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位主播朋友来到JustPod拜访时，程衍樑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在播客行业里“跑得很快”。他是《忽左忽右》主理人、JustPod的首席执行官。
“程老板，你的办公室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在两位主播看来，做播客能够把公司办公地安置在上海商务核心区，已然是一种非凡的成功。
那两位主播的节目在小宇宙平台上有十几万订阅人数。对于播客行业以及平台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体量，甚至可以跻身播客行业头部创作者的行列。
然而残酷的是，他们难以依靠播客养活自己，仍需要在其他公司里任职，用主业工作养播客创作。
程衍樑说，“拜访之后，他们觉得做播客还是有希望的”。信心比黄金贵。
程衍樑主理的播客节目《忽左忽右》已经在品牌和商业上获得阶段性成功，JustPod作为国内最头部的播客公司，也凭借着输出播客制作技术能力，以及对行业头部原创播客的运营，实现了年收入达到千万级别的量级。
过去几年间，他们陆续雇佣了数十人的团队专门做播客内容。2022年正处播客商业化元年之时，他们获得麦当劳、耐克等大品牌客户青睐;他们也把内容的手臂伸向音频平台之外的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忽左忽右》这档播客已经开播超过五年，几乎见证了中文播客时代近几年爆发期的更迭。从某种角度来讲，《忽左忽右》也是这个行业的革新者。
对于程衍樑来说，这是自己走进播客的第五年，也是他以此创业的第五年。
“我们开始吧”
春日，一个尚有些许冷意的午后，我在上海市九江路下了车。这里是上海的中心城区，一街之隔，是人声鼎沸的南京东路，九江路乘了它的光，热闹非凡。
跟着人群挤过窄窄的斑马线，我拐进了地铁口对面的大厦——九江路333号，大厅富丽堂皇，交身份证、登记。第26层楼。我的目的地。
上行，我走出电梯，右拐，硕大的“JustPod”挂在墙上，让人想起每个节目开始前那句颇有磁性的“JustPod”。
如果你是播客听众，一定对这几个名字不陌生:《忽左忽右》《杯弓舌瘾》《鼓腹而游》《去现场》.......这里便是孕育出它们的发源地——JustPod，国内最大的播客制作公司，拥有近20档原创播客节目，其中《忽左忽右》是头部中的头部。
它是一档文化沙龙类播客节目，诞生于2018年，截止至2023年2月2日，累计播放量超过6900万，国内音频平台拥有77万订阅听众，在小宇宙平台的订阅量超过43万，曾获得2019年、2020年苹果播客年度最佳播客，常年稳居苹果播客中国“热门节目”榜单前十。
JustPod首席运营官杨一告诉我，《忽左忽右》在全网各平台的单期播放量总额约为25万。其不仅是小宇宙上的头部播客节目，在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等应用上，《忽左忽右》同样是中文播客中的佼佼者。
杨一还给我看了一张监测工具Podtrac的排行榜，显示《忽左忽右》最近几个月一直跻身全球播客排行的前百名之列。“《忽左忽右》可以说是一档全球百大播客。”
Podtrac是美国的一家主流的播客数据监测工具，包括iHeart、NPR、Wondery、纽约时报，以及BBC都使用他们作为监测工具。截止目前《忽左忽右》的UMA（月活用户）在70万左右。“在这个排行榜的头部，就是The Daily、This American Life、Up First、Fresh Air这些名牌节目”。
在中美播客市场整体规模、听众基数的巨大差距之下，一档中文播客能够达到如此成绩，已实属不易。
自2020年播客元年开始，对谈类的播客就成为了播客上的的主流内容，《忽左忽右》是其中的代表性节目。
得益于主理人程衍樑的广泛趣味，虽然打上了“文化沙龙”的标签，但《忽左忽右》的内容涉猎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艺术、历史，再到学术研究、奇人异士，《忽左忽右》几乎无所不聊。
从中国古典小说到二战中的谍海轶闻，从宋金战争到《狂飙》背后的黑社会故事，《忽左忽右》始终保持着丰富的内容主题。难得的是，节目的内容深度也有所保证，在每一期主题之下，程衍樑都会邀请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士与专业大咖。在过去的五年、二百多期节目里，《忽左忽右》邀请过许知远、淡豹、易中天等知名学者，也邀请过许多知名媒体人。
《忽左忽右》制作人杨悦骅带我参观了整个公司。一张长长的木质茶几横在大厅里，辅以白色为基调的简约风格，明亮、开阔，整个办公室的装修都加入了颇具质感的木元素，现代感格调十足。
整间公司横跨大厦的东西向，很通透，右侧是几排密集的工位和会议室，是大多数播客制作人的办公区;走廊两侧有三个专业的录音棚，透过门上的玻璃，能够看到正在录制节目的主播，其中一间录音室堆满了耐克元素，那里目前是播客《耐听》的专用录音棚。
公司的东侧要空旷许多，尽头是一个让人眼光豁然开朗的办公室，经过这里的所有人，远远地透过里外两层玻璃落地窗，能看到外滩最繁华的建筑群，以及黄浦江繁忙的江面。
