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谱的内容
家谱的内容，欧苏创立五世谱法时的宋代仅有谱图、世传等四项内容。后来，人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不断完善，据上文所举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所列明、清、民国七种族谱看，编修于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的《新安毕氏族谱》，内容有8项。编修于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的《（江西）婺源官源洪氏总谱》，内容多到了25项，连家族的构颂案卷都列入了族谱。编修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的《（安徽）绩溪程里程叙伦堂世谱》，内容多到了27项，连家族地产、墓图契据（有的还有甲子纪元）等都编入了族谱。虽然家谱的内容多到了近30项，但归纳起来全部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即人们俗称的卷首内容；第二部分是世系。世系内容相对比较单纯，包括整个家族族众的世图（有的没有）和世传。卷首内容则比较复杂，上文所述家谱内容多到近30项，除其中一项是世系外，其余20多项全部是文献内容。
（一）文献
文献内容虽然比较多而且杂，但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序跋源流类；二是家族文化类；三是人物传记类；四是谱祠族务类。
1．序跋源流类
（1）谱名
家谱有多种名称，根据收录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族谱、房谱、支谱、合谱、通谱等名目。一族的家谱名称有家谱、族谱、世谱、家乘、族系、谱系、谱传、世系图、世系录、世家等等；一族之内的支系单独编修的家谱名为房谱、支谱、某公谱等等；几个家谱或一个姓氏的若干个支系联合起来编修的家谱，称为统谱、通谱、会谱、合谱、合修谱、统宗谱、会通谱、联宗谱等等；皇族所修的家谱，称为玉牒、帝谱、属籍、帝室谱、宗室谱、仙源类谱、天潢源流谱、皇孙郡王谱、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宗室世系表等等。此外，还有专记一事的谱牒，如祠谱、坟谱等等。虽然家谱的名目多达数十种，但最常见的还是家谱、宗谱、族谱、世谱、家乘五种。
家谱名称应该具备哪些要素？王鹤鸣在《中国家谱通论》中指出：“谱名中最重要的要素是谱籍和姓氏，即是什么地方、什么家族的家谱。”根据家谱中有族谱、房谱、支谱、合谱、通谱等收录范围不同名称有别的情况，家谱名称中最重要的要素除了王鹤鸣先生指出的谱籍（什么地方）、姓氏外，还要再加上一个要素：谱种，即什么谱。家谱名称应该清楚地反映该谱是什么地方、什么姓氏、什么样的家谱，尤其是一个姓氏的若干分支的家谱更应该有谱籍，如果一个地方有相同姓氏的两个以上的分支，谱名中除了谱籍外，还要标示堂号，以此来区别于其他同姓支派的家谱。综观上海图书馆主持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家谱的名称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一是有谱籍、有姓氏、有谱种，如《皖桐高岭汪氏宗谱》。这是一种要素齐全的谱名，可以称为家谱谱名全称，它表明该谱是安徽省桐城市高岭这个地方汪姓一族的族谱。二是谱籍不完整只有县名或县以下小地名、有姓氏、有谱种的谱名，如《萧山史村曹氏宗谱》，表明是萧山市史村这个地方曹姓的家谱。萧山是哪里？要查才知道是浙江省萧山区。再如《章镇张氏宗谱》谱籍中仅有一个小地名，人们很难知道确切的地方。什么地方的章镇？经查阅，才能确定是浙江上虞的章镇。很显然，谱籍的不完整，给人们理解带来一定的麻烦。这是一种谱名不完整的家谱。三是没有谱籍，仅有姓氏和谱种的谱名，如《夏氏宗谱》，光绪六年夏鹤溪等编修，初看谱名根本不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夏姓修的家谱，翻阅内容才能确定是江苏丹阳的夏氏家谱。这种谱我们称为谱名模糊的家谱。值得注意的是，像这种谱名模糊的家谱不在少数，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时期、一个地方不完善的家谱体例，是因为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通、交流不广等诸多原因造成的文化现象。四是标有堂号郡名的谱名，如《（福建上杭）清河郡张氏宗谱》，谱名中加上堂号或者郡望，除了表明本家族的归属外，还有用以区别于本地区其他同姓家谱的作用。这种谱我们称之为有堂号郡名的家谱。五是在谱名中标入先祖的名讳、行第，如《（江苏丹徒）大港赵氏第八大分大二公裔下汉杕渼槐分宗谱》，表明是大港赵氏子孙分迁后大二公后裔汉杕、渼槐两支所修的族谱。这种谱名虽然很长，但仍然属于大族之下分支所修的房谱、分谱、支谱、某公谱，我们统称为支谱。六是谱名标示“重修”、“续修”或“*（次）修”等字样，如《（江苏）苏州三槐堂王氏续修家乘》 《（湖南）宁乡道林蒋氏九修族谱》等等，表明该谱是创修之后的续修或第几次续修，我们统称为续修谱。七是谱名中标示“合修”、“合纂”、“联宗”等字样的，表明该谱是一姓中两个以上不同始迁祖的支系联合编修的家谱，或是两个以上不同的姓氏，但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家族联系合修的家谱，如《（贵阳）道真傅氏族谱》 《张廖简氏族谱》 《赖罗傅联宗大族谱》等等，我们称之为合修谱或联宗谱。八是谱名中标示“通谱”、“统谱”等字样，表明是一县、一地区、一省甚至全国的一姓所有分宗统修的家谱，如编修于明代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的《新安程氏通谱》、编修于近年的《中华丘氏宗谱》等等，我们统称之为通谱。
