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ID：cwm-50），原文首发于2020年5月14日，标题为《刘元春：现代货币理论是否适合中国？》，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 5月9日召开“当前全球货币超发影响与对策”专题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会议并发言，就当前市场关注的全球货币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及对未来产生的冲击等话题发表了观点。
以下为发言全文：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与经济大停摆的冲击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上的基本哲学和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我们依然在实施常态化的货币政策，而发达国家在以前宽松宏观政策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了超常规的操作，这种分化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关注点1：我们是不是应当跟随西方国家来采取一些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这是最近讨论的热点，特别是这几天刘尚希院长把“现代货币理论”（MMT理论）向中国进行转换，提出中国有必要采取“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当前，欧美的超常规货币政策依赖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做法就是赤字货币化。中国是不是应该采取西方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进行赤字货币化，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要点。
关注点2：在世界都进行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的情况下，下一步我们怎么应对？是不是会出现流动性整体性大幅度泛滥？出现另外一个史诗级的通货膨胀预期？
对这两个点，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对于我们是否应当跟随西方来采取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我认为答案应当是否定性的。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对我们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成本负担效应，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我们在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情况与欧美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因此用不着跟随西方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超常规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直接导致欧美的金融市场出现剧烈的振荡。这个振荡不仅引发了金融市场的价格危机和交易危机，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危机。对冲这几个层面的危机，欧美采取“零利率政策”+“无限量QE”+“财政刺激计划”，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应对新冠疫情叠加金融史诗级振荡带来的冲击最为恰当的组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我国金融市场波动并不是很大，我们并没有出现流动性危机，也没有出现财政空间、货币空间的丧失。我国和欧美所面临的风险性质和政策实施的环境具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于赤字货币化问题。第一，赤字货币化的问题，很重要的前提在于财政政策的空间没有，特别是国债发行的市场空间没有了，必须通过中央银行到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来进行债务融资。我们发行国债的市场空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和老百姓持有国债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因此，是不是就要用中央银行替代各种金融主体和资产持有的主体来进行购买国债？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在美国和欧洲是必要的，因为在资产恐慌、流动性枯竭的时候，大家都在甩卖国债，美国和欧洲各国发行国债的常规性基础不存在了，只有央行进入一级市场进行大规模的赤字货币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第二，我们目前的这种收支困难的程度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需要在市场主体持有国债的基础上，由央行为融资而持有国债？因为央行持有国债，只要是在二级市场，只要是为了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这样的目标，它进行购买国债是合法化的。按照《中央银行法》第29条所规定的，中央银行不允许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进行财政透支。我们目前要进行大规模的赤字货币化，首先要修改《中央银行法》，但是可能目前来看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中央银行目前还没有必要完全因为财政政策空间的扩展来抛弃它的传统的行为准则。
第三，西方采取现代货币理论（MMT理论）进行赤字融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零利率，在零利率前提条件下，国债利率为零，收益率为零，货币支付的利率也是为零。货币发行是债务，财政发行也是债务，从理论上来讲，这两种债务的替换对市场的冲击并没有很大的冲击。现代财政金融学就提出了一个新命题：在零利率条件下财政债务和央行货币发行债务是等价的。但由于我国利率水平依然很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依然很好，财政的市场债务空间依然雄厚，财政债务与央行货币发行债务完全不等价。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一些特殊情况下，MMT理论这种等价效应才会出现，而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出现。
第四，赤字融资另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的效率极其低下，必须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替代它。目前我们会看到，中国货币政策是不是像欧美的货币政策那样没有效率？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中国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陷入流动性偏好陷阱之中。
因此从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环境、财政空间、法律条件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之间的配合效率等方面来看，都不需要在目前这种环境里面来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采取赤字融资。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未来是不是会产生强劲的冲击？
第一，不是简单地看它发行的量有多大，而是要关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对冲当前流动性收缩之后，市场交易常态化之后，货币供应量是如何变化的。因此，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仅是果断采取极度宽松、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未来克服疫情困境之后，这些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如何常态化。超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的行为模式是影响未来货币供应的一个关键点。
第二，不仅仅看中央银行未来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市场主体对于这些央行的行为有没有一个常态化预期，如果央行的行为及其承诺不是可信的，从而使市场主体对未来央行的行为预期发生变化，对央行承诺控制通货膨胀的承诺不相信，那么在金融市场常态化之后，市场预期的变异可能直接带来物价水平的变异，使货币内生性变化大大抵消了央行的常态化操作。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第三，必须关注资产价格变异和流动性变异的路径是不是在疫情控制之后会发生一些突然的变化，央行和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市场的预期引导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具有可信性就变得十分关键。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未来缩表的路径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货币政策目标以及相应央行独立性法规要求他们必须向常态化规则调控进行回归。但是，大家都会担忧，由于疫情的特殊性，这些央行的行为准则可能与以前的行为准则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担忧恰恰是我们未来出现价格变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冲击因素。它未来对我们整个的影响，主要要观察各种金融主体和市场主体，它对于未来流动性变异和几大央行行为变异的预期，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核心焦点。
第四，必须明确的是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将面临长期停滞的深化，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将持续出现比疫情前更低的经济增长、更低的贸易增速、更低的投资水平。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疫情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供给损失十分严重，使潜在增长能力受到实质性冲击，同时还在于疫情加剧了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的6大结构性趋势性问题——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两极化、高债务化、逆全球化、技术进步对经济的促进、民粹化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将进一步恶化。这决定世界经济难以出现“高通胀、高利率、高成本”的滞胀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