那便是CEO程衍樑的办公室了。对于一家体量不大的创业公司来说，没有比这更棒的办公室了，通透、敞亮，带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精致与张扬。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播客是个人化、小团队的产物，但JustPod展现出的气质不同，办公场所宽阔舒适，位置地段绝佳，公司人员规模也比我想象中要大，有三十人左右。
整个公司呈现出相当忙碌的景象，从下午上班开始，录音室就已经基本被占满。杨悦骅说，新的一期《忽左忽右》刚刚录完，她今天的工作很多，马上要跟品牌开一场碰头会。
我想要跟程衍樑聊一聊。走进那间漂亮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摞书和两个麦克风，公司内的录音室被占满时，这里也会成为他的备用录音室。
见面时，他穿着一身浅色的羽绒马甲和运动裤，头上戴着头带，但神色并不轻松。他刚刚做完新节目的剪辑和校对，尽管是一家公司的CEO，他还是会对《忽左忽右》的每一期内容亲力亲为，抓紧时间录，录完亲自编辑校对。
在这里，我终于看到了程衍樑办公室的全貌，庞大书架前是一个精致的实木办公桌，整个房间都被木质元素和色彩填满。但最令人移不开目光的仍旧是窗外——我们对谈的这个午后，上海有些阴冷，但能够清晰地看到铁灰色的外滩与黄浦江。
我收回了目光，在他的招待下坐在了沙发上。他整了整衣服，端起新送来的咖啡，喝了两口。
“那我们开始吧。”那是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属于忽左忽右的声音。只不过这一次，程衍樑讲起了属于自己和这个播客时代的故事。
与“半个讣文记者”告别
全职做播客之前，程衍樑写了很久的讣告，他戏称那时的自己是“半个讣文记者”。
之所以选择成为记者，是因为他亲眼见证了媒体最后的黄金时代。
那是2009年至2013年，移动互联网飞速崛起，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终端迅速普及，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发展，传统媒体大势已去，只能以网络为依托散发最后的辉光——无数人被“第四权”的力量所震撼和惋惜，媒体监督衰落，调查盛宴散场——余光覆盖了程衍樑的整个大学时代。
用他的话来说: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谁没有个当记者的梦?
按照这套逻辑理解，他投身媒体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了。不过，他并非新闻学专业学生，而是广告学专业。
2013年，程衍樑从广告学毕业，他早早发现这个行业远没有《广告狂人》里那般刺激而有价值感。彼时，正值上海本地两大报业集团——文新和解放日报迎来重组，上海报业集团正在推动一个新媒体项目，由《经济观察报》和《第一财经周刊》的主推手何力和华威牵头，吸纳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周末》等多家知名媒体机构的资深记者。后来，这个项目被称作界面新闻。
程衍樑从媒体朋友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他对许多细节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整个界面的团队还在初始招募，只有十几个人，在借来的办公室里办公。”
上海均瑶广场是程衍樑踏进媒体行业的第一个地标。一个周末，在《经济观察报》的办公室里，他跟面试官聊了一个多小时，“其实他也不知道选择我的理由是什么，但觉得我想的还蛮多的，书读得也不少，就招我进去了。”
程衍樑很快成为了一名消费领域的记者。他用“土法炼钢”来形容自己做消费、地产记者那两年的过往。在几乎没有任何采编经验的前提下，程衍樑开始密集地采访、写稿。从要不要用形容词、怎样用华尔街日报体开始学起，他逐渐找到了做媒体的门路，他甚至都没有对于职业的迷茫，“根本没有迷茫的时候，每天都有大量的选题要去写。”
界面新闻于2014年正式成立，那也是科技、财经类新媒体如春笋般崛起的日子，新时代的景象已经初露端倪。“现在回头看看，那其实是个很特殊的环境，它甚至让你一度以为会是以后的常态。”
伴随着界面新闻报道版图的不断扩大，程衍樑对于消费、地产这些商业话题开始产生厌倦。他爱读书、爱电影，对于各种有趣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给娱乐组写稿子。他把那段经历形容为练手，面对着空荡荡的评论区，他逐渐找寻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感兴趣的东西。
他也逐渐开始成为一名讣文记者。2014年11月18日，高仓健逝世，程衍樑接下了讣告的撰写任务，只用了短短两个小时，便把这位硬汉影星的波澜一生凝练进了上千字里。“那时界面的高层们会每天看稿子，他们看到那篇讣告很惊讶，说这是个90后写的吗?”
