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生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语言的诡计欺骗，语言结构的诱导使我们只能按某种既定方式感知现实。而一旦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个诡计，我们就有能力学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世界。
但凡年轻的男男女女都希望“我爱你，你也爱我”。对我们而言，这里的“我”显然是同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用英文来说却是：I love you，you love me？
这个爱你的我是“I”（主格），而这个被你爱的我却是“me”（宾格），两个都是“我”，为什么英文要特意区分两者？
为何英文不学我们中文都用一个“I”表达得了，这不是效率更高么？
有趣的是，我们中文在亲戚关系称谓上却分得非常清楚，比如：叔叔、伯父、舅舅、姑父、姨丈等等，但在英文中，就一个词汇涵盖了全部：uncle。类似的，伯母，婶婶，舅妈，姑姑，姨妈等也只用一个aunt搞定。
是老外都不太重视亲戚关系，因此连称谓都敷衍了事？显然并非如此。
那么，到底这些语言上的差异意味着什么？
仅仅是些无伤大雅的翻译问题，还是蕴含着某种更令人不安的思维差异？
一、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引发剧烈矛盾？
英语人称代词区分主格、宾格，并非没有意义。
事实上，两者有所区别：主格“I”强调自我意识的主体，宾格“me”强调他人或社会对我的评价。
这么一说，我们马上会意识到，细细斟酌，“我爱你”跟“你爱我”中的“我”，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我”：第一个“我”是你认知的自己；第二个“我”是你对象眼中的“你”。
对于任何人，这两个“我”确实是不同的。有时甚至区别很大——这是所有爱情悲剧的根源，我们经常会“爱错人”，因为那个你眼中的“情人”跟其本人存在差异。
当差异达到一定阈值，就触发分手。
在这件事上，英语显然更明智，它自觉区分主格跟宾格，显然就倒逼着英文母语的人做一种预设：作为主体的“你我他”跟作为客体的“你我他”，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不信，自问下，你（阅读本文之前）是否会考虑，周边的人，尤其是亲近的人（父母亲朋好友），对你的认知，跟你自己认为的不一样？
多数人想必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这种默认是我们经常跟人沟通时产生情绪问题的根源，尤其是亲近的人。我们通常默认他人高度理解我们，但现实并非如此（很多人连自己都搞不懂自己）。
我们回想下，有多少人跟亲朋好友起争执，原因并非是事件本身（那些通常都是鸡毛蒜皮的破事），我们会伤心或愤怒，归根结底是因为“被亲近的人误解”、“被欺骗”、“错看了对方”……
但很多时候，问题是出在我们的思维底色上：由于中文语言缺乏主格、宾格，这就让我们的思维中将很多事情“分的很不开”。
你可别小看这个小小的缺失，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东方人很难开发出像“人格心理学、主体与意识认知、西方唯物主义思想……”等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而西方学者却可以。
原因正是西方语言（主要是印欧语系）“与生俱来”就暗示了上述理论体系的“底色”，这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很难自主发掘。
打个比方，我们一直用白纸画画，于是只懂得画“水墨画”，直到有天引进了西方的“黑板”，你才知道原来白笔也能画，而且能开发出一套截然不同于水墨画的“白画”风。
在未遇上黑板之前，我们永远无法自主发觉白纸的问题。
类似的，不难想象，英文中“分得很开”的特点，让他们在权利与责任、民主与自由等思辨问题上特别清醒，而我们尽管同在“现代教育”熏陶下长大，但多数人对权利与责任的问题却总是浑浑噩噩。
但是，这并不代表印欧语系就更“优越”，汉语言的“粘稠”特点却能让我们在“跨领域沟通”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俗称通感（synaesthesia）。用符号学的说法则是“跨符号系统表意”。
汉字（汉藏语系）的这种特点让我们在艺术文化、后人本主义哲学、甚至是量子力学（理论物理）方面装备了更好的“底板”。
比如，正是我们语言隐含的跨界隐喻性，使先祖们创造了绚烂的艺术文化，比如唐诗宋词、山水墨画青花瓷。短短几字、寥寥几笔就勾勒了出了绝美的意象。比如唐诗：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影浮动月黄昏。
或者：
山光悦鸟性，谭影空人心。
又或者是：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我们任何人一看到这些话，就能“意会”到一种无形的美。
如果你想更深刻的体悟印欧语系与我们汉字的内涵差异，不妨尝试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翻译成英文。
相信无论你翻译的多精妙，习惯了印欧语系思维的外国朋友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你伤感时，花就会流泪，他们甚至会尝试思辨，此中逻辑为何？
相比之下，西方的诗歌就显得很硬，直来直去，我就欣赏不来（如果冒犯了西方文学，表示抱歉）。
这个语言的微小差异稍微延展下，就会产生一个让人不安的大问题：是否不同母语的人，思维当中存在不少“暗物质级差异”，即，彼此都存在“不知道对方不知道”的区域？
如果是，那么我们的科学体系是否存在重大缺漏？
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在中国发生？
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曾谈到：
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基础之上……我们看到、听到以及以其他方式获得的体验，大都基于我们社会的语言习惯中预置的某种解释。
实际上，我们光是粗略的对比下汉语跟英语的微妙区别（汉藏语系“粘稠”，印欧语系“较硬”），就能从中一窥东方哲学跟西方哲学，其态度在根源上就不同。比如，如果你对古希腊哲学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亚里士多德，他们探讨哲学时经常是在“思辨”，这正是西方研究哲学的态度，思考与辩论。
为什么要辩论？这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对于世界的实质，还没找到答案。