（2）谱序
序，也写作叙，亦称“序文”、“序言”，是古代的一种文章体裁，一般是作者陈述作品的主旨、著作的经过等，最早见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也有他人所作的序，一般是对著作的介绍和评述。汉以前，序放在书末，后列于书首。谱序，即是编在家谱书首的序言。
谱序根据作者的不同，分为“主序（或称自序）”和“客序”两种。主序是编谱者或是本族族人为族谱写的序言，主要内容是介绍修谱理论、姓氏渊源、家族迁徙、修谱缘由、修谱目的、修谱经过等等，“家族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会在谱序中一一作出交代（王鹤鸣语）”。客序是他姓显贵或是德高望重的名流为谱作的序文，主要内容是介绍、颂扬编谱家族的光辉历史和著名人物，评价该谱的品位、价值、意义，同时阐发作者的谱学观点和主张。请名人作序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族谱的品位和价值，这一现象历史悠久，也未尝不可。如历代名人欧阳修、苏洵、朱熹、文天祥、赵孟頫、李善长、章学诚、张之洞、章炳麟、孙中山等等都曾为他人家谱写序，其中朱熹为他姓撰写的谱序，王鹤鸣就搜集了二十余种。
历代名人客序固然重要，但真伪难辨。王鹤鸣就手头掌握的资料，指出：“刊载在某些家谱中的所谓朱熹谱序其实是冒名伪托之作。”“题为朱熹作谱序的《（安徽休宁）江村洪氏家谱》（雍正八年）、《（福建当阳）吴氏宗谱》等七种家谱，所谓朱熹序竟为同一版本……除‘今阅某氏谱牒’中的某姓氏，分别为洪、吴、戴、郑、周、黄、刘一字不同外，其余文字全部雷同，显系冒名伪托之作。”就连收入《朱子全集》一书的十余篇所谓“朱熹谱序”，编纂者朱氏后人朱杰人等经过考证，认为其中有《重修荥阳郑氏世谱原序》（刊《郑氏大宗统谱》卷首，民国纂修）等八篇系伪托之作。
鉴于以上名人之序真假难辨，我们在看到自家族谱中有欧阳修、朱熹、苏洵、文天祥、章学诚等名人序的时候，且先毋夸耀，最好考证一番，如果本家族编谱时与上述诸人无官宦同僚、姻戚故交、名人之后等关系，上述名人是不会为之写序的。如果我们沾沾自喜，轻则令人怀疑，重则贻笑大方，那就是偷鸡不着倒蚀米了。为什么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伪托名人之序？这是因为历代都有专为人修谱的“谱局”和“谱匠”，他们以此谋生。草根之家修谱只好请其代劳，他们有现成的名人序刻版，胡乱编入所修之谱，以图主人高兴多赏银子，于是伪托之作不胫而走，以假乱真，家谱后人还以此为荣，令人不屑，我们不可不慎。
谱序中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有的人为了抬高自己家谱的价值，炫耀自己修谱历史的悠久，故意把族谱中的古代序言落款的时间提到明代、元代、宋代，甚至于唐代，但作序人的官职、序中涉及的地名、史实，却是明代或是清代，甚至更晚的民国时期，弄巧成拙，不仅未提高家谱的品位，反而令人觉得胡编乱造、荒唐可笑，实在是得不偿失。这一现象与名人谱序冒名伪托一样，由来已久，是家谱发展历史中的歧途，应该辨清和纠正。
（3）目录
目录的作用是将家谱的内容按谱书的页码集中刊在一起，便于查检。人们的习惯是翻开书本，首先查看本书有什么内容，分别编排在哪个页码，所以目录一般放在全书之前或放在序后、凡例之前，有的因印刷和装订的方便而放在图像或彩照之后，但一般是放在稍前为宜。
（4）凡例
凡例，又称谱例、例言等，主要阐述纂修家谱的指导思想、定位、原则、体例、内容和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置规定等，在家谱中居有重要位置，是编修家谱的大纲，一般刊在谱序前或谱序后。近年来由于家谱中彩图增多，为便于印刷装订，也有将凡例编在各种彩图之后的。
凡例最重要的作用是统一全谱的体例。凡是在编谱中遇到的问题，诸如采用什么谱式、世系记哪些内容以及按什么顺序记叙、有嗣无嗣怎么写、出继者或异姓承继者怎么记、女性怎么书写、恶行记不记、哪些人物可以立传、哪些人物葬地有墓图、谱成如何颁藏等等，都要在凡例中一一作出规定，以便在编纂过程中严格遵守，做到谱法划一，体例一致。因为内容较多，一般的凡例都有十来条，有的多到20余条。
凡例对于统一全谱体例、提高谱书品位质量至关重要，所以几乎所有懂得编谱者，都在编纂之初便慎重拟好凡例。这条经验值得重视。
（5）谱论
谱论，又称谱说、谱法、谱引，主要辑录古代经典，特别是历代文人学士论述修谱宗旨、意义、原理和方法的语录。到了当代，人们又加上了近现代著名人物、当代国家领袖论述家谱的语录和关于家谱的文件摘录，形成了比较系统、纵贯古今的谱论汇集，如：
北宋司马光《宗派记》曰：昔有问六蓼之所自出，慒然不知所对。人谓诸吴罔记为周之裔，宜取皋陶庭坚不祀之饥。又有成季之昭、宣孟之穆，至若五世而不相吊，人谓异郯子笃少皋之亲，且无言称先职之美。吾鉴兹弊，遂作宗派一图，揭诸中堂，以示诸后进辈，复楷书百余册，凡我族属，各送其一，庶朝夕披览，可以起其敦族之义，不以服属疏远，间而从寻斧焉者。因知所惧，可以厚流俗之一端，是亦谱系之不可无也。
（谱论详见本书附录··《历代谱论汇要》）
人们之所以在编修家谱时不厌其烦地摘录名人谱论和有关部门的文件，而且载在显著位置，其目的不外乎有三：一是证明自家修谱，符合现行法律和政策，官方并不禁止；尤其是现今还有部分人心有余悸的时候，用国家领袖有关谱牒的语录和国家部委的文件，能充分证明当今编修家谱并不违法，能有效解除一部分人的疑虑；二是利用名人谱论来说明家谱的重要性和修谱的必要性；三是将名人谱论作为自己修谱的指导思想、遵循的原则，以及编纂目的、采用体例的理论依据，可以有效地将自己的编纂工作上升到理论高度。
（6）祖先像赞