《高仓健:一代日本人的远去》，从这篇报道开始，他开始给各路名人写讣告。时间来到2015年，他也正式成为一名文化记者，关注上海乃至全国文化领域的新闻。
《忽左忽右》的许多素材与嘉宾正是从这时开始积攒的。他还记得自己给界面写的第一篇特稿是《无畏骑士》，记录了海军史研究者章骞的故事。章骞是国内海军史研究圈子里的名人，痴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战，曾撰写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海军通史巨著，七十万字的《无畏之海》，在微博上他的网名叫“圣宝剑橡叶骑士”，因此程衍樑给报道取名《无畏骑士》。
写完了报道，章骞也成为了他的忘年交。他们走过在包括上海图书馆、高安路三号的许多角落交谈，聊海军和建筑背后的故事、聊最近听闻的奇人异士。程衍樑仍然记得许多他们的谈资，现在回想起来，《忽左忽右》文化漫谈的萌芽或许正是从那时种下。
章骞也成为程衍樑真正进入上海文化界的领路人之一，开启了他在文化领域的“奇旅”。他对谈过张佳玮、万玛才旦，写过路内、吉井忍。他也开始接触更多学者、译者。这为他后来的内容创业打下了基础。
“从我做新译者访谈开始，对于怎样记录下有趣但难以写进稿子了的‘边角料’这件事，我开始越来越在意。”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许多《忽左忽右》最常见的嘉宾们，陆大鹏、周小康、沙青青、刘怡，他们有些是历史文化学者、有些是知名媒体人、领域专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程衍樑得到了大量的“谈资”，他开始更了解上海这座城市，了解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让他能够更清晰地认知这个社会。
但巨变正在发生。时间推移到2016年以后，自媒体的故事开始书写，程衍樑关注的文化媒体正在衰落，新兴的内容创业故事开始冲击整个行业。“那时候你经常会听说哪个媒体的实习生，自己出去做个公众号就火了，变成了大V;某媒体的知名主编，曾作出过特别多优秀的商业报道，创业比不过那些野路子的人。”
也正是在这一年，新的互联网故事开始声名鹊起，快手的用户突破3亿，一款名为抖音的短视频软件上线，新媒介即将改变互联网的内容格局;在音频领域，喜马拉雅已经牢牢地占据领先地位，蜻蜓FM等后来者势头正盛。
还是在这一年，一家公司凭借新应用成为明星创业项目，并在不久后拿到了B轮融资，那就是即刻，但此时距离播客的故事还有很远。
时代在猛烈地变化。新的平台与内容在崛起，网络KOL疯狂生长，传统媒体走向夕阳，这一切外部动荡剧烈地冲击着程衍樑的认知。
大量的讣告写作也在架空他的精神，记录多了过去与离别的故事，人会难以避免地走向低落。2016年8月，章骞因病去世，程衍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有给自己朋友写讣告的那一天。“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朋友的葬礼，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这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2017年年中，程衍樑向编辑递交了一份辞职信，彼时距离他进入界面已经过去了四年。不做媒体，不当记者了，他这样想着。
《忽左忽右》诞生前传
“做记者的生活几乎是日夜颠倒的，每天处在信息的中心里，需要每天不停地接收消息，又要定期向外释放，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找上来。”
对于离开媒体行业的程衍樑来说，他决心要将此前的生活完全改变。
并不是要换个行业那么简单，他需要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和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而思考的时长也不确定，或许是几个月，或许要更久。“我是那种比较任性的、几乎不会考虑现实问题的人，不会因为生存就一定要继续干下去。”
