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 The New York Times，虎嗅编译）
创新能力来自哪里？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孤独的天才。在人类的文化长河中，独来独往的创造者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比如牛顿，还有失去乔布斯之后的苹果），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从一开始这只是种说法而已。
但是“孤独天才”这个谜团似的说法已经不再适用了。幸运的是，一个更接近事实的模式正在浮现：创新网络，比如众包式的维基百科或者是“The Daily Show”里面的写作室，或者是——创新的真正核心——创新者之间紧密的交流，比如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的搭档，还有数不清的其他案例，都是我们尚未能够完全弄清楚的。
从历史来看，挖掘个体内部的天才特质是最近的做法。在十六世纪之前，没人会说谁“是天才”（being geniuses），而会说“有天才”（having geniuses）。哈佛学者 Marjorie Garber 这样解释“天才”一词：“一种在每个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守护神或是精神力量”。在某一个体内部形成的任何价值都取决于来自个体之外的强大的、不可见的力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我们今天认为几乎是天赋的创造者们，当时更多地被看作是熟练的模仿者，用类似的素材生产令人折服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其剧本并不是想象出的新点子，而是借由过往作品的剧情、角色和语言，通过重写、改动和摘抄而来。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 分校教授马克•罗斯（Mark Rose）指出，《罗密欧和朱丽叶》实际上是将阿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一部长诗按一幕一幕的格式写成剧本而已。
当然，剧场艺术从本质上就是博取众家之长。但是伊丽莎白时期和现代电影行业很像，普遍来说剧作家不像一个编剧，而更像一台机器。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教授（James Shapiro）基于历史遗留数据的研究显示，三、四个甚至五个剧作家会共享一部剧的制作费用。讽刺的是，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协作式（或者说网络式）的创意生产了优秀作品赢得赞誉，但他本人却成了独立型创作者的标志性人物。
大的改变始于启蒙思想家们的时代，他们寻求为个体在这个世界上赋予一个有尊严的核心地位。启蒙思想家们将人类的思考行为置于所有事情的中心地位，建立了一个孤立的个体自我。
与此同时，随着封建制度和农耕生产被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所取代，艺术家们变得需要更加有娱乐性；他们更原创，这样才能靠作品赚钱。1710 年，英国人生效了该国的第一部知识产权法，让作者成为了他们作品的合法拥有者，将知识产权证券化，创意作者成为了发起人（originators）。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看到“天才”一词在现代语境的用法。1711 年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在发表的一篇短文中，称莎士比亚是一个“那些伟大的天才当中”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这些天才们从过往的约束中挣脱，点亮了内心的创造之光。
但是直到浪漫时代（Romantic era），“对于天才的真正崇拜才开始兴起”，Garber 女士这样写到——莎士比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实在是个太方便的例子；个人经历的纪录太少，有关他的历史很容易就能够编造出来。
自相矛盾的是，将莎士比亚描绘成天才的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却显然又对其本身产生了挑战。一个受过乡下教育的手套商，他的儿子如何能写出有关国王、王后还有距离如此遥远的大陆上所发生的事情？肯定另有他人，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这样认为的，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是他们最喜欢提起的这个人。有关这一点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种潜在的假设，那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全部是在剧场生意环境之外完成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学者 James Marino 认为，莎士比亚的怀疑者们，“认同孤独的天才这种观点，而且又更进了一步。”
如今，浪漫时代的天才随处可见。试想一下某些典型的宿舍海报——抽雪茄的弗洛伊德，在讲台高谈阔论的马丁•路德•金，瞪大眼睛瞧着镜头的毕加索，吐舌头的爱因斯坦。这些海报通常都有着同一个尖锐的佩词——“想象力要比知识更加重要”——但是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却藏在海报上单一的主体当中。
实际上，在这些伟人思想的世界里，他们都不是孤独的。弗洛伊德在与弗莱斯医生（Wilhelm Fliess）的激烈交锋中发展出了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称后者为“梦的解析”的“教父”；金与阿伯纳西（Ralph Abernathy）一同领导了民权运动（“我最亲爱的朋友和牢友，”金曾经这样说。）毕加索与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有过公开的合作——他们一同发起了立体主义——后者是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竞争对手，影响力之大几乎可以称之为竞争式合作。即便是爱因斯坦，也是在与工程师米歇尔•北索（Michele Besso）的对话中发明了相对论。
而现在则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在起坐用，不仅仅是互联网的兴起，还有其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制以及这种效果的意义。社会学家迈克尔•法雷尔（Michael Farrell）研究了从法国印象主义到美国女权运动的种种历史活动，他发现群体会产生社区、目标和受众的概念，但是真正重要的工作都来自个体对话之间，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保罗•麦卡特尼和约翰•列农一样。
这是因为人类在与单一个体对话时，要比面对任何群体时都要更开放、更具思想深度。两个人的组合也更具流动性和适应性。他们可以形成自己的社会，即便是加入另一个人，角色和权力格局可能会变化，对稳定性固然有益，但是对创造力来说却是个问题。三条腿适合支撑，两条腿才适合走路。
创新过程的核心正是两个实体、两种文化或传统、两个人甚至是一个人与内心声音之间的互动。思考本身就是我们与其他人对话的一种复制。当我们听到创新者描述他们孤单一人时想出的创新时，他们指到的是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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