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是怎么沦为“烂片之王”的？
2022年1月31日，也就是去年除夕当天，香港著名导演王晶的新作《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在腾讯、优酷和爱奇艺等多家网络视频平台同时上线后，迅速登顶热搜，成为广大网友争相吐槽的影片。
仅仅只隔4天，《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的续集《倚天屠龙记之圣火雄风》紧赶慢赶火速上线，为网友本已疯狂的吐槽再续猛力。
时至今日，《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与《倚天屠龙记之圣火雄风》的豆瓣评分分别已经定格在了3.5和3.8分，成为了无可争议的“烂片”。
受此影响，曾经的香港影视圈票房冠军，影坛的商业奇才王晶导演再度被网友们冠以“烂片之王”的称号。
1993年投资超5000万港币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上映后，最终票房却只有1100多万，这对香港电影票房的救世主王晶来说，不能不是一场损失惨重的滑铁卢，于是，原本计划的系列电影，只拍了一部《魔教教主》就胎死腹中。
虽然我特别不愿意花钱看一部“烂片”，但重温《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后，张敏饰演的赵敏对李连杰饰演的张无忌说的“张无忌，要救六大派，来大都找我”这句话总是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我咬了咬牙，还是充了某视频网站的会员，接连付了两次6元钱，买下了今年年初全网公认的两部烂片儿。
一口气看完两部电影，我又没忍住，接连两次把自己的心里话打在了公屏上：
还是被王晶忽悠了！
01 东方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摇篮
有人说，谈到香港电影尤其是香港商业电影，就不能不提起大腹便便，看上去像极了法国著名文学家巴尔扎克笔下职业商人的“胖子”王晶。
同样，谈到“鬼才导演”王晶，自然就不能不先聊聊香港电影。
众所周知，作为太平洋地区重要经贸中心的香港地区，一直以来都被人们称为“东方之珠”“购物天堂”和“美食天堂”。
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凭借港阔水深的地理优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商业高度发达的香港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后来香港又凭借以出口为导向的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小型实体经济，一举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创造了令世人惊羡的“香港奇迹”和“香港速度”。
在香港商业经济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一种与商业社会相匹配的商业性世俗娱乐文化也逐渐形成。
一方面，香港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民众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严酷的生存竞争中。
“香港人独立性很强，他们对殖民地政府没有什么期望，这是香港为什么会充满活力的关键。香港人民对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负责，他们靠自己支付一切应承担的费用，终于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香港”。
据调查，香港人曾经是世界上承受工作压力最大的人群。为了释放巨大的身心压力，他们一切的文娱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瞬时性的快乐”和“穿透式的刺激”。
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香港人信奉拼命赚钱、尽情享受的生存信条，他们很少进行甚至十分抗拒深度思考，只重视感官刺激，追求娱乐消遣。
这就是喜剧片成为香港电影主要片种的原因，也是风月三级片能在香港风行近十年的原因，更是冷血暴力的“古惑仔” 能纵横江湖的原因。
香港影迷眼中“古惑仔电影的开山之作”《夜车》中就充斥着大量的能够瞬间刺激观众感官的阴暗露骨的元素。