退掉租在徐汇的房子，他搬到外高桥，那里是浦东新区的角落，是好几条地铁线路的尽头，再往东不远，就是长江入海口，和崇明岛遥遥相望。
过去六七年在上海的日子里，程衍樑从来没住得这么偏远过，他铁了心地要远离社交，远离自己每天来往的核心市区，抱着一种做“实验”的心态，将居住地选在了外高桥。
“当时想理发要去五洲大道，想吃饭要去远东大道。”他说，“一听就是什么宇宙尽头”。
他把自己几乎封闭起来，每天读书看剧，曾经占据生活很大部分的社交活动也彻底消失，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息交绝游”。他时不时给一些媒体供稿，也兼着一份类似私人助理的职位，就这样生活着。“我有个优点是，我真的很少焦虑，尽管我并不知道我要干些什么，但我完全不紧张。”
在读书、刷剧中，程衍樑用一种自我停滞的策略应对着急剧变化的世界。
但他仍对那些“谈资”与“废料”日思夜想。“你脱离媒体环境以后，那种行业对个人的‘副作用’会很快地显现出来。”自己主动远离了信息的中心，但虚无感也随即而来，他告诉自己，是不是该做点什么东西?“那时自媒体创业已经非常普遍了，做个公众号什么很正常”。
但那对于他还是“太重了”。程衍樑重新翻看自己的朋友圈，突然想起了杨一的播客节目。在没有共同创业之前，他早已和杨一结识，杨一是上海电视台的编辑，也是上海媒体圈的“社交达人”。
从2015年起，杨一便开始自己经营播客，“他很早就自己搭设服务器，做《杨一电台》，也会在苹果播客上播。”程衍樑对这种形式有着浓厚的兴趣。另外，杨一在节目中用的一些叙事手法，设置的节目结构，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播客或许是一种不错的形式，它的‘功耗’没有那么重，访谈的形式也很适合我。”程衍樑对播客不熟悉，但也完全不陌生。在2016、2017年，对于上海的大多数媒体人来说，播客并不是什么新鲜产物。
国内媒体圈，京派播客早已兴起多时，从早期的糖蒜广播、机核，到后来的大内密谈、日谈公园、故事FM，北京播客圈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京派播客往往有着浓厚的“个人魅力”加持，节目与相征、李叔们高度绑定，不一定非要有什么固定的话题，依靠表达上的优势，京派播客凭借叙事节奏与情感陪伴，就足以抓住观众的耳朵。
他们也往往与小众圈层文化高度相关，摇滚、电影、亚文化......固定的几个主播能聊上几百期，有时候更类似于电台节目，与现如今主流“播客”有着不同的气质。
程衍樑准备从市场的缺口入手，发挥自己的优势。他爱听文化类播客，老本行又是文化记者，“我突然想，或许我也可以做播客，找人来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文化类、访谈，他脑子里很快就有了个雏形，凭借媒体行业多年积攒的人脉和“谈资”，他觉得录个100期没有任何问题。
彼时伴随IPN播客网络等小型矩阵的发展，扎根于上海的海派播客也迎来了飞速发展。上海的播客选择把宝押在了“深度内容”“功能性”上，在科技媒体、财经媒体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海派播客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凭借干货知识、深度讯息，以及先锋话题，进一步填满播客未能覆盖的垂直领域。
杨一这类媒体人，正是在海派播客文化发展中成长起来，并成为下一个播客时代的中坚力量，他们开始用自己掌握的行业知识与讯息加持播客，让内容更加丰富。这也是程衍樑能感受到不同之处的深层原因。
播客行业迎来一批来自媒体的入局者，行业也迎来巨变。
当时，程衍樑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间与海派播客发展道路不谋而合，成为了媒体播客发展的重要力量。甚至会在后来成为上海播客圈层的中流砥柱。
他甚至抱着一些近乎破坏性的想法，“当时觉得整个世界的机构都在崩塌，传统媒体所占据的舆论高地正在失守，个人的力量在崛起。”面对如此的“礼崩乐坏”，他想要把自己想说的表达出来。
《忽左忽右》就这么诞生了。难得的是，程衍樑没有像当时的许多自媒体一样，去依靠“煽动”获得听众，而是选择走向专业。
进城录播客