许多家谱在卷首都刊有本家族人物的图像和赞语。这些图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本家族的始祖、始迁祖；二是五服之内近世祖先；三是历代仕宦名人。这些图像旁的赞语，有不少是名人所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家谱画的先祖图像，因为年代久远，面相、身材属于想象画作，无论怎样都可以理解，但冠帽服饰完全错误，让夏商周三代时期人戴宋代的官帽幞头，穿明代的袍服，着白底乌革朝鞋，令人啼笑皆非；还有的家谱图像，常常出现几个人物是同一个图像，只是图像上面或下面人物的名讳不同，让人不屑一顾。这样的先祖画像，尽管赞语冠冕堂皇，但画像胡乱涂鸦，令人喷饭，到底是颂祖还是污祖，自然是不言自明。同样值得指出的是也有一些像赞也是伪作。王鹤鸣在《中国家谱通论》中引举一例很有典型性：《（江苏泰县）王氏族谱》图像中有其先祖王肇基的图像，旁边的赞语题为朱熹所写。但其谱中明载王肇基生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卒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而朱熹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南宋时期的朱熹竟然为二百多年后的明初王肇基题写像赞，“尽管赞语上煞有介事地刊有‘朱熹’、‘晦庵’的印章，但其编造伪作得也实在太离谱了。”
（7）境地图
有些家谱为了说明本家族人丁聚居的村落，还在家谱中刊有本县或本乡镇的地域图，用一些符号标示居住的房、分、支、公的子孙以及人丁数目等情况，以便增强对本族人口分布的直观效果。有的还刊有本族分支外迁发展的地域图，人们一看便知道本家族支系在外地的分布情况。
（8）甲子纪年
甲子纪年大约出现在清末民国初，是人们为了便于检索家谱内涉及的历史纪年而特设的。内容是将历史纪年表上的天干地支纪年根据各自的需要，整体或截取一段搬到家谱上。这是当时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而社会上历史纪年之类书籍不多的产物，在一定的时期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家谱中刊载甲子纪年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9）姓氏源流
姓氏都有源流。所谓“源”，指的是姓氏来源、得姓始祖、始迁祖（又称开基祖）的有关情况；所谓“流”，说的是家族迁徙、分支分流的情况。源流考辨是一个家族对得姓始祖、始祖，或始迁祖或始迁祖以上的先祖世系的追溯，有的上溯数代至可知的先祖，不可知的先祖不追溯；有的上溯十余代甚至数十代，直至本姓始祖。源流考辨的内容，一般都包括如下一些：一是本姓始祖的先世渊源，即来自何处；二是得姓（受姓、赐姓、以某为姓）缘由；三是始祖的生平事迹；四是本姓历代直至修谱时止的家族名人介绍；五是对始祖及得姓缘由不同说法的考证；六是如果家谱中没有另设迁徙考的，还对本家族外迁分支进行介绍和考证。这里提到了始祖、得姓始祖、始迁祖三个名词，始祖，是最早的祖先，既可以称呼一个家族最早的祖先，又可称呼一个姓氏最早的祖先，还可以称呼一个分支的祖先，含义常常相混。为了区别不同的情况，人们把一个姓氏的最早祖先称为得姓始祖或受姓始祖或赐姓始祖，把一个家族最早的祖先称为始祖，把分支的最早祖先称为始迁祖或分迁祖。
家谱中的源流考十分重要，是家族的木本水源。读了源流考，家族的基本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所以人们在修谱时，除一部分家族源流比较复杂需要写专门的考证文章外，一般的家谱都会在谱序中对本族的历史渊源进行记叙，这也是本节内容为什么把序和源流列在一起的原因。如欧阳修在创立五世谱法编修《欧阳氏谱图》时所写的（石本）《欧阳氏谱图序》：
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历夏商周，以世相传，至于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越王勾践传五世至于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侯子分散争立，皆受封于楚。而无疆之子蹄，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其后子孙遂以为氏。当汉之初，有仕为涿郡太守者，子孙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显者曰生、字和伯，为汉博士，以经名家，所谓欧阳尚书者是也。渤海之显者曰建、字坚石，所谓渤海赫赫欧阳坚石者是也。建遇赵王伦之乱，见杀。其兄子质以其族南奔，居于长沙。其七世孙曰景达，仕于齐，不显。至其孙頠、頠子纥，仕于陈。纥子询、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闻，遂显。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子孙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孙曰万，又为吉州安福令。其后世或居安福，或居庐陵，或居吉水，而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丰县，而沙溪分属永丰，今谱虽着庐陵，而实为吉州永丰人也。盖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别于越，其后子孙散亡，不可悉记，其可记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传八世至翕子复，无后，世绝，经不传家。其他子孙亦皆微弱，遂不复见。而渤海之后独见于今。然中间失其世次者再。盖自质奔长沙至于景达，七世而始见；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见，其后遂不绝。安福府君之九世孙曰修，当皇祐、至和之间，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以考证其异同、列其世次，为谱图一篇。自景达以后，始得其次序。