徐克的《地狱无门》甚至用大量篇幅来展现和描绘血淋淋的肢解现场以及现场角色的麻木狂欢。
颠覆、虐待、狂躁、杀戮、叛逆、变态等多种异化的行为在很多影片中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因为长期受到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香港民众在政治和其他公共事务上毫无发言权，这也就造成了他们很少关心这些事，没有发展和建设富有深刻内涵的精英文化，而是选择了容易接触的世俗商业文化。
相比政治、文化、人生和人性以及命运等深刻、严肃又有些沉重的话题，香港人更乐于在茶余饭后甚至在工作时讨论消费、娱乐、影视、明星、服装穿戴等轻松的生活话题。
尽管香港的报业和图书出版业很发达，且每年都有许多高质量的产品，尤其是在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几乎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著作问世，可在香港报业和出版业占据主流的仍然是各式各样的“广告”报纸。
区域面积并不算大的香港，却拥有70多种日报和各种期刊，多家出版社，数家电台和电视台，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香港是全球中文期刊最多的地区。
但很多期刊很少刊登时政要闻、国家大事，而是刊登各种各样的广告，许多报纸的头版就是全版大广告。
还有就是各种专业性很强并具有指导作用的“经”：
“生意经”是教人如何做生意，发家致富的；
“股经”分析股票市场走势及影响股票市场走势的经济新闻；
“马经”教人赛马或者赛马者评论讲解赌马比赛的文章
“波经”是体育新闻和评论。
剩下的篇幅，都被各种通俗小说的专栏和各个艳星的写真平分了。
梁羽生、金庸等现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家当初就是在报纸副刊和专栏上连载小说而被港人所熟知的。
大明星舒淇，就是王晶在一家报纸上发现的。
除此之外，香港之所以具有高度商业性的世俗娱乐文化还源于香港华人本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困境，有人认为香港地区曾经是世界上鲜有的尴尬地方：
“土地是中国的，却被英国租借了去；人民是中国的，却被英国政府统治着……”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香港本土文化是一种商业性、流行化和“快餐式”的世俗娱乐文化——
香港电影尤其是香港商业电影就是这种文化形成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
香港商业电影的运营机制始终以经济利益为运作轴心和最终目标，香港电影人会尽最大可能将尽可能多的商业元素运用到电影中以争取最多的观众和最大的市场。
依托香港高度繁荣的经济，凭借高度商业化的运营模式，整个80年代香港电影都保持着惊人的产量，拍摄与制作电影数量之多远超同一时期的许多西方国家，输出电影的数量，仅次于美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香港电影业巨头“邵氏兄弟”逐渐转向新闻、广播和电视，其主导的“大制片厂”体制开始没落。
以此为契机，许多年轻导演纷纷从电视台离职，开始组建自己的公司。
《夜车》的导演严浩就是在这个时候联合余允抗、于仁泰等人成立的“影力”公司，投身电影拍摄与制作，拍摄出了喜剧片《茄哩啡》。
该片以喜剧的方式关注香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在精致的影像中融入了颇具人情味的思考，收获了相当不错的口碑。
随后，许鞍华的《疯劫》（1979）、徐克的《蝶变》（1979）、章国明的《点指兵兵》（1979）、于仁泰的《墙内墙外》等影片相继上映。
因为这些导演都学习过国外电影的拍摄经验，所以他们不仅熟悉西方电影的拍摄理念，且能非常熟练的将西方电影的拍摄技巧和手法融入香港电影的本土题材中，如徐克的《蝶变》，运用西方的现代化叙事方法将科幻片、武侠片、历史片揉在一起，把传统的武术招式用现代化的科技进行“包装”，在夸张的手法、独具个性风格的动作以及绚丽的视觉呈现中打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影像奇观，极大地诱发了人们的观影兴趣。
图为《蝶变》剧照
《蝶变》引发观影狂潮后，严浩的《夜车》（1980）、许鞍华的《撞到正》（1980）、余允抗的《山狗》（1980）、于仁泰的《救世者》等影片也都获得了骄人的票房成绩，得到了市场和观众的认可。
此后，香港电影作为一种“疯狂的娱人商品”风行世界；香港也因能高效、专业产出独具风味的“港味电影”而成为“东方好莱坞”。