尽管是全新的内容创作领域，但程衍樑仍旧希望能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作方式。
2017年底，“躺平”了近半年之后，他联系上了杨一，将自己想做播客的想法和盘托出，“杨一有很多做播客的经验，而且很懂，无论是录音、剪辑之类的技术，还是分发托管，这些都是我一无所知的。”
杨一接受了他的邀请。
两个人随即开始准备第一期节目，相比自己文字记者的身份，杨一出身于电视台，要更擅长团队协作，“做文字记者基本就是自己把一个项目包圆了，但在电视台不一样，要完成一个项目，要有明确的分工，更要求配合。”
“由我的趣味化来主导这个节目的内容，杨一则来配合我，帮助我解决剩下的事情。”程衍樑说。
想法落地，找到固定的内容形式和风格至关重要。程衍樑再次以媒体人的直觉设定这个节目，“当时无论是播客还是媒体领域，就某一选题找一个专业的研究者来进行深入分享，这样的形式并不多。”他想起了自己同许多受访者的长篇对谈，这并不仅仅是“采访”，更有“分享”“讨论”的意味，这种形式也不会有媒体属性的严肃，且能够为内容增添很多趣味性。
选题则从程衍樑积累的话题入手。如果内容太过随性，主播个人有可能会限制节目的发展，程衍樑更想用足够有趣的话题与高水平的嘉宾不断“挑逗”观众的兴趣，“我不能依赖于某个人的天赋”。
程衍樑和杨一把目标锚定到自己擅长的文化、历史、国际关系等领域，还会融入一些怪力乱神、奇幻冒险话题。他们也确定好了《忽左忽右》的发展策略。“让嘉宾多说，我们少表达”，杨一回忆。
“我们只找有“经验”的嘉宾，上这个节目不能空发议论，而是你只分享你“经历”过的事。”在他们看来，故事先行，然后才是观点，如果没有一个领域深耕过，那么嘉宾的观点对于《忽左忽右》的风格来说是不适用的。
带着这些“杂乱”的选题，和一个媒体内容产品的基本框架，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尝试。
朋友的力量是无穷的。程衍樑又联系到了朋友沙青青和韩巍，前者是冷战史研究者、与章骞一样供职于上海图书馆情报中心，后者是曾供职于财新的资深媒体人。程衍樑和杨一作为主持人，两位朋友作为嘉宾，第一期《忽左忽右》正式开始筹备。
名称“忽左忽右”是沙青青提供的。它富有某种深层次含义，作为一个栏目名称也朗朗上口。
尽管敢想敢做，但程衍樑仍旧对播客媒介形式“心存敬畏”，第一期他没有选择自己擅长的话题，而是采用其他三位更了解的“美国媒体如何续命”话题。2018年初，杨一提着录音设备来到了韩巍在虹桥路的家里，四个人坐在沙发上，完成了第一期节目的录制。
“第一期我几乎没怎么说话，因为我完全不懂这方面的话题，当时更多是想验证我们构思的这种创作模式。”后来“美国媒体如何续命”成为了《忽左忽右》的保留节目，2023年1月27日，《忽左忽右》第四次谈起“美国媒体如何续命”，成员仍旧是程衍樑、杨一、沙青青，但相比五年以前，一切似乎都不太一样了。
尽管第一次并没有怎么表达，但程衍樑看到了《忽左忽右》的潜力，“做完第一期，我感觉是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做下去的。”他们将节目上传到自己搭设的服务器网站上，又同步到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等几个平台，《忽左忽右》的故事开始了。
《忽左忽右》能够成功的一点在于，它并没有像播客井喷时代后的许多播客一样，只是维持了十几期的更新热情，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程衍樑和杨一就决定持续更新下去，并且一开始就要周播。
他提到了自己的另一个朋友海带，知名漫画公众号《老鼠什么都知道》的创始人，“他已经验证成功了，在连续更新几十期后积攒了几十万的粉丝，我们相信好内容是能够涨起来的。”
怀揣着这种信念，程衍樑开始每周固定“进城”录节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根据每一期不同的录制时间和嘉宾，程衍樑和杨一开始了游击，有时是黄浦区的某个安静的咖啡馆，有时是高邮路上有些昂贵的茶楼，有时还会借用某个朋友的办公室。
程衍樑对一次录制记忆深刻。那是《忽左忽右》录制到第9期时，他们邀请到了九久读书人的编辑索马里，录制选取在一个黄浦区的桌游俱乐部里。“我们在里面开了一个桌游房，聊的是费兰特的匿名写作，但是隔壁在玩狼人杀，每次有人赢了就声音非常大。”
