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霄 高级研究员
数据支持|洞见数据研究院
都说互联网是高薪产业，在用“脑子”赚“票子”。一批又一批年轻人通过层层选拔，经历三面、四面才能入这些大名鼎鼎的互联网集团。
然而，比起拿到offer时的喜大普奔，这些年轻人拿到工资条时或许更多是困惑。这种困惑在于，表面光鲜的工作只能支撑一线城市的基本生活，互联网梦醒过后留给新时代“社畜”的仍是一地鸡毛。
我们统计了 11 家国内最热门的互联网企业，发现其中有 7 家，每位员工的人力成本不超过 1 万元。扣除公司所缴五险一金、再扣除个人所缴部分后，普通员工的到手工资只会更低，大多数人月均收入在5k上下。(这里要强调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人力成本，包含高管薪资、以及公司所缴的五险一金，是公司为员工支出的所有金额总和。)
根据统计，北京人均每月租房费用为 2900 元，解决基本住宿问题后，这些年轻人要用 2500 元左右解决吃饭、通勤、生活、娱乐开支，平均每天 83 元，甚至不够一顿火锅钱。
看完这些数据后，你还觉得进入互联网企业就能拿到金饭碗吗?其实，对单个企业来说，或许存在“老板拿员工当兄弟，兄弟之间不谈钱”的现象。
但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整个互联网企业的薪资标准时，就会发现，世界还是很公平的。企业发给员工多少工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本身的含金量高低，以及对企业创收的贡献多少。
根据这两个标准，我们将国内前排的互联网企业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对员工素质要求低、员工能带给企业收入也低的“互联网富士康”;
第二种是，“人才”含量高、员工为企业收入贡献也高的“金领聚集地”;
第三种则介于前两者之间，虽然对员工的素质要求较低，但单个员工能带来更高收入的企业。
蓝领集团-互联网“富士康”：依旧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京东、唯品会、美团等这一类企业需要大量员工来做配送、仓储、客服等一线工作，同时也需要高技术含量的研发人员搭建架构，维护平台。
随着平台的日益成熟，业务不断扩大，企业需要越来越多的“一线”员工。从京东和唯品会的员工结构中可以看出，相比 2014 年， 2018 年配送人员占比都明显扩大了。 2018 年，京东的快递小哥多达9. 5 万人，占总员工比的53.2%，唯品会的配送人员超过 5 万人，占比达87.8%。
与之相似，美团超过 370 万外卖小哥在一线开疆扩土，是其他员工总和的 74 倍;携程客服人员多达1. 3 万人，占总员工数的29%。
我们将这种底层员工占比居多的企业称为“互联网富士康”，表面上是技术导向的企业，但从人员结构来看，仍属于劳动密集型。
与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同，由于大部分员工都在做更为“基础”、更标准化的工作，这类企业员工的收入贡献较低。 2018 年，我们所统计的 11 个互联网企业，平均每个员工带给公司的收入为 323 万元，而京东、携程、唯品会和美团的数据都低于这一水平。
员工低创收的背后，是同样较低的人力成本。京东是所有互联网企业中工资最低的;携程 2019 年每位员工的人力成本不超过一万元，这个数据还囊括高管收入、公司所缴五险一金在内，可想而知普通员工扣除税险后，能拿到手的钞票或许只有6-7K。
与京东、唯品会不同，美团的配送业务是外包出去的。也就是说，其人力成本已经剔除外卖员，只反映了程序员工资，所以比其他“互联网富士康”企业要高得多。
这些冲在一线的外卖、配送、仓储员工们，虽然人均收入不高，但人数庞大，是企业的一大成本压力来源。在投资人看来，这种重成本的运营模式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利润空间有限。比如美团每完成一单，只能拿到0. 2 元左右的实际收入，其实是一分一毛挤出来的利润。
甚至未来，随着一线人员人力成本的增长，公司所背负的薪酬压力也会逐渐增大。如果企业不能很好把劳动力成本转移出去，就有可能出现侵蚀利润的情况。
所以，由于一线人员数量过于庞大，单个员工对市值的贡献很低。以京东为例，每个员工只能带来 4600 元左右的市值。
金领集团-真正脑力劳动者
与京东们“低创收、低工资”截然相反的是，腾讯、网易们员工们的收入贡献更高，拿到手的工资也基本高于平均水平。