不过，虽然香港电影产业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核心，但其实际运作过程往往只重眼前的利益，却忽视深层次的“经济”，甚至违背了经济学原理，到80年代末，香港以院线为基础的产销体系因难以有效应对各方面的挑战而逐渐衰落。
而依靠大型院线或大财团支持的独立制片公司也相继陷入了“大衰退”的泥潭。
曾经拍摄出《杀入爱情街》《停不了的爱》《上海皇帝》《江湖情》《跛豪》以及《省港旗兵》等影片的麦当雄制片公司就因为无法得到院线的支持而每况愈下，难以为继。
1995年港片陷入低谷后，以“丰富的细节、紧凑的节奏，逼真的影像、火爆的场面、生动的角色、完整的结构、专业的制作”在市场上顺风顺水，开创警匪、鬼怪、动作等流行电影类型的麦当雄公司名存实亡。
02 最诚实的商业电影人
虽然早在上世纪初的1911年，为了提高电影的地位，意大利电影先驱乔托·卡努杜就发表了《第七艺术》的宣言，将电影和文学、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并列，公开宣称电影是一种艺术。
但很难否认，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还是现在的香港，电影制作首先是一门高度商业化的工业，其次，才有可能是具有高度“娱人”性质的艺术。
香港许多职业电影人都认为商业电影的拍摄与制作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一部商业电影一旦制作完成，就变成了一种待售的商品。
在王晶看来，是否拥有广阔的市场和飘红的票房是衡量一部商业片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志。
他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诚实地表露自己对电影的看法：
“票房就是我的成绩单。”
“做电影和做银行没什么分别。”
的确，银行是把别人的钱用来投资赚更多的钱，而作为职业电影人的王晶，就是把制片方的钱投到能够斩获高票房的电影上。
他认为，现在有些导演说，我只管拍，拍完了赚不赚钱是老板和发行方的事，这种看法过时了。因为现在国内拍电影是自由的商业行为，老不赚钱，哪有老板会再给投资？
在王晶眼里，文艺片和商业片没什么分别，一切都取决于电影有没有人看，好不好看。他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喻：
拍电影如同谈恋爱，有人喜欢嫁有钱人，但有人则信奉爱情至上，电影也是如此，有人喜欢拍艺术成分高一点的，也有人选择商业片，主要是有没有人看。
“一个导演，你要想拍赚钱的电影，最重要的就是不拍你喜欢的电影，而是要拍观众喜欢的电影。”
确实，大学时期就在无线电视台兼职的王晶，几乎熟知香港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普通观众的娱乐需求和观影心理了解得十分清楚，所以他最擅长的就是迎合观众，把握市场，拍观众喜欢的电影。
他察觉到，香港人一方面具有经济大发展的优越，又有长期饱受殖民统治的自卑，他很清楚，观众需要放松，需要宣泄、释放他们的焦虑。
于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导演了《整蛊专家》《精装追女仔》《鹿鼎记》等多部无厘头喜剧。
图为周星驰、吴孟达主演的《鹿鼎记》（1992）剧照
这些喜剧通过鸡零狗碎、不着边际的笑料调侃经典、质疑现实，很好地契合了当时香港民众焦虑恐慌、迷惘失落的精神状态。
影片中的人物哭笑无常，动作滑稽，行为怪诞，言语无序，常常在捉弄他人的时候获得一瞬间的快乐，不断在胡闹甚至是胡作非为中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1989年，因为外国资本的涌入和无序竞争，香港出现了经济滑坡，大量的普通人失业或面临失业，“投机”“钻营”“赌博”等扭曲的价值取向在香港社会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王晶迎合当地人“急功近利”“以赌发家”的心态，推出了《至尊无上》《赌神》两部影片，开启了席卷香港影视圈的“赌片”风潮。
图为《赌神》（1989）剧照
之后，他又接连导演《赌侠》《上海滩赌圣》《赌城大亨之新哥传奇》《赌城大亨之至尊无敌》《赌神2》《赌圣2》《少年赌神》等一系列同类作品。
“王晶式”的赌片迎合了当时作为观影主体的香港中产阶层的娱乐需要和自我麻醉、自我安慰的心理诉求，所以电影一经上映便既叫好又卖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
此外，王晶监制和导演的一系列风月三级片也让他坐稳了香港票房冠军的宝座。