他摆了个捂耳朵的姿势，“然后索马里就要停下来，把耳朵捂住。”
那段时间是快乐的，“我把它当作一件业余且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做”，在《忽左忽右》最初的日子里，他聊过十九世纪时，人如何面对世界末日;聊过美苏冷战与间谍小说;聊过综艺节目《创造101》背后的女性主义;聊过风水与算命。
在多元且烂漫的话题里，程衍樑把自己的朋友邀请到麦克风前，将此前只能作为报道“边角料”的话语向外输出。他满足于这种输出，尤其是住在外高桥的日子里，慢慢地，他发现豆瓣上开始有人讨论《忽左忽右》。
“我们的播客，真的有不少人在听的。”他说。
“办个公司，探探路”
从诞生之初，JustPod就把商业化刻进了DNA里。
2018年4月，《忽左忽右》更新了十几期之时，第一家企业客户GGV纪源资本找到程衍樑，紧接着是第二家，领英。这两个客户是刷朋友圈“刷”出来的。那时，程衍樑把开始创作的最新节目分享在朋友圈里，“他们的海外市场就有做播客的经验，刚好想在国内做播客，结果刷朋友圈发现有人在做这件事。”
节目得到他们的注意，“他们发现，无论是片头音乐，还是音质、剪辑，都比较专业，所以直接找到我，希望能担任他们的播客制作人。”在投身播客之前，程衍樑也曾与杨一设想过靠播客赚钱，但想的也只是“偶尔接接小订单”，刚开始做就有两家跨国企业伸来橄榄枝，完全出乎意料。
程衍樑开始重新审视播客行业，也重新考虑创业的可能性。跟GGV和领英谈了几轮，合作似乎能够开展下去，他决定注册一家公司，只有程衍樑一人的上海斛律正式成立了，帮助GGV推出的播客《创业内幕》，联合领英推出的播客《转折点》。这也成为JustPod最早的两个企业播客订单。
最初，杨一并没有全职创业，而是留在原单位上班。程衍樑“办个公司，探探路。”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程衍樑以家为办公地点，每周进城录制一次《忽左忽右》，每周从上海跑一次北京，帮助客户制作企业播客内容。
他时常选择早上的高铁，坐四个小时中午到达北京，下午录节目，晚上再乘上六个小时回上海，能省下一晚的酒店住宿费。“现在想一想挺辛苦的，几乎每周都在重复这样的日常，但当时完全不觉得累。” 原创和企业订单一起做，程衍樑肉眼可见地忙了起来，他不再接媒体商务稿件，而是一门心思扑在了播客上。
彼时，商业订单的价格并不高，单期节目仅仅几千元，但对于程衍樑和杨一来说，能够通过播客获得收入已经足够惊喜了，“因为我们的成本也不高，当时肯定是够我们糊口了。”但更多的不确定性萦绕在他们身边:企业播客制作，这在国内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行业。“18、19年那会儿，我总开玩笑，说我们这两单没了，这个行业就消失了。”
万幸的是，订单没有消失，GGV和领英的项目开始之后，《忽左忽右》的影响力日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注意到程衍樑和杨一，很快迎来了第三、第四单——2019年7月，碚曦投资协作体的广告营销类播客《贝望录》;2019年10月上线的音频节目《Just MINI》，也是MINI汽车的播客订单。
伴随着一个又一企业客户的到来，商业营收模式为代理制作，程衍樑和杨一再度确认了市场的可能性。2019年7月，杨一离开电视台全职创业。
2019年底，为了满足企业客户的更多需求，程衍樑和杨一成立了专业的播客制作团队，吸纳了后期、运营等新成员，他将公司从家搬到了长宁的尚街loft，租用了一个朋友办公室的一个工位和会议室做录音室，他们也需要一个更新更正式的名字来面对客户。
JustPod正式诞生了。
2019年11月，JustPod参与发起的国内播客线下活动品PodFest China迎来第二届，即刻CEO叶锡东和产品负责人kyth也参与了进来，他们怀揣着一个关于播客的项目，5个月后，上海，一个名为小宇宙的App正式上线，所谓的播客元年也正式到来。