上文所引是历代谱学界公认的经典文献，后传家谱序言的写法大都仿效于此。归纳其文，有如下内容：一是交代欧阳氏之先的渊源：本是夏禹之后，越王勾践是其先祖；二是记叙得姓缘由：勾践六世孙蹄封于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其后子孙遂以官（也可说是以地）为氏；三是略述历代名人及迁徙；四是说明为什么谱图自欧阳景达记起：因为“中间失其世次者再”，“不可悉记”；五是交代编纂家谱的时间、经过及考证异同。全篇文章贯穿“知者详，不知者阙”这一编纂家谱的指导思想，言简意赅，通篇无粉饰之辞，而欧阳氏姓源、始祖、分支、迁徙等姓氏源流清清楚楚历历在目，无怪乎后人奉此为经典了。
有的家谱在记叙源流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后代续谱的时候，又进行重新考证，对错误的说法加以纠正，历代都有这样的典型。如明代弘治年间的礼部右侍郎安徽休宁人程敏政，他在编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的时候，对本族先辈宋代程祁所修《程氏世谱》进行了全面考证，纠正了前谱中许许多多谬误，提出了《谱辨》三十七条、《凡例》十条，其中许多不乏真知灼见。如《凡例》中第二条：
谱系有异同者，有舛误者，悉以历代诸谱参较，不专主旧说，蹈因袭之弊；不自出意见，取附会之饥；同者书之，正其舛误者书之，否则阙之。
从上面引文中我们看到了程敏政编修家谱时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严肃认真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特别是他提出的“不专主旧说，蹈因袭之弊”的主张，对于我们今天编修家谱，如何对待旧谱资料，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家谱追溯姓氏源流时，从宋代起就出现了“攀附显贵、冒认祖先”的不良倾向，明代有所泛滥，清代尤其突出。从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分析，“冒认祖先”现象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攀附显贵，夸耀家世。一般修谱者都有夸饰溢美、光宗耀祖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有些人存心故意，弄虚作假，攀附显贵，把与本家族毫无关系的历史名人冒认为祖先，以此来炫耀自己，光大门第，因此世系的始祖、始迁祖多为历代帝王、列侯、显贵。于是乎不少王姓的家谱都以周灵王太子晋为一世祖，吴姓的家谱以周文王长子太伯为一世祖等。不少家谱还将历代名人拉到自己家族的世系中，如姓李的将李世民列为先祖，张姓则将张良、张飞列为本族世系成员，萧姓则将萧何认为自己祖宗等。二是先祖无考，依托（挂靠）名人。有一些家族由于种种原因，始迁祖以上失考难稽，本可以按照前人修谱的古训“断自可知之祖”“知者详之，不知者阙之”进行处理，但有些人想将本族历史往前推，便将始迁祖以上世系依托（挂靠）于历史名人之下。客观地讲，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但这种无奈之举却成了伪造家族历史、侮辱祖先的不端行为。三是追根溯源，遥牵强附。有些人在编修家谱时刻意追溯家族姓氏渊源，根据史籍中的片言只语的所谓“史实”和“线索”，或者是口头传说，无限制地向上追溯自己家族的姓氏渊源，一味以古为尊，以最古为荣，将自己的家族牵强附会地写成历史名人的苗裔，并美其名曰“考证成果”。更有甚者，有人将本来就没有确凿证据只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始祖世系，还画蛇添足地将始祖以上的高曾祖考世系无中生有地补上，以此夸耀自己掌握的世系“最详细”。这是一种无知逞能，鄙不胜言的行为，实不足取。四是族群弱小，附强自保。在“冒认祖先”的不良倾向中还有一种情况似乎情有可原：有一些家族，迁徙的时间不长，族群不大又没有著名人物，往往受到周围其他姓氏鄙视和欺凌，他们为了自保，不得不冒认同姓中大族的祖先为祖，这样的事例在明清两代“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历次移民大迁徙中相信不在少数。
由于以上的一些原因，到了民国时期各地续修家谱时出现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有的姓氏以宋代名人或明代名人为始祖的分支达到数十支，总人口达到了数十万甚至更多。以南宋初为上限，至民国时期不过800余年，明初至民国时期也不到600年，一人之祖的后裔怎么可能繁衍到数十万呢？这其中的缘由，毋庸讳言，多半是“攀附显贵，冒认祖先”。
对于编修家谱中“攀附显贵，冒认祖先”的弊端，历代都有名人学者对其加以鞭挞。如南宋丞相文天祥就曾于德祐二年序《武□王氏金源山头派之谱》（□为缺省字，后同。）中严肃指出，此类做法为“不仁不智”之举：“世有妄视他人之祖为己祖，是为不智；弃其己祖而莫之顾，是谓不仁。不仁不智，奚以立于世？王氏西周子孙，奕世传递，清白载在谱牒，溯考源流举无二者之非，凡在后嗣当世，珍之，重之，勿视为陈迹已也。”清代著名谱学理论家章学诚在《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痛斥：“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谢诸家，但有官勋，即标列传，史臣含毫，莫能裁断。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
（10）迁徙考