1988年底，香港开始实行电影分级制，规定第三级电影只准上映给年满18岁的人士观看，这一制度的正式实行给成本低廉的风月三级片铺平了道路，也给闻风而动的王晶带来了新的商机。
五年的TVB工作经验让王晶比任何人都了解香港电影观众对感官刺激的需求，他很快便投人所好，网罗如朱茵、舒淇、邱淑贞、李丽珍、张曼玉等众多美女明星拍摄了一系列影片以满足观众对美丽性感女性的窥视欲。
如果用艺术的眼光去看王晶的一些电影，难免会觉得有些粗鄙恶俗，甚至不堪入目，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
王晶是一个标准的商业电影人。
“我只有跑100米栏的水平，就不妄想跑3000米了。”“什么赚钱我就拍什么，不求赚大钱，打平就是赢！”
03 “永远照顾最大市场”
从香港电影发展的角度评价王晶，他对香港电影的贡献，多高都不为过。
这不仅仅是因为王晶电影40多年来积累的80多亿票房，曾经获得“香港最高累积票房导演”的称号，更是因为他在拍电影的过程中发现并捧红众多大导演、大明星，为香港电影业的持续繁荣培养了一个又一个人才。
凭着“古惑仔”系列取得巨大成功的香港导演刘伟强，就是王晶一手提拔起来的。
王晶刚把刘伟强带进剧组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只会推摄像车的小工，但他勤奋好学，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不忘观察剧组各式各样人的一举一动。而王晶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慢慢开始给他一些尝试做导演的机会。
得到王晶指点的刘伟强，很快便在香港影视圈站住了脚跟，“古惑仔系列”更是让他在香港影视圈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香港新一代导演中的佼佼者。
有一天，刘伟强和刘德华拿着一个不知名小编剧编的剧本去找当时在一间外国影视公司当制片部主任的王晶，他一看到剧本，就认定，如果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一定大卖。
打定了主意，王晶兴冲冲地拿着剧本去找老板。
老板看了，也很满意，当场决定投资，连定金都付了，但当时在场的人都没想到，第二天老板打电话告诉王晶，经过核算，如果投资这部电影，公司至少要亏200万。
挂过老板电话，王晶立马打电话给刘德华，让他把定金还给老板，自己则马不停蹄地去找寰亚公司的林建岳拍摄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上映后获得了数千万港币的票房，不仅让寰亚公司赚得盆满钵满，而且给当时疲软的香港电影市场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
同时，这部电影一举斩获了第二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7项大奖，成为香港警匪片的经典之作。
这就是《无间道》，而那个无名编剧叫麦兆辉。
“我业余爱看艺术片，我曾经支持过很多导演拍艺术片……既然有人有拍艺术片的天分，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拍？而非要自己跌跌撞撞的去拍呢？”
有着敏锐辨识能力的王晶，除了提拔了像刘伟强、麦兆辉这样的导演、编剧，还造就了一众炙手可热的明星。
如上文提到的朱茵、舒淇、邱淑贞、李丽珍、张曼玉等。
在被王晶发现和捧红的一众美女明星里，最典型的要数舒淇。
1995年，王晶打算拍一部电影，需要一位外表看起来可爱清纯，但内心深处和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妖里妖气”的女演员。
可他找遍自己身边的美女，觉得没有一个人符合电影中角色的气质，直到他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舒淇的照片，顿时眼前一亮，心中打定主意：
“就是她了！”
现在舒淇是娱乐圈公认的大美女，但在王晶找到她之前，她还只是一个在台湾偶尔拍拍写真，靠演一些小角色度日的女艺人。
“当我打算用舒淇的时候，圈子里很多熟悉舒淇的人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心里在想：看你王晶这回是怎么死的。王晶回忆说：“在他们看来，舒淇演不了大角色的。”
在众人默不作声、满腹狐疑的情况下，敏锐的直觉告诉王晶，舒淇一定会火，所以他一口气与舒淇签下了6份合同。
果不其然，一切都被王晶料中，他和舒淇合作拍摄的两部情色电影都大获成功，一眨眼，舒淇就从拍写真、接小角色的无名艺人，成为了红极一时的一代艳星。
正当圈内的一些人认为王晶会利用舒淇这一新星拍摄更多的情色电影大赚特赚时，他突然不让舒淇演情色电影了。