如果2018年、2019年更像是JustPod的“萌芽期”，那么2020年播客的井喷与听众的破圈增加则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商业化为基础导向，JustPod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相对有效的商业模式——输出自己的专业制作能力。从某种角度来讲，JustPod更像一家专业的广告公司，针对不同企业的客户，他们提供不同种类的播客制作服务;对于一些稍微了解播客内容的企业来说，他们帮助对方提供成熟优质的播客内容策划，参与进制作的前端、后端环节。
对于初次触碰播客行业的企业，程衍樑和杨一就会从“何为播客”开始答疑解惑，先提供音频策略的咨询，再提供播客内容的策划、制作、分发、宣传全链条的服务。
《忽左忽右》制作人滑轮参与的第一个企业播客节目是中信出版的企业播客《跳岛FM》。他对“服务”的细节记忆深刻，“节目如何统筹，嘉宾怎么录制，如何收发录音，谁来转文稿，对于每一集的要求都很细致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人来跟进。”
凭借着细致化的服务与一个又一个的商业案例，JustPod逐渐将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为一些大企业提供音频内容的培训服务，这也成为了JustPod的另一个收入来源。
JustPod和程衍樑开始在原创节目上发力。2019年末，JustPod的节目还只有两档，程衍樑的《忽左忽右》和商务负责人钱老板的《杯弓舌瘾》;2020年上半年，原创节目的数量就已经增加到了10档以上;除了杨一主理的《去现场》外，JustPod还帮助《不合时宜》《东亚观察局》等节目走上了热门。
企业客户也开始成规模出现，2020年JustPod的企业订单超过十家，有兴业银行、百威等，当然了，以中信出版社、读客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企业也逐渐增多。
“都是比较有国际视野的企业”，JustPod所服务的品牌也鲜明地展现出了“海派特质”:他们目标的客户人群明晰，以一二线城市的年轻白领为主，播客是他们构建品牌形象，输出品牌价值的崭新通道。
程衍樑进入了创业以来最繁忙的阶段，“老板就是最大的销售，那时候每天都在跑业务。”碍于这种繁忙，《忽左忽右》也时常断更，但在JustPod集体登陆小宇宙后，仍旧吸引了大量粉丝订阅。
碍于团队的不断扩大，第二次搬家开始了，从尚街loft的一张桌子和一个录音室，JustPod搬到了安化路德必易园的一间办公室里，这家公司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和录音室。
彼时，JustPod组建起一支十人左右的团队，由节目编辑、制作人、后期、运营等几个板块组成，他们大多出身媒体行业，也会吸纳拥有留学背景的跨界从业者。专业化、规模化，JustPod逐渐走向行业的最前端。
时间来到2021年，JustPod旗下节目已经超过30余档，企业播客服务的客户超过20家，除此之外，平台的订单采买也开始丰富其内容矩阵。对于程衍樑来说，JustPod的生意真正走上了正轨，可以称之为“行业”了:用了近七个月时间，JustPod的营收达到了千万量级。
JustPod服务的企业客户
2022年，对于上海和整个播客市场来说，波云诡谲。巴斯夫，GIADA，IQVIA，耐克，中欧商学院，华泰证券，天猫国际，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客户找到了JustPod，播客商业化的元年，这家公司再次追上了浪潮。
安化路的那间小小办公室已经装不下JustPod庞大的团队，程衍樑迎来了第三次搬家。他和杨一看上了九江路的这间办公室，无论位置、空间，还是视野，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当务之急
程衍樑始终有一种危机感。
他认为JustPod的商业化模式仍旧比较单一，“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高效或者较高性价比的营收模式”。在他看来，让占成本大头的原创节目跑通商业化路径，是公司的当务之急。
尽管每年公司营收上千万，但相比几年前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程衍樑要更加焦虑了。“从我的角度，我能看到当时面临的是什么困难，后来面临的是什么困难。到今天，困难变得更大了。这是很实际的，每天你光应付这件事情就已经焦头烂额了。”
