恶有一种自觉。克服恶的途径，一为教义的训导，一为世俗化的制度建设。基督教的“原罪说”、“教赎论”为人提供了一条自我超越之路；而制度建设，则是在预设人性之恶的前提下，为克服“恶”提供一个外在的制度保障。西方由此得以建立较完备的民主政治、法制休系，与中国的人治传统形成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