从数据来看，小米每位员工能带给企业的收入最高，为 1100 万元，其次为腾讯 600 万元，网易、阿里、拼多多基本都在 300 万元上下。这样的创收水平比“互联网富士康”企业高出 2 到 3 倍。
这个数据乍一看有违常识，小米单个员工的收入贡献居然大于腾讯、网易、阿里等。实际上是因为小米产品多为高单价3C电子，本身消费金额更高，所以员工人均收入贡献也就更大。然而这也意味着，比起腾讯、网易等公司，小米的成本比重更大，利润空间会受到压缩。
而员工高创收的背后，是更高的人才含量。腾讯、网易新游戏需要有创意、有想法的团队，小米5G手机需要能设计，懂技术的人才。而阿里、拼多多虽然与京东同为电商平台，但他们更大程度上将选品、仓储、配送交给客户，只需要稳健的平台维护团队。
这类企业中，几个程序员的维护工作，就可以支撑上千万用户的购买行为;一个团队的设计方案，适用于上亿台产品。所以，单个员工的素质更高，对企业收入的贡献也就更高。
一个人的人生或许有着各种偶然，处处不公;但对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资源的分配又是相对公平的。这些能给企业带来更大收益的群体，自然有着更好的薪资待遇。
2019 年，小米每位员工的人力成本接近 4 万元，腾讯则超过 7 万元。扣除前面提到的公司与个人所缴保险、税费后，小米人均到手 2 万左右，腾讯大约4. 5 万。相比同行们在携程、京东们难以过万的收入，这些高技术企业的员工算得上是真正的“金领”。
而这些金领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创收工具”，高素质劳动力的议价权更大，单个员工对市值的支撑也就越更高。相比京东每位员工 2000 元左右的市值，阿里该数据逾 3 万元，网易将近 9 万元;小米、腾讯、拼多多都达到数十万元。
白领集团-把创收交给用户
在蓝领和金领集团之外，互联网白领的出现或许顺应时代的潮流。
2017 年之后，直播行业兴起，人们迅速习惯了这种为颜值、绝活打赏的休闲方式。对平台来说，其收入主要来自打赏和广告，主播或者up主才是真正的摇钱树。只要能签到头部主播，就会有土豪拿出大笔大笔的钱扔进直播间。
与直播平台相似，微博算是明星网红、官博公知的另一秀场，吸引大量粉丝的同时已经成为一个巨型流量池。围绕这些流量人物及话题，广告主源源不断。
与腾讯、网易不同的是，这些娱乐平台只要搭建起来，后续需要的研发员工其实很少。同时，平台招纳大量UGC从而吸引用户，粉丝打赏文化下，平台的吸金能力很强。
这呈现在数据上就是单个员工带给企业的收入非常高。 2018 年，陌陌每个员工能带来 625 万元的收入， 2019 年TME每个员工能带来的收入超过 705 万元。
但如此高的人均收入，并不完全由员工创造。这类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中，也很容易被替代，不具备“金领”一般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
所以，这些“白领”的工资其实并不高。B站、虎牙、陌陌、微博每位员工的人力成本为6-7k，扣除高管福利、五险一金后普通员工的实际到手工资可能只有4-5k左右。
相比金领的高议价权，陌陌们更看重UGC的创收能力，这些内容创作者们的议价权也更高。UGC生态体系，意味着平台对人力成本的敏感度不如内容成本;当内容成本不断提升时，企业会或许先满足创作者需求，从而挤压员工薪酬。
种种因素下，白领们对于市值的贡献在随着平台的日益成熟逐渐减弱。(这里可以观察到，白领对企业市值的贡献普遍高于金领，这似乎与我们的认知相悖，但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资本市场对不同企业的认可度问题，我们先不做讨论)
关于人力成本，企业肩上的担子究竟是更重还是更轻了
随着时代的变革， 50 后， 60 后开始淡出职场，计划生育下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的80、 90 后逐渐成为重心。
此时，企业不得不面对紧缩的劳动力市场。然而同样随着时代的变革，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越来越从劳动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比起传统公司，这些互联网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又在下降。
一边是紧缩的人才供给下人力成本的上升，一边是员工需求减少后人力成本的下降。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员工成本对企业发展的挤压程度究竟更强还是更弱了呢?
