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右一）担任习近平主席访美翻译。
随习访美的女翻译：周宇
有人说：“翻译就像一只美丽的天鹅，它的上半身永远都是亭亭玉立、妩媚动人，而它的下半身则在水中不停地扑腾。”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给领导人当翻译很神秘，但他们不知道，这绝非易事。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
不少人注意到，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位温柔、干练的女翻译。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女翻译叫周宇，是个地道的武汉人。
周宇：考试特别难，没想到自己会考上
她是个笑声爽朗的女孩，白皙透亮的皮肤显得健康可爱。
周宇的家在汉阳，从初中开始在武汉外国语学校就读，后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专业。
回忆20年前的这名学生，江晓生还是印象深刻：那时候周宇的穿着很朴素，不爱打扮和花钱。
她的父亲在汉阳钢厂工作。当年，父亲给了周宇2元零花钱，到了周末，那2元钱仍分文未动。
“别的小孩都爱买零食，但周宇很节俭，从不乱花钱”。
学生时代的周宇非常优秀，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现已退休的武汉外校老师詹必元曾教过她6年英语，记得无论考试还是报听写，周宇都经常得100分。
“她的英语发音、书写、语法都很好，关键是她各科都好，语文理解和表达能力很强，这才是学好英语的基础”。
1999年，周宇参加外交部考试，当时行政机关都在精简机构，想要通过考试渠道进入行政机关，难于上青天。
后来她曾在公开场合谈起这一段经历，说道“考试特别难，没想到自己会考上”。
如今，这个“当打之年”的业务骨干已有丰富的经历：阿富汗、巴以、东帝汶等动荡地区都留下过她的足迹，言谈举止透露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
周宇说，作为女性能胜任这份工作，身体要很好。
每逢重大场合，领导人车位都有固定排序，一般翻译都会和领导人同车或紧跟其后。但如果领导人在第一个车位，翻译被安排在第十个车位，“你就要一下车就跑，赶快跑到领导人身后，随他一起进入正式场合”。
如果有条件，一般会提前看场合安排翻译的位置，“这些位置都是礼宾司提前安排好的，如果没有安排，就要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这个靠经验”。
做翻译，“只有听不到，没有翻不出”。如果当时没有听到，就一定要问，“耳朵的敏感度要高，不能多问，否则别人就对你没信心了。”
无论是诗词、还是专业术语，都一定要能翻译出来，“现在的领导人都懂英文，有时他会对你的翻译提出不同看法，不一定是在指责，只是提供一个更好的翻译建议”。
此外，参加国宴，翻译都随领导人入席，陪坐旁边。但翻译随时要翻译，常常没法吃东西，他们也学会了一些小诀窍：喝汤要一口吞下，不能太烫，吃菜要切成小块，能一口吃就全吞下最好。
在外交部，周宇还有不少同事是她的老乡、校友。
国家领导人身边从事翻译工作的，至少有20位是从武汉外校走出来的。
链接：中国外交部的“武汉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翻译队，到翻译处，再到翻译室，规模不断壮大，已形成了一支拥有数十个语种的翻译干部队伍。
这个队伍主要从事重要外交文件、文书的笔译，领导人重要外事活动的口译和重要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翻译队，到翻译处，再到翻译室，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交部翻译室有“中国红墙第一翻译”的冀朝铸，担任过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紧接着马雪松、姜江屡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随后出现了中国翻译界的‘三剑客’张建敏、朱彤、许晖；现在有雷宁、戴庆利、周宇、费胜潮等。
外交舞台风云际会之时，中国外交部的“武汉现象”愈发明显。
在中国外交部，有百余名武汉籍外交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毕业于武汉外国语学校，有相当一部分被保送到名牌大学，再经过一系列选拔进入外交部。
这些人中，有的是驻外大使、有的是参赞、有的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有的负责地区事务。
据武汉外国语学校副校长陈文国介绍，武汉外校共有100余名历届毕业生在外交部、国家涉外机构工作。
其中,82届的蒋端做过李瑞环的翻译；83届的陈庆红曾担任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的翻译；85届的周宇做过胡锦涛、贾庆林的翻译；
86届的田敏做过江泽民的翻译，曾嵘做过吴邦国的翻译，熊利春做过朱镕基、钱其琛的翻译，郭军做过李鹏、朱镕基的翻译；88届的黄行谦做过乔石的翻译，涉及英、法、德、西班牙等多个语种。
如今，这支从武汉外校走出的“翻译队伍”正活跃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
武汉外国语学校是在周恩来、陈毅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下，于1964创建的全国首批七所外国语学校之一。1982年被列为湖北省重点中学，2000年成为省级示范学校。目前开设英、法、德、日等外语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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