而东方的知识精英，诸子百家们尽管也经常辩论，但他们辩论的却是“方法”，对于世界实质，先人们是有统一共识的——道。
他们的争论焦点是，通过什么路径（方法）来实现“道”。既然已有统一答案，我们的哲学就讲究“体悟”，剩下的工作是如何去“感知”（践行）它。
你或许了解，“道”的核心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意味着，“道无处不在”，众所周知，近代科学的核心驱动力是“探索世界的本源”，但这个问题在东方哲学中，是已经明确的——“道”。
既然明确了，自然就没有继续探索的内驱力了。
后现代理论物理学对“世界本质”的结论与“道”更接近，当然，这是后话了。这也导致华裔、日裔的科学家比起母语是印欧语系的科学家更容易接受量子力学。
在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宏大问题上，不同学者从地理、政体、人口、经济、宗教等各个维度均做过不同分析。但我认为，在更底层的根源上，语言（意识形态）思维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这或许更言简意赅的直戳要害。
三、为什么国人比西方人更爱存钱？
如果你觉得无论诗歌艺术还是科学哲学都离我们很远，那么，我们不妨看回生活，简单对比下东方人跟西方人的一些差异，就会意识到，语言的“微小”差异其实早已深刻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我们学生时代经常被英语中的“时态”坑掉很多分，什么“过去进行时、一般将来时、过去进行时……”中文就简单多了，无论你是昨天吃饭，现在正吃饭还是明天将吃饭，都只需用“吃”表述，而不用再发明个“吃嘚（ed）”、“吃梗(ing)”、“将吃”等分别表述不同时候的“吃”。
那么，英语中发明时态是否纯属“吃饱了撑着”么？
并非如此。时态的存在，会在该语言的使用者心中对“过去、现在、未来”产生截然不同的意识认知。
经济学研究发现，英语母语的人跟中文母语的人，对钱的态度有很大区别。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国内信用卡已经很普遍了，但国民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保持提前消费的习惯，其中很大的因素是“时间观”不同。
美国人的现在跟未来，两者存在清晰的界限，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而国人的今天跟明天总是交融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我们在花钱时会更大概率考虑到未来，今天即未来，因而在开销上自然更趋向于保守，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即时享乐。
当然，并非汉语总是“言简意赅”，比如称谓。
开头就提到，老外就一个aunt就把我们的“三姑六婆”给应付掉了。尤其是，中文把父系、母系的亲戚分得很开，母系亲戚通常称谓还有个“外”字，外公外婆外甥……
你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称谓，它们会倒逼着孩子从小就对亲戚关系高度敏感，想象下你管小姨丈叫伯父试试，肯定被你爸扁一顿。这暗示着，东方社会的运作更依赖族群血统。
这个问题背后的影响可着实了不得。熟悉政治历史学的朋友就知道，中国是全球最早建立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已经构建现代政体。
现代官僚制度、非人格化的人才选拔制度（隋唐时的科举制）都是中国的发明……但为何，两千年前的政治现代化却始终没有继续发展出经济、法制的现代化？
前面提到的哲学根源（导致中国没有衍生现代科学）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亲戚关系。
如果从帝王的视角看历史，我们将会发现，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权统治本质上就在干一件事：迫使家庭权力移交国家。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统治者清晰意识到，亲戚网络是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帝王希望百姓生老病死都依赖国家，而不是亲戚宗族。
这个斗争从秦朝商鞅的反家庭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近现代。两千多年，事实上从未真正成功过，社会运作始终高度依赖藕断丝连盘根交错的亲族群关系。
我们设想下，当你需要投资时，找家族亲戚借钱；当你找对象时，家族给你土地房产聘亲；当你跟邻居出现争端时，由家族众多长老协同审判……
这样还需要什么现代法制、社会保险、契约原则或者自由市场经济？
而西方能够发展出“契约精神”，除了因历史偶然导致的宗教权威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语言带来的意识形态阻力较小。
小结下，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现代法制为何没有在中国诞生，当代社会学者研究上述问题时，普遍缺失了对语言维度的考虑，着实是一个重大缺漏。
语言相对论（又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就语言与思维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观点：
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结构影响人们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宇宙的图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
这个观点的弱假设已经得到了大量生物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建构主义）、符号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支持。
比如，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就从符号学角度谈过：
人能够理解的世界，不是物理世界，而是人所理解的“人化世界”，世界一旦人化，就变成了符号与物的混合。
又比如，英国哲学家费英格也提出过“仿佛哲学”的观点：
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对现实的各种现象创立各种“虚构”的解释。
这种解释，同样是以语言为背景。