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得出一个很有趣的规律：金领和蓝领所在企业，人力成本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而白领占比更大的企业，薪酬压力在逐渐减小。
我们先看第一类企业。小米、腾讯这样的创意驱动型企业，“金领”的议价权实际很大，企业很难找到相似的团队，产出相同的创意。
以小米为例，为发力5G手机，小米必须提前为研发团队充电，雇用更懂技术的人。这类企业首先有了产品，才会吸引到客户，而产品的开发又围绕着员工的创造力，所以人力成本对企业价值的侵占程度会逐渐变大。
从企业收入流向的角度看，从消费者手中赚取的收入，最终会“四马分肥”，流向——税费、成本、薪酬、利润。假设税费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长期变化不大，那么如果人力成本上升了，必定会侵蚀到利润。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薪资占利润比值的长期趋势判断，人力成本的上涨，究竟有没有侵占到企业利润。
假如某企业营业收入为 1000 万元，税费和成本为 500 万元，员工工资 100 万元，股东得利 400 万元，此时薪资占利润比值为0.25。如果三年后企业收入、税费、成本都不变，员工工资 200 万元，股东得利 300 万元，薪资占利润比就增长为0.67，员工多收入 100 万的同时，股东少获利 100 万。
腾讯、网易、小米的人力成本占持续性净利润比都在不断上涨，利润增长的幅度小于人力成本，说明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压缩着企业的既得利润。
除了金领劳动群体的高薪资，更有数量庞大的“超级蓝领”群体。
金领群体的人，薪资远高于社会最低水平，中间有很多企业可以议价的空间。而数量庞大的蓝领，经常维持在最低标准线，工资粘性高，企业在此基本没有议价权，否则降薪或长期不涨工资就引发“众怒”。所以，如果控制不好人力成本，数量庞大的蓝领群体很有可能成本企业的利润杀手。
以美团为例，即便骑手不断抱怨其是“血汗工厂”，变相压低单价、克扣工资。然而 2019 年，美团骑手成本占餐饮外卖收入比重都已经达到75%。舆论压力下，如果美团调整工资，薪酬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由于美团刚刚脱离亏损旋涡，无法从薪酬与利润对比中进行判断，我们用GTV(交易额)数据代替利润。结果发现，美团员工成本+外包配送成本的上升幅度小于GTV增速。这或许是因为员工，尤其是配送人员的效率提高了，也有可能美团在暗暗“降薪”，减小人力成本对企业的压力。
在京东的分析中，我们以GMV代替利润。薪酬与GMV之比的上升，意味着薪酬的上涨幅度实际上大于GMV的增长。目前GMV增速下，企业尚能赚到一些利润。
而当平台达到一定规模，GMV增速开始放缓时，薪酬成本就会逐渐侵蚀企业利润，进一步压缩其本身就不大的利润空间。数十万配送员劳动工资的提高，会成为平台的利润黑洞，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包袱可能越来越重。
然而，另一类企业是只要搭建好平台，生态良性发展，雇用少量员工就可以保证日常的运营维护。相比员工，此类企业的收入更多围绕着UGC产生，平台的成本也更多流向这些内容创作者，所以劳动成本对利润的挤占会随着平台的成熟逐渐减弱。从数据看，微博、陌陌、TME的薪酬支出/持续性净利润数据在五年间明显下降。
虎牙、B站只能统计到两年的相关数据，时间跨度太短，看不出真正的增减趋势，所以不在此处进行详细分析。
劳资矛盾下，你会是最先被裁掉的那个吗?
美梦易醒，青春难追。当这些怀揣时代梦，却被互联网大佬们圈进幻象的年轻人，开始困惑、甚至醒悟时，劳资矛盾的爆发就近在眼前。
2019 年，网易、华为、京东先后陷入裁员风波，而这背后，既是员工对薪资福利的意难平，也是企业对人才高成本的无奈。
此类劳资矛盾实际上更容易爆发于蓝领所在的企业。
以美团为例，数量庞大的配送人员是平台运行的刚需，也是核心竞争力所在;另一方面，蓝领员工人均工资较低，常常徘徊在最低标准线上，工资粘性高对企业来说，基本不存在议价空间，所以很难将这部分薪资压力转移出去。
随着人力成本的逐渐提升，企业要么选择让利，从而保障配送人员的薪资;要么跟员工“称兄道弟、画大饼”，巧立名目降低人均工资。但大饼终归是画出来的，员工美梦初醒时，“血汗工厂”的帽子自然就会扣在企业头上。
相比“互联网富士康”企业，腾讯、网易们或许可以通过技术的变革，提高员工效率，从而有效控制薪酬成本，避免劳资矛盾的产生。
不论蓝领、金领，由于劳动要素议价权更高，企业都不得不想办法避免矛盾。但对白领群体来说，员工实际上比企业更担心此类矛盾的产生。
在这些以UGC为创收核心的企业中，白领实际带来的收入有限，议价能力更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也不强。一旦员工薪酬上涨，企业受到成本压力，就可以在一抓一大把的初级程序员市场中，轻易替换掉这些要“涨价”的白领。而在丢工作和低工资之间，大部分生活所迫的社畜们只能选择前者。
小结
“人分三六九等，肉有五花三层”，这个时代以更精致的包装掩饰着劳动力市场一如既往的鄙视链。看似光鲜的互联网大厂，如同每一个时代的新旧职场一样，依旧是多智者多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