一个家族历史稍久，便会出现各种原因的迁徙：有的是为躲避战乱而迁徙，如西晋末的永嘉之乱，中原百姓纷纷南迁；有的是官方强迫迁徙，如明清两朝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多次迁徙；有的是因为外地做官，卸任后留在宦籍；有的是外出经商而留在他乡入籍当地；有的是因为原籍人多田少，寻求发展而迁徙；更多的是因饥荒等天灾人祸而逃难等等。综观古代族群迁徙，都有一定特点：以迁徙的原因分，可以分为扩散式迁徙，即从原籍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移民式迁徙，如明代、清代的朝廷下令移民，明初傅友德平定云贵驻军屯守，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难民式迁徙，如东晋时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北宋末的高宗南渡等时期，大量百姓纷纷南逃；零星式迁徙，如做官卜居、经商滞留、投亲靠友、谋求发展等等；以迁徙的地域远近分，可以分为渐进式迁徙、跳跃式迁徙、浪潮式迁徙等等。有的家族的祖先从原籍迁徙到某地，年代一久便形成了新的族群。过些年，这一族群中又有人再迁徙别处，形成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迁徙。家族在编修族谱时，本着“尊祖敬宗收族”的指导思想和编谱目的，都要对外迁分支考证，条件成熟的还要将人丁收录入谱。这样，便有了家谱中的迁徙考。如湖南岳阳傅氏，他们的祖先澄潞二公原籍江西洪州石头口，五代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傅潞为岳州太守，从兄傅澄随迁为幕府。后傅潞终于官，葬巴陵曹公渡暖水湖山之上。从弟殁，傅澄不忍离去，遂率子及侄定居于松岗龙过岭（今岳阳县步仙乡狮子山）。后子孙兴旺发达，千年间后裔迁徙湖南、湖北、重庆、四川等省各地，有的一支再迁，形成许许多多分支，1947年续修族谱时调查统计，有近130个分支，还专门编了一本《湖南岳阳傅氏澄潞二公后裔迁徙谱》。
民国以前的家谱中关于迁徙考也出现过几种情况：一是经过严格考证，有确凿证据证明某支是某族的分支，便收录入谱；二是有一些证据但证据不足的，为了防止“乱族”和“混淆世系”而拒绝入谱；三是有一些口传线索和零星记载，为了“收编”而强行在家谱中认定某支系是本族的分宗。这第三种情况显然是不对的，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坏，给后人考证造成了许多障碍。不过，从整体上看，前人在考证迁徙时一般都是严肃认真的，尤其是在保持家族血缘纯正，防止他姓混入或冒名顶替的封建时代更是近于苛刻的。
（11）修谱名目
修谱名目，也称修谱职名、职名表，内容是开列本届与历届修谱人员名单、职务。有的还附列捐资人名单。修谱名目中一般都列有：总监修，修谱总负责人；监修，协助总监修领导修谱事务之人；主修（编修，即主编）；协修，即副主编；分修，即各房分支公负责人；督修（督理），负责组织事务之人；总核，即审核之人；校刊，校对；采访，搜集资料之人；司理出纳，管理财务者等等。
（12）跋
跋是族谱编修告竣时，主修之人对本届修谱的起始、经过、刊布等编修工作的总结，也就是现代的《后记》。跋文除了对编纂全过程进行交代外，一般都要对编修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的办法加以说明，对有功人员加以表彰，对某些特殊问题和遗留问题进行交代。
2．家族文化类
（1）恩荣录
恩荣录，又称恩纶、诰敕、告身等，主要刊载皇帝关于家族、家谱的诏谕，皇帝对家族成员中的官员和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妻子，以及家族成员中的烈女、节妇等人的圣旨、敕命、诰封、赐匾等。如有些家谱将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清康熙皇帝《上谕十六条》、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摘要等刊于卷首，有的家谱将皇帝对家族成员的敕命、封赠等刊于显著位置。家谱刊载这些内容的目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炫耀家族祖先的光荣历史和门第的显赫。此外，刊载这些内容，还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历史资料、传承中华文明的作用。
（2）祠堂
祠堂，又称祠庙、家庙、宗庙、宗祠、祠宇、祠馆，是人们祭祀祖先或贤能有功德者的庙堂。古时一年四次祭祀祖先，春曰祠（又称礿），夏曰禴（又称禘），秋曰尝，冬曰烝。祭祀的场所规制历代有不同：置庙祭祖始于原始社会，夏商两代因之，周朝规定：天子7庙，诸侯5庙，大夫3庙，士1庙，庶人祭于寝。即只有士以上的人才可置庙祭祖，平民只能祭于居室。南宋朱熹在《家礼》中提出，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奉先世神主。四龛分别为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但这时庶人之祠堂尚与居室相连，并非独立的建筑单位。元代以宗族（即以同一高祖父传下来的四世子孙为宗族）为单位的宗祠才开始出现，故明方孝孺在《宁海童氏族谱序》中谓童氏在元时“相与作祠堂以奉其祖先”。明世宗纳大学士夏言之谏，正式允许民间联宗立庙以祭其祖，“庶人无庙”之制被彻底打破，宗祠建筑此后随处可见。大约到了清代，平民们将“正寝之东”的祠堂改为“家神”，家家都悬挂于堂屋正中墙壁上，天天都可早叩晚拜了。此种家礼一直沿袭到现在。不过，周代一年四次祭祖的习俗，到后来简化成了春祭和秋祭。
家谱中的祠堂内容由图、文两部分组成。祠堂图主要描绘建筑式样、框架结构。有的还将祠堂周围的山水环境绘入，称为祠堂山水图。祠堂图一般都配有文字说明，内容主要是对祠堂建筑、祠堂宗旨、祠堂管理以及设计理念等进行说明。有的还对老祠的存毁情况注以备忘。
（3）堂号