“在我的戏中，她表现出了很强的表演才能和不同于其他艳星的气质，很具备成为大明星的潜质。我觉得再拍情色电影会毁了她。”
最后，在王晶的帮助下，通过拍三级片出道的舒淇很快走上了“正路”，并且一直火到了现在。
但王晶却帮同样是大美女的邱淑贞选择了一条与舒淇截然不同的路。
邱淑贞刚出道的时候演的也是喜剧，但王晶凭借自己的直觉和经验觉得她更适合走性感路线，因为当时走纯情路线的女星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社会普遍认为她们是在装纯。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让观众们看到邱淑贞性感的一面呢？
于是，王晶花费了1400万港币为邱淑贞量身定制了《赤裸羔羊》，这部堪称大制作的经典情色电影。
通过这部电影王晶确立了自己选用性感女星的标准和拍摄情色电影的标准：
性感不等于放荡，性感但不放荡。
男人都希望自己喜欢的女人只对自己性感，所以女明星要让观众觉得在只对他/她性感，最艺术的女演员要在银幕上发挥自己最性感的一面。
但这绝不代表她随便。
“真正好的情色片要做到，第一让女观众看着不脸红，第二是让女观众会羡慕女主角，第三是没有观众觉得女主角贱,而是很性感迷人。如果你觉得她低贱,那就失败了。”
而这些标准的根基就是：永远照顾最大市场，然后是第二大市场，找到最大的目标观众。
至于外界“烂片之王”的评价，王晶从不在意，因为他入行时的想法就很简单：
“什么类型的片子可以让我扬名，让我名气最大，我就拍什么类型的电影……当年和我一起出道的人，都没有我有名……因为我拍的是商业片。”
虽然香港影坛的“常胜将军”王晶在保证票房成绩方面也会失手，但不可否认，他是香港导演中唯一一位没有因为电影产业不景气而减产且能稳定住票房成绩的导演。
《澳门风云》（2014）5.25亿票房
《澳门风云2》（2015）9.73亿票房
《澳门风云3》（2016）11.16亿票房
《使徒行者》（2016）6.05亿票房
《王牌对王牌》（2016）2.6亿票房
《追龙》（2017）5.77亿票房
《追龙2》（2019）3.09亿票房
《追龙擒虎》（2021）2.44亿票房
......
然而，就像有网友吐槽的：
“剩饭炒多了，就真的没人吃了！”
04 “港片”再出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的传统制造业失去了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地价上涨及通货膨胀压力使其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而此时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东南亚国家也开始大量引进外资，香港许多轻型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地向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内地和东南亚国家转移。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香港总产出的比重高于20%，但到21世纪初已经猛降至5%，2010年制造业在香港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已不足2%。
产业外移后，本身占比就不高的香港经济对金融、房地产、贸易的依赖度进一步增加，对外依存度变得很高。
同样度外依存度高的，还有香港电影产业，限于本土市场狭小，很长时间以来，香港电影都强烈依赖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市场,所占出口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国台湾，市场几乎与香港本土市场占有同等地位，外埠市场几乎能占港产片总收入的2/3以上。
这种情况下，1997年的亚洲金融对中国台湾、东南亚、日韩以及香港造成冲击后，亚洲电影市场的萎缩进一步又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危机。以往来自海外的电影投资也锐减。
香港导演陈嘉上就曾经认为，香港电影仍称不上是工业，顶多就是半工业，因为市场没有肯定的保障。
此时，好莱坞开启了全球市场开拓战略，有侧重地向香港、台湾、东南亚地区进攻，令香港电影毫无还手之力。
相对于好莱坞，香港电影的制作方式也显得落后，导演是创作的核心元素，剧本是否完整严谨不重要,导演可以随意操刀,反正只要拍出来,海外卖埠就万事大吉了。短平快的生产节奏很难保证质量的稳定，经典的电影也源于导演、演员的即兴发挥，非常具有偶然性，不能进行长期积累。
所以90年代后期曾赴好莱坞发展的徐克，归来后坦言不太适应美国的拍摄制度，因为按照好莱坞的工业规则,电影一旦开机便需按部就班,不能随意更改剧本、变动进度。
