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惘惘莫名的威胁感下，“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于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佛系青年”还言犹在耳，同龄人“抛弃”你也没过多久，“隐形贫困人口”这个词火了。根据网络定义，隐形贫困人口是指“那些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
“能买戴森吸尘器就不用扫帚了；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麦了；100块钱一张的‘前男友面膜’用起来也不心疼；一有健身冲动，就非得去办张年卡。总之，朋友圈光鲜靓丽，口袋空空如也，‘吃土’是常态，在精致道路上拿出十八般武艺、拼尽全力。”在“隐形贫困人口”的相关评析文章中，“隐形贫困人口”被认定是“自我消费不节制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想过得富一点，所以把日过得穷了。甚至有人认为，“隐形贫困人口”与之前流行的“月光族”“啃老族”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将年轻人的“贫困”归咎于消费主义和消费的不节制，是否会遮蔽了一些什么？比如许多年轻人“非常穷”，倒不是因为他们将钱花费在吃好喝好上了，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穷。即便有年轻人将大部分的金钱花在吃好喝好上，仅仅是因为他们热衷消费，还是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究竟是热衷消费导致了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热衷消费？
总之，一个热词背后往往蕴藏着重要的社会心理信息，“隐形贫困人口”的理论景深值得细究。
▌大众传媒时代的“贫困感”
身边一位50后的长辈学者，对现在年轻人老是说自己“贫困”“丧”很是不屑。在他看来，物质生活好了，年轻人都是蜜罐中长大，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养了一身矫情的本领。他说，他们那一辈人的成长岁月里，物质短缺、缺衣少食，饥饿是家常便饭，现在年轻人所能享受到的丰富和便捷的物质生活，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怎么现在的80后、90后、00后，动不动就觉得自己那一代人是“最不幸的”？
长辈的质疑，纵然有代际隔阂的因素，却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自称“贫困”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与其说是这一代年轻人矫情，毋宁说，老一辈与年轻人对于“贫困”的认定和感知是不一样的。在老一辈那里，贫困更多意味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满足，但在新一代年轻人这里，不贫困不仅仅意味着有吃有喝，还意味着吃好喝好，甚至更多。那么，年轻人的贫困阈值，是如何不断提高的？
这里不得不着重强调的是，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对年轻人观念的影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榫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文化学者南帆指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我们被抛入了大众传媒组织起来的社会，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就布置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而这个幻象的核心是，种种幸福生活的神话。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写道，“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
▲ “受众劳动”，英文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是为广告商工作，是广告支持下的传播业所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生产这种学习消费的受众是大众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成功人士的故事包围，哪个年轻人月薪5万，哪个年轻人创业成功一跃成为亿万富翁；即便是电视里的广告，不断宣扬的也是一种中产阶层的生活样本：一栋别墅，阳光照射进来，漂亮的妻子在做家务，小孩在快乐地玩耍……
身边的幸福神话太多，其结果就是知名作家韩少功所说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跟胡玮炜相比，年薪30万的码农是贫困的；跟北京三环有一套房的人相比，三线城市有一套房的人是贫困的……“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
也即，许多年轻人自嘲“隐形贫困”，倒不见得他们是真的贫困，他们的“贫困感”有可能是来自于传媒时代的文本感染和广告后遗症，来自于与幸福神话的对照和攀比。“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韩少功语），权力和资本媾和打造幸福神话，才能源源不断激发受众的“贫困感”，激发他们的消费冲动，并让他们心甘情愿成为消费的“顺民”。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人自嘲“隐形贫困人口”，倒真有可能是一种矫情，是不断夸大的心理自伤。
▌不断壮大的“穷忙族”
不过，时代不断进步的标志本来就是，人们对贫困标准的认定在不断提高。以前吃好喝好就是不贫困，但如果几十年过去了，人们的需求依旧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低阶段，那么这绝对称不上一个好的时代。虽然攀比逻辑值得检讨，但比烂逻辑更是要不得。
应该看到，“隐形贫困人口”的自嘲，固然不乏大众传媒时代滋生的“贫困感”，但更多可能是出于一种贫困实感。这种贫困实感，或来自于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或来自于安全、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比如纵向对比，现在年轻人的物质生活的确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好多了，但与当下时代的生活成本、发展前景等横向比较，这一代年轻人的处境就不见得比老一辈更好。
在“隐形贫困人口”这个词走红之前，另一个与贫困有关的词汇，就长久地成为不少年轻人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概括，即“穷忙族”（working poor）。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按照常理，付出跟收入应该呈正相关，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是越穷越忙，越忙越穷；他们一直在努力工作，生活状态却不见根本性的改善。