这也是JustPod做出业务变革的原因。
作为王牌节目，《忽左忽右》最早迎来改变，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它正式变为一周双更;许多原创节目开始配备专业的播客制作人，整个团队构成分成了企业播客和原创播客两个团队。在确保商业项目不断扩张的情况下，JustPod加强对于原创节目的投入，《忽左忽右》的改变就像是一场实验，原创节目商业化的一次实验。
事实证明，故事是讲得通的。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忽左忽右》每个月基本都有商业项目。他们迎来了大企业客户麦当劳，麦当劳以“巨无霸”指数为主题与《忽左忽右》展开了单期合作，效果非常好。另一方面，《忽左忽右》的付费系列也得到了不错的营收。此前，“一直到2022年，《忽左忽右》都没有给公司带来过什么收益”。
不同于外界对《忽左忽右》的佛系想象，一整个下午，杨悦骅都在不断地开会，碰方案。企业订单、投放不断增多，因此要不断地跟客户交流对接。她认为，对于一家创业型公司来说，这种常态化的忙碌再正常不过了。
在杨悦骅的眼中，JustPod远远不止是一家播客公司，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全案策划能力。她进一步解释道:“随着和品牌接触的增加，我们更加了解品牌的需求，品牌的投放也逐渐从纯内容投放转向了更专业的播客营销事件落地，这也拉高了我们的商业价值。”
这正是JustPod的探索带来的。视频播客、不同平台的投放、直播，《忽左忽右》是播客领域探索新样态的前沿阵地，其影响力正向更多渠道扩散。2022年末，JustPod与小红书展开合作，推出了“归途七日谈”策划，让“小红书播客”进入了大众视野。
在视频领域，《忽左忽右》也开始了视频化尝试，例如2022年9月JustPod与腾讯视频合作推出的《苏俄情报往事》系列节目，正是由播客内容衍生而来。
播客不会仅仅只是播客。
程衍樑举了个例子，“kanye之前在美国一档播客上睡着了，TIKTOK上很多人在传这段视频，这条短视频可能在国内也有上万点赞，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喝了口咖啡继续说，“那就是播客适配不同媒介后产生的特色，进行一定程度的扩散，让播客内容走向更多人，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在他的规划中，商业化不是《忽左忽右》生命中的最终目的，它还将承载更多的能量。“现在《忽左忽右》有越来越多精良策划的系列，我们可能会想将节目里越来越多内容串联起来，变成若干个节目系列，一个系列就会被视为一个SKU。”
杨悦骅告诉我，目前会做系列化独立SKU的话题已经确定了几个:沙青青的《谍海轶闻》系列，周小康的《能源即政治》系列，刘怡的《冷战的余烬:后冷战30年》系列。《忽左忽右》正在成为优质内容IP的孵化器。
SKU能够做到二三十个体量，就能支撑起一个内容平台。程衍樑设想通过订阅制完成商业转化，它将是一个以优质深度播客内容支撑起内容付费的新逻辑。这是他对播客行业发展的另一种野望。
1万，4万，15万
对谈快要结束，我再次表现出了对于JustPod规模的惊讶，尤其是这间让我对播客公司有了新认识的办公室。面对我展露出的情绪，他再度开始了思考。
“你真的认为这个行业发展得很快嘛?”他反问我。
在接近三个小时的对谈里，他很少神情如此严肃。
他觉得远远不够。“一个播客团队，一个播客公司，在创业了好几年之后，真的在这个市场当中获得了相当的位置和客单以后，它的营收就该是往上亿去冲刺的，这是它应有的一个体量。”
从某种角度来讲，选择如此地段和人员规模的办公室，一是配得上这个行业的头部玩家，二则在于一股“心气”。
“从每月1万块的几张工位，到月租4万的办公室，再到现在月租15万的半层楼，可能会有人觉得步子迈得太大了。”他盯着窗外说:“但你也是为市场造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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