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纽约每日新闻》的女记者Anna Sanders对自己的老东家提起了诉讼。Sanders表示，自己此前因质疑与男同事同工不同酬而被解雇，她认为这一行为是非法并且涉及性别歧视的。
根据公开资料中当事人的描述，事情的源头还要追溯到今年4月，当时，Sanders得知一位新同事虽然和自己岗位相同，但年薪要更高。在表达疑问后，人力资源部门告诉她，这一差异是由性别导致的。随后，Sanders因“泄漏公司人事信息”而被解雇。
讽刺的是，去年，Sanders撰写过一篇关于政府部门男女员工同工不同酬的文章，还成为了《纽约每日新闻》的封面报道。
“我从来没想到，会因为讨论和男同事的薪水差异而受到惩罚。” Sanders说道。作为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Sanders的遭遇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性别薪酬差异的讨论。那么，在当下，媒体行业里的性别不平等现状究竟如何?媒体又有哪些实招?带着许多问题，本期全媒派打算谈谈性别平等这个常聊常新的老话题。
女性在媒体行业的弱势表现
更窄的职业发展瓶颈
在媒体行业，女性身份意味着什么?
今年年初，麦肯锡研究了美国女性在媒体、娱乐领域的职业发展现状。报告发现，即便性别平等运动不断推进，女性职业发展之路依然要比男性坎坷艰难，尤其在公司高层职位的晋升上，女性更难打破这一瓶颈。
麦肯锡发现，职业初期，女性和男性从业者的数量基本相当，并且女性的晋升概率是男性的两倍。与其他领域的女性相比，这一阶段从事媒体、文娱行业的女性对职业发展充满着更多期待和信心，有82%的女性希望得到职位晋升，作为对比，在所有行业范围里这一数值为71%。
但是很快，媒体业的女性就会发现，随着职级的每一次上升，女性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少。
综合考虑晋升、减员和外部聘任等影响职业发展的三大因素后，麦肯锡发现，随着女性职位的晋升，晋升的难度不断加大，速度不断放缓。目前，在美国媒体和娱乐行业，只有27%的高管职位是由女性担任。同时，处在初级职位的女性离职率很高，大量的女性“消失”在传媒业的职业发展道路上。
麦肯锡介绍，27%的受访女性认可“性别是影响自己加薪升职的阻碍因素”的说法，持这一观点的男性只有7%。另外，有35%的人认为，女性身份将会使自己未来更难得到职业晋升，持相似观点的男性为15%。
今年年初，路透研究社也研究了十个不同国家的200个新闻机构的性别多样性问题。这项调查发现了相似的结论:尽管从整体看女性员工占据了大多数，但是只有23%的TOP级编辑是女性，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巴西、芬兰，高级编辑的队伍里，男性数量最多。
虽然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但这项研究也发现了一些进步的迹象。比如，与传统的印刷媒体相比，在线媒体的女性顶级编辑要更多。
女记者更易遭受网络暴力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显著拉近了媒体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便捷的双向沟通正日益频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致力于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评论。有些情况下，男记者和女记者更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承受者，并且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
国际新闻学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调查发现，性别是影响记者遭受网络暴力数量和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该项研究发现，女性记者不仅是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并且要承受更加个人化、具体化的攻击。与此相对，针对男性记者的网络攻击，则往往限于对他们专业能力的批评。IPI执行主任Barbara Trionfi认为，这一现象是社会固有偏见的一种反映。
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些偏见不仅被进一步放大而且得到了加强。但在目前，针对这种网络暴力，记者可用的法律武器和外界帮助非常有限。更可怕的是，这种网络攻击会蓄积、发酵，有时甚至造成真实的物理伤害。比如，《卫报》记者Owen Jones长期以来被网络仇恨言论攻击，2019年8月，她在伦敦遭到了反对者袭击。马耳他记者Daphne Caruana Galizia因调查政府腐败案而被谋杀，在此之前，她遭遇了长达数月的网络暴力……
与女记者面临的涉及人格侮辱、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言论不同，针对男性记者的网络攻击要“温和”得多。根据欧洲记者联合会（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调查，近一半的女记者遭遇过网络暴力，由于网络暴力的存在，她们在社交网络上正日渐沉默。
疫情加剧不平等现象
7月，一项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本次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新闻编辑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
这项研究调查了52个国家/地区的共528名记者。结果发现，新冠疫情对女性职工的工资水平、工作压力和个人生活都带来了负面影响，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压力水平激增。