多种因素共同刺激下，香港电影陷入颓势。1993年，香港电影年产量还有200部，而到了2003年却只有70部。
就在香港电影人举步维艰之时，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繁荣香港经济，加强香港与内地的互动流通，2003年6月，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协议。
根据该协议，两地合拍的影片在内地发行时可获得国产片的待遇，港产片只需通过审查就可不受进口配额限制，但必须保证影片的演职人员有1/3来自内地或该影片的投资有1/3来自内地。
这些协议对于市场萎缩、资金短缺的香港电影无疑是雪中送炭——香港电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和数量最多的潜在观众。
05 香港电影“变味”了？
获得了内地广阔资源的香港电影在票房上走出了低谷，轻松上几亿都显得稀松平常，然而时至今日，吐槽香港电影早已变味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为什么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地区、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生活在当地社会中的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那个娱乐方式不多的年代里，观众乐于观看情节离奇、节奏极快、噱头众多的搞笑片、恐怖片、武侠片、警匪片、黑帮片、枭雄片、赌片甚至是情色片进行自我麻醉与自我安慰。
而这些影片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内地观众，更是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毋庸讳言，进入新世纪，真正的港味电影正在香港老一辈职业电影人的坚守中消逝。这种变化在周星驰的电影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上世纪90年代一直都以虚无、荒谬、搞笑和好玩儿而深受观众喜爱的周氏无厘头喜剧进入新世纪却在不知不觉间变得不那么“无厘头”了。
在《功夫》（2004）和《长江7号》（2008）等电影中，“无厘头”元素越来越少，《长江7号》更是流露出了以往香港商业片中少有的温情：
从传统道德的角度表达对弱者的同情，对权力的揶揄，开始崇尚真善美，抨击假恶丑。
周星驰标志性的纵情狂欢和尽情嘲弄已不见了踪迹。
而根植于香港本地“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港味”，不再适合内地观众的口味，很多作品号不准新时代观众真正的喜好，用日渐模糊的旧配方试图解决新口味，结果搞得很尴尬。
比如被视为“香港娱乐精神沦落标志”的《越光宝盒》（2010）当年就遭到了网友的猛烈抨击：
“《越光宝盒》的喜剧方式是一种下作的，一种非常低级而无趣的方式。”
导演刘镇伟让男女主角借助“月光宝盒”穿越到三国来了一场“三国大话”，基本上就是在恶搞《赤壁》，但在男女主角的爱情游戏中叙事主线却又一再丢失 这并不是因为叙事太多，线索太杂，而是导演自以为观众喜欢他时刻搞笑的本领，让两岸三地的明星轮番上阵“搞怪扮丑”，取悦观众。
关云长读的《春秋》变成了重口味的小黄书；
雄才大略的曹孟德成了娘娘腔；
智慧超群的诸葛亮和羽扇纶巾的周瑜成了狂热的摇滚手……
另一方面，如果为了市场，为了有观众而看逐渐弱化甚至摒弃港片原有的特色，“港片还是港片吗？”或者说，早已变成了一种新风格的电影。
CEPA协议签订后，北上的香港导演如陈可辛、徐克和于仁泰等人相继拍出了《如果·爱》（2005）《七剑》（2005）和《霍元甲》（2006）等合拍片，这些影片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已与八九十年代的港片有所区别。
可以说，香港电影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时代发展必然不能保持原有的风味，但它并未完全消散。
一方面，众多香港导演的风格以及港星的表演融入了整个华语电影的大潮中，在今天很多电影中仍时刻闪现出“港味”；
另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众多能反复品味的作品、表演以及电影中的歌曲，始终值得我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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