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末，袁文康接到邀约，出演忻钰坤的第二部长片《暴裂无声》中的律师角色。他提了一瓶威士忌去找导演聊剧本，见了面，忻钰坤告诉他，我不喝酒。“一般做这个行业的人没有不喝酒的，”袁文康说，他本来期待喝完酒后大家可以聊更多的东西，但忻钰坤总是很谨慎地看着他。那天聊完，袁文康自己喝了半瓶，剩了半瓶。
《暴裂无声》的男主角宋洋比忻钰坤还要大一岁，他以为自己要见到一个充满冲劲的年轻导演，可出现在他面前的忻钰坤说话慢条斯理，聊了很久也看不出什么情绪。“他感觉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很多，”宋洋想说他没那么活泼，但换了个表述，“非常稳。”
《心迷宫》是忻钰坤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名片，别人总是根据这张名片对他做出判断：会非线性叙述，故事结构漂亮，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人。直到《暴裂无声》拍摄完毕，这些印象也没有什么变化。合作伙伴们挠着头，思考良久，才能挤出一句“温文尔雅”、“成熟稳重”之类如清水般毫无色彩的描述。忻钰坤目前拍了两部重口味的现实主义题材，但他本人寡淡到几乎隐形。
何山是忻钰坤的十年好友，也是他的摄影师。在合作《心迷宫》的时候，剧组调休了一天，可直到拍摄结束，宣传都开始了，何山才知道那天不是放假，而是剧组没钱了。他也不知道，在《心迷宫》开拍前三天，一笔启动资金突然撤下，剧组面临立即解散的危机。在26天的拍摄中，所有工作人员都没看出来，忻钰坤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我用各种方式去试探他，”袁文康说。他一直觉得忻钰坤会隐藏自己。人总需要面对事情做出反应，失望、愤怒、喜悦，然后显示出偏好。但忻钰坤非常克制，外人很难从他的行为中读到这些信息。“他喜欢掌控，喜欢这些能够在他掌控范围之内，”袁文康说，“你可以试着试探他。”
我第一次见到忻钰坤是在一个读书会上。编剧史航每个月会在鼓楼西剧场邀请一些人朗读，嘉宾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在几百人的剧场内朗读会暴露自己的阅读品味，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希望大家以为自己拥有的。有嘉宾念了一段冷僻的散文，也有嘉宾以播音腔背诵了一首抒情诗。我一直在想忻钰坤会读什么。
忻钰坤走上了台。他穿深色衬衫，牛仔裤，因为坚持健身，比拍电影的时候要消瘦不少。他打开了一本书，没介绍自己，开门见山，“大家好，我今天要读的书是《1984》，第一段。”
“四月的天气晴朗而又寒冷。当钟敲了十三下时，温斯顿·***紧缩着脖子，快速闪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本想躲避那一阵寒风的，可由于他的动作不够迅速，一阵沙土还是跟着他刮进了玻璃门里。”
他语速很快，听得出对这段话很熟悉。底下的观众中一阵轻微的骚动，不久归于平静。忻钰坤读完了几页《1984》，也没多说话，就下台了。
“为什么选择《1984》？”在剧场旁的咖啡店里，我问了第一个问题。忻钰坤点了一杯果汁，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咖啡，偶尔喝茶。他没有任何成瘾性的爱好。
“因为我生于1984。”
这是一个讨巧又安全的回答，我们都笑了。忻钰坤显然看重《1984》。他最初买的是英文原版，看不太懂，在网上比较了各个译本的优劣，到台湾买了一个据说不错的版本。在《暴裂无声》中，一辆车的车牌号也是1984。
好在忻钰坤并不拒绝去解读自己，他的确是个温和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拒绝什么。“我觉得它对那种集权政治的语言，然后还有对那些事情里面的人的状态……”他在谨慎地斟酌词语，“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启示。”
忻钰坤喜欢看知识类的书，很少读诗，理性压过抒情性的一面。他的《暴裂无声》讲了一个冷酷的故事，旷工张保民丢了儿子，认为矿主昌万年是罪魁祸首，开始找他要人；昌万年与自己的律师反目，二人争夺昌的犯罪证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透露出张保民儿子真正的下落。电影没有光明的结尾，律师最终也没有说出张保民的儿子在哪里。张保民站在矿山前，不知所措，一直沉寂的大山突然爆炸、彻底崩塌。