有的家谱的封面或版心或勒口或书脊印有“某某堂”字样，叫堂号。堂号是一个家族的称号，是一个家族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志，是某种历史渊源的表示。堂号的由来，笔者囿于见闻，尚未见到专门的论述，就笔者所知，堂号是由“堂”演变而来。堂，最初的含义指夯土使高出地面成四方形的屋基，接着引申为建于台基上的厅房，前面是堂，通常是举行仪式行礼的地方，不住人；堂后面是室，住人。汉以后称殿，唐以后除皇家及寺堂庙宇称殿外，其他人不称殿，称堂。后来泛指房屋的正厅，如一般人家的“堂屋”。同时引申为多种用法：指官府办公的地方，如“正堂”；用于书斋，如“杜甫草堂”；用于商店，如“同仁堂”；用于一些人家的名号，如“静思堂”“积善堂”“仁德堂”等等。“堂”的上述这些用法，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南朝梁时任昉《静思堂秋竹赋》就明白记载有“静思堂”。
堂号用于家族的称号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古时的门第观念产生于东汉时期，东汉的士家大族往往官宦不绝，如弘农华阳的杨氏四世四人位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为世所羡，成为高门望族，于是出现了郡望——郡中显贵的家族，如东汉时的北地郡傅姓，晋时清河郡的张姓、傅姓、王姓等等。他们的子孙即使迁徙外地，仍然以原籍郡名为标示，如傅姓的郡名北地、清河，张姓郡名清河，王姓的郡名琅琊、临沂、太原。旧时《百家姓》上每一姓的上方都用小字标有郡名，那就是郡望。后来，姓氏的郡望演变为堂号，成为一个家族的名号，如清河堂傅氏、清河堂张氏、陇西堂李氏、沛国堂刘氏。再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迁徙的频繁，常常出现一地之中有同姓的几个家族或是不同的姓氏用同一堂号，不便识别，于是又出现了其他的堂号，以区别于同姓中的其他分支或区别于其他姓氏。如一地之中的傅姓，除了清河堂外，有用辅德堂的，有用帝赉堂的；一地之中有不同姓氏用同一堂号的，其中有的姓氏就主动改用别的堂号，便于称呼。如湖北石首绣林傅氏，清嘉庆元年丙辰九修族谱时用的堂号是“清河堂”，但在咸丰六年丙辰十修族谱时堂号改成了“岩野堂”，用以区别同邑的张姓清河堂和邻近同姓的清河堂（见下图）。
从上文论述中，我们明确了家族堂号的作用，一是炫耀家族有显赫的门第，二是用以区别其他的族郡，这也是家族堂号最先用于炫耀，后来用于区别的发展演变过程。到了用于区别其他族郡的时候，就出现了同一姓氏有许许多多不同堂号。笔者手头其他姓氏的资料不多，不敢妄论，就已有的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家谱总目》中傅姓253部和国家图书馆藏傅姓谱14部（剔除重复数后）共267部分析情况如下：
一是分省统计为：全国2部、河北1部、山西2部、上海3部、江苏4部、浙江109部、安徽1部、福建15部、江西22部、山东6部、河南6部、湖北5部、湖南41部、广东7部、四川11部、重庆1部、云南1部、甘肃2部、香港1部、台湾11部、谱籍不详者2部。其中以浙江为最多，湖南、江西、福建次之。
二是267部傅氏族谱中有堂号的有59家，按谱籍分别是：
浙江8部，占总数114部的7%；
江西2部，占总数22部的9%；
湖北3部，占总数5部的60%；
湖南42部，占总数43部的98%；
广东2部，占总数7部的28%；
四川1部，占总数11部的9%；
安徽1部。
三是按有堂号的族谱编纂时间分：清乾隆时2部，道光2部，咸丰1部，同治1部，光绪18部，民国27部，新修7部。
四是有堂号的族谱共59部，剔除同一家族续修谱后余下40部分析，共使用了17个堂号，分别是清河堂、金玉堂、版筑堂、追远堂、先立堂、岩野堂、雍睦堂、帝赉堂、敬和堂、师古堂、辅德堂、务本堂、霖雨堂、穆思堂、惟训堂、敦本堂、雍肃堂。其中用清河堂的21家，用金玉堂的3家，用版筑堂的2家，其余堂号使用者各一家。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认识：一是用堂号作为家族标示的在全国来看，只是少数一部分，并非全部。《中国家谱目录》共收傅姓谱253部，国家图书馆收藏14部，共计267部，其中有堂号的59部，仅占总数的22.4%，可见使用堂号并非普遍现象。二是使用堂号有一定的地域性。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使用堂号的家族特别多，几乎家家都有堂号，而浙江的家谱最多，但只有少数几家使用了堂号，这一现象说明家族用堂号作为名号有地域性。三是堂号在宋、明两代并未出现，最早使用在清乾隆年间，道、咸、同三朝也不多，盛行于清末民国，59部有堂号的族谱中有45部族谱是清光绪年间至民国期间编修的，占总数的76%。四是堂号的含义主要有：以始祖傅说公的事迹命名，如版筑堂、岩野堂、帝赉堂、师古堂、辅德堂、霖雨堂、先立堂；以郡望命名，如北地堂、清河堂；以家族历史名人事迹命名，如金玉堂；以表达子孙对先祖的缅怀命名，如追远堂、雍睦堂、敬和堂、务本堂、穆思堂、惟训堂、雍肃堂等。
（4）字派
家谱中的字派，又称字辈、字行、字派、班辈、班派、排行、派行、行第、派语、世次行列、昭穆次序等，成句有连贯意义的又称派语诗，是记载家族人名、区别家族成员辈分的用语，是家族世系千百年保持昭穆有序、世世代代不致紊乱的主要保证。有了字派，无论你走到哪里，也无论你离开本籍多长时间，只要派语完全相同，上下数辈排行相合，就可确认是同一家族的宗亲，而且一看字辈，不问便知谁是长辈谁是晚辈。因此，字派成了同姓分支特有的标志，是同姓中区别是否同宗（即同一分支）的唯一依据，判断上下辈分的唯一凭证，其作用至为重要，无可替代。所以，大凡家族在修谱时都立有字派，以供后代使用。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人取几个名字的风俗。一个人自生下来，便有乳名；稍长，又取一小名；读书入学时，又取学名（又称大名）；二十岁成人时，又取表字（即字，就是平常使用的名字）；有的地方结婚时还正式取名，称为命名；按家族字辈排行取的名字，称为派名；有的人在编修宗谱入谱时取名，称为谱名；有的人还根据自己的喜好取一名字，称为号等等，但一个人姓名的组成通行的是姓、名、字、号四种。名字的用字及字号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翻阅《中国历史年表》看帝王的名字可以发现取名用字的发展轨迹：夏代中前期以长幼之序取名，如太康、仲康、少康等；夏末直至整个商代，都是以天干命名，如夏代末期的孔甲、癸，商代的太丁、外丙、中壬、太甲、小乙、武丁等等，直到西周才改变用天干命名的习惯，开始用天干以外的字命名。由此可见，周以前一般命名都用天干，只有少数贵族贤人用其他字命名，如伊尹、傅说等。古代只有贵族有姓有名，平民有名无姓，更别说什么字、号之类的别名了。因此，有人说夏商时某人姓什么、名什么、字什么、号什么，那是缺乏历史知识的无稽之谈了。