对此，国际新闻联合会向全球媒体组织和相关工会发出倡议，呼吁他们将性别平等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并积极改善妇女的工作条件。
由于疫情影响，英国政府取消了对企业性别间薪酬差异的信息披露要求，这加大了外界了解男女职工薪酬情况的难度。
在4月4日之前，英国14家媒体公司宣布了自己2019年的相关数据。与2018年相比，64%的公司性别薪酬差距有所扩大。例如，Express Newspapers的性别薪酬差距的中值从2018年的14.6%增长到了2019年的23.3%;经济学人集团的性别薪酬差距的中值依然是业内最高，达到了29.5%。
虽然苏格兰电视台（STV）在促进性别间薪酬平等方面进展快速(其性别薪酬差距的中值从18.5%下降到了11.9%)，但总体而言，这14家媒体公司中，女性的平均薪酬都不及男性。
促进性别平等的媒体行动
BBC: “50:50”行动倡议
为了改变女性在传媒业的弱势地位，BBC发起了“50:50”行动倡议，号召在BBC内部节目内容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实现女性比例达到50%。
具体来看，参与“50:50”活动的节目制作团队，需要自我监控内容，并用数据确立性别多样性的基准。在内容制作中，团队会定期计算性别数据，以便于对照追踪。“50:50”项目里，各个团队还会本着积极竞争和合作的精神与其他团队分享自己的月度数据。
此外，“50:50”明确，大家可以只衡量能够被控制的内容，不计算新闻里被报道内容的核心人物的性别，比如，不计算发表演讲的首相的性别，也不计算爆炸事件唯一目击者的性别，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核心人物，BBC将无法完成报道。但除了这些例外，任何对节目内容有贡献的人，包括记者、分析师、学者——任何帮助报道和分析新闻的人，都会被纳入性别统计系统。
尽管“50:50”行动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女性的存在和声量，但在BBC，最好的内容贡献者的成果一定会被采用，不管他们的性别在50:50比例上有何影响。对BBC而言，质量永远第一位，“50:50”行动是为了让内容制作者发现新的女性和男性贡献者，来强化BBC的新闻和内容体验。
从实践中人们发现，团队定期监控和数据共享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带来团队文化上的变革。“50:50”行动使得节目制作团队在性别多样性本就不足的领域，如科学、体育等，也能发掘具有多样性的选题。同时，该行动还进一步地鼓励了创造者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要讲的故事，并不断地用新的声音、视角丰富自己的产品。
《金融时报》:她说or他说
《金融时报》曾发现，在自己报道的文章中，被引用的女性只占到了21%。为了让人们读到更多样化的新闻，《金融时报》开始尝试通过一款机器人来实现报道内容中的性别平衡。该机器人能发现记者是否在文章中过多引用男性言论，并发出警告。
《金融时报》发言人表示:“越来越多的编辑和记者开始意识到了报道中的性别差异，因此我们正努力增加文章中女性声音的数量。” 据了解，该机器人将通过代词和名字等信息确定受访者的性别。当文章缺乏足够多的女性角色时，机器人会发出提醒。该发言人介绍，这一尝试将有望被整合到《金融时报》的内容管理系统中，从而鼓励记者、编辑在进行某一选题时尽一切努力使信息来源的性别多样化。
此外，在2018年，为了提高人们对女性专家的关注和认可，彭博社曾启动New Voices计划，旨在建立全球商界和金融界女性的媒体人物数据库。
彭博社主席Peter Grauer对此表示，这是公司从最高层面制定的战略基调，他表示多元化和包容性不仅是一种正确的做法，更能解决公司商业上的当务之急，“性别平等这个原则必须融入我们的一切。”
性别失衡的“衍生灾害”
在麦肯锡的报告里，接受采访的人力资源部门通常都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致力于追求更大程度上的男女平等。其中，93%的受访者更是明确表示，性别多样性是组织的优先事项。但是在管理者看来，相比于女性，男性更不易被外界攻击、更坚强、更稳定。由于生理差异、社会刻板印象和组织文化等复杂因素，媒体机构对男性从业者的分外“青睐”一直存在。
这种对某一性别的“喜爱”似乎有理有据，但这将触发恶性循环，进而对新闻业的公共性带来伤害。由于受到恐吓、威胁和攻击，受访的近三分之一女记者都考虑过离开新闻业。性别多样性能带来什么好处?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回答是:帮助媒体摆脱单一男性视角下的叙事模式，让新闻报道保持多样的观察视角和表达方式。
与男性相比，女性记者对LGBT群体、少数族裔等“小众”“非主流”话题往往有更多的关注和兴趣。如果因为各种影响因素，动摇女性在新闻业中的地位，甚至将她们挤出行业，不仅将带来从业人员的性别失衡，还会导致报道的失衡。
针对日益严重的女性记者遭遇网络暴力的现象，IPI建议媒体机构通过提供培训和支持系统帮助女性应对身心压力。但是，也有评论家指出，这些举措是治标而非治本。Trionfi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女记者被网络攻击、遭受真实的人身伤害，并不仅仅因为她女性的身份，更因为她记者的身份，“任何对女性记者的攻击，其实质是对新闻业的攻击。”
联合国曾表示，让妇女和女童获得教育、保健、体面工作并参与政治经济决策，将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造福整个社会和人类。消除所有针对女性的歧视，会在不同的发展领域产生乘数效应。对于媒体机构而言，性别平等不仅能促进报道的多样性、扩大受众基数，还能为机构的持续发展、品牌形象带来利好。
而对于像我们一样的普通受众而言，存在于媒体业的性别失衡弊病也并非“遥远的哭声”。性别失衡带来了报道失衡、刻板印象和话题过于集中等“衍生灾害”，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总之，媒体业与暴力、偏见和性别歧视所做的斗争，恰是对一个庞大群体的利益的维护，也是一个开放平等的新闻业的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