这本是忻钰坤第一部长片的构想。当他决定成为导演之后，一个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形象是大山的崩塌。他是内蒙古包头人，高中时军训，走正步的时候，听到一声巨响，抬头看到北部的矿山一半被炸掉了。他熟悉包头，想以这个环境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不同阶级的主人公、三条相互交叉的故事线像堆积木一样堆了起来。
忻钰坤把写故事称为“建构”。他先有了一条线索，一个兴趣点，然后把它们演绎成一个故事。目前正在准备第三部长片同样如此，他想拍一个有关科技与人性的故事，类似于英剧《黑镜》，凯文·凯利的《失控》成了他反复阅读的案头书。也可以说，忻钰坤不是一个故事驱动型导演。单纯的好剧情没有办法吸引他。
处女作《心迷宫》被普遍认为讲了一个好故事，但最初令忻钰坤眼前一亮的是其故事结构。2011年，忻钰坤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班毕业一年，在电影圈的边缘谋生，希望拍摄一部长片。《暴裂无声》体量太大，不适合作为处女作。有一天，他与好友任江洲在国贸的一个饭馆吃饭，对方给他讲了一个发生在母亲家乡的真事：一个棺材辗转了三户人家，也没有找到正主。有那么一瞬间，忻钰坤的脑袋里是静音，他觉得，等待多年的故事终于来了。他喜欢这个故事中三条线索并进的结构。在剧本中，忻钰坤只保留了真事中棺材的元素，重新设定了三个故事，一对打算私奔的青年男女，一个偷情的留守村妇，以及一个躲债回村的痞子，他们因为一具突然出现的尸体而联系起来。
2013年，任江洲告诉他，“搞到钱了”，《心迷宫》启动。在拍摄过程中，忻钰坤经历了一个新导演可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困难。开拍前三天，说好的启动资金没了，他、任江洲和制片主任决定，如果开机当天中午12点之前还没钱，三人就剃光头给大家道歉。第二天一早，主创陆续抵达，忻钰坤去迎接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摄影师突然中风，饰演父亲的演员坐火车复发腰椎病，吃完开机饭又回去了。
“万念俱灰，”忻钰坤记得那时的心情。开机祈福仪式后，他准备去和主创摊牌解散剧组，12点10分，接到财务的电话，有笔10万块的款项到账了。
《心迷宫》原定拍摄30天，忻钰坤心头悬着一把剑，赶着26天拍完了。制片人任江洲在外面找钱，十万二十万地打回来。《心迷宫》最终制作成本为170万。
以处女作成名的导演都是一个励志故事。他们在前期经历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披荆斩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对于忻钰坤来说，他的胜利时刻是2014年7月27日，First青年电影展宣布《心迷宫》斩获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在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忻钰坤仍然没有一个彻底放空、留给自己的空间，他在想其他主创在哪里坐着，心里总是装满了事情。正如他不会把焦虑表现出来，他也不会喜形于色，只是很平静地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人说，抱歉，老师，让我过一下。
《心迷宫》是忻钰坤的背水一战。他当时快30岁了，没什么正经职业，如果这次不成功，就退出电影圈。“我内心太弱了，”忻钰坤说。他可以处理困难，但他不是一个天生拥有强悍内心的人。他甚至并不享受导演拥有的权力，在片场，“我也不愿意发出那个指令来，我觉得很奇怪，好像大声说话是不对的。”
他怀疑自己可能并不适合这一行，但这放手一搏成功了，《心迷宫》成为新导演低成本处女作的一个范本。
忻钰坤有了继续拍片的动力。得奖后两年，他跑了几十个影展，成为这个行业炙手可热的新人。身份的改变似乎并没有让他试图去遮掩自己，他仍然承认，做这一行需要支持，要么是强大的内心，要么是稳定的家庭。他缺乏前者，但幸而拥有后者。
忻钰坤并不急于踮着脚尖摘取更高的果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红卫见过太多新导演，他们如果初尝成功滋味，往往面临巨大的诱惑，或者赶紧签一个长约，或者先买个房子。但忻钰坤没有这些困扰，他继续过小日子，唯一的助理是妻子。业界看好他，商业邀约纷纷而至，First影展创始人宋文一个咖啡馆偶遇忻钰坤，看见他与人谈项目，身边还有两个基金的人等着。但忻钰坤确定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是《暴裂无声》，从未动摇。