到了周代，《礼》规定：“幼名，冠字。”孔颖达注释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在幼年的时候要取名字，到了二十岁行成人礼时快要结婚生孩子为人之父了，朋友一类的人不能再直呼其名，必须在名后再取一名，这个名就叫“字”，“字”就是这样产生的。取字还有一定的规则：字必须是与本名意义相关，或是解释或是补充，或是相近，或是相连，总之要与本名意义相近，否则那不是字而是别号了。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丘，小山；尼丘，小山名）。相传孔子之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祷在附近的小山尼丘而生孔子。“仲”是排行老二，“尼”指尼丘小山，与丘相关。
到了唐代，取名出现了新的风俗：社会上人际交往时，出于对人家的尊重，一般都不呼名号，都呼行（行，以前读xíng，现在通读háng）第，即家族中一代人按生年先后顺序取的名字。如李白，排行第十二，人称李十二；杜甫，排行老二，人称杜二。这一取名风俗，大致一直沿袭到宋代。大约从南宋中期开始，用行第取名成为多数姓氏的习俗，而且后面还加上“郎”字，如三郎、六郎、十五郎。到了元代，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五记载：“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元代的平民百姓没有了名字，仅有行第存世，如千一郎、百一郎、三五郎、千八公等等，这一风俗一直到明初朱元璋颁布亲王取字诏后才逐渐绝迹。至于敷衍北宋名将杨业一家抗辽保国故事《杨家将演义》中的杨五郎、杨六郎等，因作者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福建人熊大木，“郎”是作者加上去的也未可知。这一论述，我们从编修于雍正十一年的《石头傅氏族谱》中的宋人名上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姓名中为何要取字辈排行，清乾嘉年间谱学大家章学诚在《家谱杂议》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大率世数多者，至三数十辈，其少者亦必十八九辈，上记祖宗，则嫡庶可记世数，而旁支伯仲皆以世数齐也；下治子孙，则宗支可记世数，而分支昆弟不能尽以世数概也。造谱者往往取嘉言善字，编排行辈，或用忠孝廉节，或用仁义道德，多或百言，少亦三数十字，或有不尽成文，但取字形有别，虽子万之众，百世之远，举其昭穆行辈所值之字，则不问而知为宗族兄弟，且不问而知为长幼先后，盖得古人分族命氏之意，诚宗谱之要检，虽不出于古人，而人自率由，不能或废者也。”原来是因为家族人丁日益增多，为了便于识别长幼，才出现了字辈排行。
家谱中的字辈排行始于明初。字辈排行始于何时，古人早有研究。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江西婺源）槐溪王氏支谱》在《行第引言》中指出：“宋元以前，合族中一代之人，以一字为行，照生辰之后，以数目叙之而为第。族大人蕃难于编载，故自有明来，易一字之行冠于名上，闻其名则知系属某代，事较简而齿亦易序也。”据此，王鹤鸣指出：“这段文字很清楚，宋元以前并无字辈排行，家族世系先后往往用数目字来排列次序。自明代以来，则以字辈排行，‘闻其名则知系属某代’。”
王鹤鸣在《中国家谱通论》中举引1926年编修的《（安徽旌德）济阳江氏金鳌派宗谱》说：“《金鳌江氏联名百世图》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指字派出现的时间）的信息。自一世祖革公至二十世韶公命名多不联属，尚无字辈。自二十一世起开始有字辈排行，但至五十九世并不规范，且无文义，依次为：
知；永；□；执；全；天；从玉旁；若；从；字头从雨；从金旁；宗；从玉旁；政；□；汝；从木旁；□；孙；□；□；□；允；德；兴；荫；生；宗；元；廷；景；一；有；之；日；起；逢；懋。
“自六十世至一百世，字辈排行开始比较规范，而且有了文义，依次为：
洪图绍世泽，丕显振家声。承祖训锡嘉，名勋尔作奇。英学道希坚，圣经邦颂泰。平文明昌国，祚上达乃光荣。”
上述引文充分证明宋元以前无字辈排行，家族中一代之人取名无一定之规，后来逐渐发展到用偏旁部首为一代之人命名，但也未形成规范，时用时不用，到了明代才有了比较规范的字辈排行。
《明史·诸王世表》记载：“洪武中，太祖以子孙蕃众，命名虑有重复，乃于东宫、亲王世系，各拟二十字，字为一世。子孙初生，宗人府依世次立双名，以上一字为据，其下一字则取五行偏旁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惟靖江王不拘……燕府后为帝系，曰：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明史》的这一记载，明确告诉我们这样几件事：一是派名产生于明代洪武中。朱元璋一共二十六子，马皇后所生嫡子五人：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四子朱棣（即永乐皇帝）、五子朱橚。庶子依序为朱桢、朱榑、朱梓、朱杞、朱檀、朱椿、朱柏、朱桂、朱楧、朱植、朱栴、朱权、朱楩、朱橞、朱松、朱模、朱楹、朱柽、朱栋、朱彝（最小的第二十六子朱楠年幼未封）。朱元璋儿子这一辈均以木旁字命名，可见这是沿袭宋元以来以偏旁部首命名的习俗，而从孙子这一辈起，颁发了各亲王府的命名取字，才出现了派名。