那么，了解语言与思维（意识形态）的关系对我们普通人除了能吹吹牛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四、语言相对论的启发
语言就好比思维底板的“颜色”，一旦我们现实中要处理的事情涉及到跟我们底板同样的颜色时，我们的思维就容易失灵。
打个比方，“现实问题”是由五颜六色的文字写成，如果你只有黑板，那么总会遗漏黑色字迹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中我们总是容易碰壁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反过来，如果我们同时既有黑板，又有白板，就能看到“全部信息”了。
1. 人类思维中存在“暗物质级”漏洞，沟通、社会共识比我们预想的更难
显然，语言无法穿透表象看到本质，因此社会性交流也很难达到共识。
诚如前文所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没什么大矛盾，有多少至亲的情感破裂，都是因为“低估了沟通难度”造成的？
类同，民族间、国家间的矛盾，不少也是源自共识问题。
所以，人之为人，更成熟的姿态是，在沟通、协作、处理情感关系时请保持谦逊、谨慎。
沃尔夫生前的最大心愿，是开发出一门“世界语言”，容纳、互补不同语言的优劣势，而目的，正是为了尽量填补人类思维中必然存在的“暗漏洞”。
这与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杰拉尔德·温伯格（Gerald M. Weinberg）提出的“广义互补性原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我们可以利用语言相对论的原理，发展更多元且互补的精细化思维。
这正是第二个启示，虽然“世界语”离我们很远，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逐渐填补思维的缺漏，实现的路径是：学习一门新的外语。
2. 通过学习外语获得互补思维，提升认知能力
前面谈到了，汉语系（粘性特点）虽然在“跨领域迁移”方面具有优势（更擅于处理艺术美学），但是，我们的思维在“思辨”方面却非常含糊。而思辨能力，正是英文（印欧语系）的底板优势。
我们生活、工作中不少愚昧、幼稚的决策，正是因为缺乏思辨导致的。
比如，一些典型的婆媳矛盾，实质就是“小家庭、大家庭”权利责任含糊在一起引发。
职场上，很多矛盾的根源亦类同。
倘若矛盾双方，哪怕一方具有较强思辨能力，至少能够看清问题根源出在哪里，进而寻求解决之道。
如果你以前一直排斥英语学习，那么这一点也给予你一个强大的学习内驱力——为了更好的获得多元化思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学生时代刚接触英语时，就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对英语的理解及成就将远非今日可比。
我在之前的专题“隐喻潜能”中推导过一个重要结论：体验丰富的环境能提升大脑的认知能力。
事实上，学习外语正是“获得丰富体验”的方式之一。
当下社会一个确定的发展趋势是，贴近人文、人性、美学，与创造力有关的能力将越来越有价值。而提升创造力，最重要的路径就是获得多元的文化体验。
乔布斯对美学的苛求是出了名的，但他可不像某些领导人一样只会指手画脚提要求。为了获得最佳的苹果美学设计上，他做了大量功课，充分吸纳了东方的青花瓷、古希腊雕塑、禅学“空”的艺术特色，这衍生了一种独特的美感。
现实中，一些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恋者特别具有创造才能，不排除跟这类群体同时具备双性思维有关。
本文亦传递了一个大好消息：你无需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也能习得更多元的思维。
经典的心理学研究，亦支持多元化能提升创造力的观点：
处于主流社会之外，能说两种语言或能接触到其他文化，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
作家村上春树在谈及写作时，曾说到：
练习写作时，先用英文写，再翻译回日文，长此以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文风……
这正是“村上式文风”的秘诀。
我认为，这里面的道道，正是村上在无意中，同时糅合了英文的思维优势跟日语的思维优势，这就比单一语言传达出更“丰富”的意义。
尾声：平行世界观将是未来人才的标配
众所周知，将世界变成今天的样子，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主要“归功于”当下的科学体系。
但科学语言，是以西方印欧语系为基础。既然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它的“原生缺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下的科学体系同样存在不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黑洞（当下社会各种剧烈的矛盾已经充分体现了）？
无独有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亦同样批判过西方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这些领域进行实验研究时，高达96%的抽样群体都局限于WEIRD群体。
*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sed,Rich,and Democratic的缩写，即来自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
这些实验结果推导的理论真的能适用于“思维底色”截然不同于印欧语系的其他种族么？
显然不行。生搬硬套单一的科学结论存在未知的风险。这正是我在思考问题时，往往需要从跨学科的交叉论证中寻求答案的原因。
文学家、艺术家往往比常人更先察觉到思维中隐含的缺陷。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有句话说的好：
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大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我们一生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语言的诡计欺骗，语言结构的诱导使我们只能按某种既定方式感知现实。而一旦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个诡计，我们就有能力学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