创作者初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喜欢写自己，忻钰坤不在此列。他对自己的状态太过理性，没有纠结，也缺乏挖掘的兴趣。
“艺术家是两种，一种是窥视癖，一种是暴露癖，”王红卫说，他也是《暴裂无声》的文学策划。很显然，忻钰坤是窥视癖。“窥视癖的导演一般而言会走得远一点，因为他是看这个世界，不是一直在说自己，”王红卫说，“（而且）他可能会比较冷静，会相对比较稳定。”
忻钰坤是内蒙古包头人，父母是银行职员，家中无人从事影视行业。他喜欢电影，在高二的时候辍学，进入西安一所影视学校学习，一年后再度退学，开始从业。17岁时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是忻钰坤最令人惊讶的经历。但在他的叙述中，这个选择依然是理性的：他成绩不算好，高考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他不会浪漫化自己的选择，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形象。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忻钰坤留着长发，他没想要通过发型表示什么，仅仅只是因为，他那时太年轻了，长发能令自己看起来老一些，工作起来有合理性。
忻钰坤的求学之路不顺利，他考过两次电影学院，都落榜了，想争取一个旁听的机会，仍然失败。他的电影教育是通过看碟完成的。在西安做栏目剧的时候，他把一半收入用来买碟。工作不稳定，他闲时就看片子，一天能看六张盘。他尤其喜欢买精装盗版，里面有花絮和小册子。《金刚》出了一套碟，包含两张花絮，讲了拍摄现场的每个章节，他爱如珍宝。
海量的观片之后，忻钰坤发现自己的趣味集中在哪些精彩的类型片上。故事激励，风格强劲，“不闷”，这些片子让他有嗨点。他曾在一家音像店打工，向每一个来买碟的顾客推荐韩国电影《老男孩》。这种趣味甚至影响到他的学院教育。在一个争取北影旁听机会的面试上，老师挨个问喜欢看什么片子，一路走过来，学生说的都是阿巴斯、伯格曼、安东尼奥尼这些欧洲文艺片导演，轮到忻钰坤这儿，他说“斯皮尔伯格”。老师愣了一下，问，是斯皮尔伯格的哪部片子呢？忻钰坤没有回答老师期待中的《辛德勒名单》，他说，《侏罗纪公园》。
“后来我就被刷了。”忻钰坤说。
筹拍《暴裂无声》的时候，忻钰坤会给别人介绍，这部电影可能会像《黄海》、《追击者》，都是他喜欢的类型片。看到剧本后，王红卫有些担心，“简单说就是不极致。”电影完成后，他问了几个人的观后感，大家的反馈似乎印证了他的担心。电影依然讲了一个好故事，工业标准比第一部提升太多，但大家都感觉差了那么一点，但究竟是哪一点，又说不好。
我与忻钰坤讨论起两个称得上极致的导演，强调自然主义的侯孝贤与电影至上的李安。忻钰坤坦诚，他敬佩李安，《十年一觉电影梦》是他的红宝书。他待人温柔克制，的确像李安，但李安在拍电影时以严苛和不近情面著称，在他手下工作并不轻松。
忻钰坤却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没有强迫症，很容易妥协。拍摄《心迷宫》的时候，一对群众演员演得不好，他都觉得要忍，因为换人会增加拍摄成本。还是制片主任忍不了，坚持这会是电影的一大败笔，他才换了人。
他非常强调秩序感，诸事皆有逻辑。我提到有人说电影中有个bug，他瞪大了眼睛，语气肯定，说我应该可以解答这个bug。后来证明是个误会，但这是整个采访中他唯一表现出情绪的时刻。“我还是比较在意逻辑的东西，所以在片子之前所有的东西我都会自己绕好几遍，看看有没有漏洞。”忻钰坤说。
极致或许并不来源于秩序，而是失序。极致也可能意味着一种破碎。我试着和忻钰坤讨论这个问题，他过于多虑且理性的性格，是否是造成电影不够极致的原因？
“会，想得太多了。我没有在片里面做到一个我想的最高的状态，而是平衡了很多现实的、客观的因素和条件。”
忻钰坤回答得很快，他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足够理性，足够真诚。
我问忻钰坤恐惧的事情是什么。他想了一下，说如果身边人出了问题，他会恐惧。他能掌控自己所有的东西，但别人他无能为力。他希望周围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一旦有什么东西被破坏了，平衡的结构面临倒塌的危险，“我身在其中就觉得会有问题。”
首发于《GQ》2017年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