出现的具体时间也不难推测：朱标之子朱允炆（即建文皇帝）生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十一月，即按朱元璋所颁亲王命名字派命名为“允炆”来看，派名大约出现在洪武元年至十年间，在此之前是没有派名的。连朱元璋的父亲名五四（后名世珍）、朱元璋的大哥名重四（后名兴隆）、二哥名重六（后名兴盛）、三哥名重七，朱元璋本人名重八（后名兴宗，再后来名元璋），因为是平民百姓无职务，都是用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其《朱元璋传》中指出：“后来的名字大概都是追起的。”其中“五四”，即父母年齿合计为五十四岁；“重四”，即父母合计年齿为四十四岁；“重六”、“重七”、“重八”，均同此义。朱元璋父母合计八十八岁时生朱元璋，因此，朱元璋原名重八，这一事实确证元代不准取名，只用数目字代表名字的习俗没有疑义。二是之所以要起派名，是因为子孙繁衍众多，怕命名有重复，世系混淆，用派名来取名，可以避免那些弊端。三是派名的“派”规定是姓名中的第二字，第三字才是名。一个人的姓名是由“姓、派、名”三个要素组成，这就是“派名”的由来。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看到：一是取单名，那个字就是名，不是排行；用派名起名的双名，前一字是排行，后一字才是名，用派和名组合，才是一个规范完整的名字；二是皇家规定用作“派”的字，必须放在名上，用为姓名中的第二字，这才是正确的派名用法，民间有的把“派”用为第三字，称为“倒派”，这种做法是不妥当、不规范的用法；三是作为“名”的第三字，按五行相生的意义即“木火土金水”的顺序作为偏旁取字，把上下五代的名连贯起来，寓以生生不息的意义，给一个普通的字赋予了深刻的含义，意义深远。
大明王朝的皇家为后代确定起名的派语诗，名字用相生的木火土金水作偏旁，开始时平民百姓还不敢仿效，只是用木火土金水或是其他的偏旁部首如山、玉、口、日、人、言、阝、草头、雨头、辶、女、纟、车、礻、石、禾、宀、页、竹头等等作为派，再与另一半组合成字来取名。这样过了一百多年，到了明嘉靖年间，大约随着不准百姓修祠堂的礼制的解禁，平民百姓开始效仿皇家为子孙后代定派语，并且确定意思连贯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诗句为派名，这样就出现了派语诗。如湖北石首绣林傅氏在嘉靖以前取名无规则，一代取一字，或是同字，或是同偏旁，有派，但没有派语诗。到了嘉靖年间第四次修谱时，拟定了派语二句十字：以善承天衍，际铭文如上。由此可见，民间真正意义上的派语诗，大约出现在明嘉靖年间，此前是没有派语诗的。有些族谱上的派语，标示为元朝、宋朝，甚至于唐朝所定，没有任何依据，其可信度不大。试问，明以前普天下都没有派语诗，你的派语诗从何而来？至于有些家谱上刊有唐宋以来的派语诗，字面意思不连贯，整句没有完整的含义，一看就知道是后人将先辈的名字连缀起来，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诗句格式组合而来，并非所谓唐宋元时期所作。派语诗只是作为一个家族为子孙命名的用字，目的是不紊乱世系，并无其他作用，将派语诗托名唐宋元时所作，以此炫耀夸饰，实在大可不必。
综观各个姓氏的派语诗，含义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内容：一是歌颂、缅怀先祖的功业，如《中华邹氏族谱》：“东鲁高风远，范阳德泽长。”；二是弘扬自己姓氏的家风，如《（湖南湘潭）韶山毛氏族谱》：“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三是勉励后人，如《（江西婺源）太原双杉王氏宗谱》：“诒谋宏祖荫，绳武景前人。”；四是以圣贤格言教育后人，如《（四川广安）邓氏宗谱》：“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大多数的家谱都有一首派语诗统管全族男女丁众，有的家谱的字行，还分男、女。如《（安徽绩溪）坦川越国汪氏宗谱》分男女排行。男排为：“国家德广大，宏治士恒康。英俊依时拨，天开世运昌。”女排为：“音顺和好助，成家美玉容。婉媮娟淑媛，庄静羡徽婃。”
“郎”是汉魏以后少年的通称，但不是名字，是一种爱称，不同于后来作为表明身份的“郎”。家谱世系中经常看到“某某秀”和“某某郎”的字样，显然其中的“秀”和“郎”是某一历史时期人际交往中对男性身份的一种称呼。我们如果弄清了“秀”和“郎”产生于何时，即可大致判断家谱中的人物生活于何时。对男性称“秀”和“郎”的习俗产生于何时，正史上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古人的笔记史料中找到线索。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江阴汤廷尉《公余日录》云：明初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逾越。”如曾经施舍坟地给朱元璋葬父的邻居刘继祖，其父曾为元朝总管，是豪门大族，排行第一，所以人称刘大秀。至于称呼“某某郎”的例子俯拾皆是，无须赘言。这一段记载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是“某某秀”、“某某郎”是明初民间的称呼习俗，也就是说被称为“某某秀”、“某某郎”的，是元末明初人；二是虽然都是平民百姓无官职人的称呼，但“秀”和“郎”表明的身份有区别，对豪门大族的人或优秀人物只能称“秀”，不能称“郎”。“秀”，即秀才的意思；对一般的普通百姓则称“郎”，不称“秀”，“郎”是对寒门人的通称。由此，家谱上称呼为“某某秀”、“某某郎”的人物，如果没有具体的生卒年，即可认定为元末明初人。
（5）祖先传说
家谱中关于祖先的事迹，除了在姓氏源流中叙述外，有的家谱还有专门的章节来进行记叙。主要内容是将有关祖先的一些传说编成故事记载下来供后人缅怀。如中华傅氏始祖商武丁朝的中兴贤相、古代版筑技术的总结再创造者圣人傅说，就有诸如“圣人涧”、“圣人秸”、“马趵泉”等许多故事，有的傅氏就将这些故事编入了家谱，以供后人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