▲ NHK纪录片《穷忙族》。 © 知乎
2017年12月，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每周工作时间在50或50小时以上的分别为43.90%、42.57%，比例均超过四成。“996”（工作日早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午和晚上休息1小时甚至更少，并且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工作常态，越是大的、节奏快的城市越是如此，他们在办公室的时间甚至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曾有深受加班困扰的白领说，“如果不是大楼高层的窗户不能打开，很多人都可能已经跳下去了。”
但不少年轻人努力付出，他们却变得“越来越穷”，他们的收入增速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腾讯·今日话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对比应届毕业生平均薪资增速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发现，在2012-2015年，刚毕业大学生工资的整体增速赶不上社会平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毕业生就是年轻人的代表。不去考虑大学毕业生起薪低的问题，这个群体的工资增速没有和社会整体同步，年轻人存在“相对贫困”的问题，他们正成为“失落的阶层”。
除了工作强度大、工资低，更令年轻人困扰和焦虑的，还在于他们未来前景的“不稳定”，即便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也随时可能有失业的风险。土逗公社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Alex Foti在《“不稳定无产者”的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y of thePrecariat）一书中提出的“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这一概念。Precariat来自于precarious（不稳定的）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两个词的组合，它指涉的是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低工资、缺乏劳动保护、没有社会保障、随时需要工作也随时可能被解雇；而90后、00后正在成为precariat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边是“穷忙族”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一边是高不可攀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看不到预期的未来——许多年轻人何止是“隐形贫困人口”，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贫困。
▌用消费来安慰苦难的人生
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很多年轻人是真的贫困，可他们为何如此热衷于消费主义？不少社会学家都留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月收入不高的流水线年轻工人，所使用的手机常常是价格最为昂贵的iphone系列。究竟是消费导致他们沦为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他们更热衷于消费？
按照文化学者王晓明先生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人“同时受制于三个社会系统”：“第一个是国家机器主导的政治系统，它以‘维稳’为宗旨，竭力加固那种‘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普遍意识。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它通过各种具体的成文和不成文法，持续训练人接受这样的自我定位，‘现代人，就是如下两面的结合：合乎市场需求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第三个日常生活系统，它安排人以‘居家’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内容，从儿童时代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一直到老。这个系统持续地发展一种具有极宽的包含力的‘居家文化’，对人潜移默化，要将他造得除了‘居家’的舒适，别的什么都不在意。”
▲ 近年来，消费金额持续上涨，形成消费升级的浪潮。 © 国务院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中也分析道，“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也即，在艰难的生存现实面前，中国年轻人只能愈发投入于可预测、可掌控的消费与居家文化中，对日常生活系统的消费和呵护成为一种潮流。
这颇像张爱玲说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惘惘莫名的威胁感下，“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于是“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却买得起一些让自己感受更好的居家用品，诚如学者严锋分析的，“人是渴望改变的，生活是很难改变的，生活中只有电子产品最容易改变，所以只能从电子产品的更新中获得一种虚幻的改变感，安慰苦难的人生。”
因此，不少对“隐形贫困人口”的批评颠倒了因果，并非“月光族”让年轻人贫困，而是因为贫困，年轻人只剩下哈维尔所说的那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牌子的冰箱和洗衣机”的自由了。
哈维尔深刻地指出，这种只热衷于消费主义的倾向会加剧公众的政治冷漠，贫困的状态将更难改变。“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即指公共事务，笔者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指私人的物质生活，笔者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
这或许才是“隐形贫困人口”背后的消费主义倾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地方。以消费安慰困难的人生，获取一点虚幻的改变感，是个人权利，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切勿在权力和资本的鼓动下，全情投入到消费主义的怀抱中，尝到一点消费主义的甜头后，便心甘情愿地忍受贫困和剥削。要打破贫困，根本上应该打破“除了适应现实，我们别无选择”的政治意识，走出政治冷漠，积极参与每一次公共事务，积极维护个人的权益不受侵犯。
这很难，但想改变被剥夺和不公制造的贫困状态，就得从现在做起。
——首发南都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