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舍离”作为流行词，最早来自于日本作家山下英子在 2009 年出版的一本书。在书里，她将这个原本属于瑜伽的概念引入日常生活，提倡舍弃无用之物、脱离对它们的执念，进而获得一种轻松舒适的精神状态。
也正是在同一年，“双十一”在购物平台变成了一个促销的节日。从那之后，关于消费、囤积和浪费的讨论几乎年年都要来上一次。一个人一生到底可以且应该拥有多少生活和生产物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需求问题，而变成了如何看待人与物品关系的世界观问题——直到最近，大家才发觉，这个争议似乎正在失去意义。
©️ 我的家里空无一物 (2016)
一个名为囤积的幽灵
因为书名古怪而一直被以为是农业技术手册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最近因为其中一段关于“爸妈囤起东西来能有多拼”的描述出了名：
“我母亲在楼梯底下有个储藏室，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食物……当我父母于 1979 年购买了一台冰柜后，没过多久，里面就摞满了用塑料冰淇淋桶装着的豌豆、蚕豆、芦笋和浆果，每个桶上都贴着标签，标明日期，并定时循环。就连小茴香和欧芹都用塑料纸卷成小捆贮藏备用，这样在一年中的无论什么季节，都不会再有匮乏之虞……我母亲了解意识形态，她也了解饥饿……此种知识在她在英国生活的五十年里从未被忘记，而且又从她身上渗透到了她孩子的心中。”
©️ 我是传奇 (2007)
另一段同样令人惊奇的，则是张爱玲纪念文集《华丽与苍凉》中的一段记录：张爱玲生前打电话去超市订购了“够一个人吃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水果、冰冻蔬菜、罐头桃子、可口可乐等等。与此同时，她的冰箱和厨房柜子里还有橙汁、“营养罐头奶”、花生酱、“名牌冰淇淋”、坚果，以及品种众多的其他罐头食品。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成书于 2005 年，书中提到的“饥饿”指的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著名的乌克兰大饥荒。叙述者作为二代移民，跟每个出生在相对富足的国家与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也把囤积和对饥饿的恐惧当成一种只存在于过去、但老一辈人却总会挂在嘴边的习惯。
©️ 重庆森林 (1994)
而张爱玲本人虽然没有类似的经历，但她选择去往香港的时间是 1952 年。不管是作家还是读者，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大规模匮乏，其实一直没有从人类社会离开太远——不说别的，我们距离那句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会再提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严格来说，也就过去了差不多一代人而已。
©️ 汉江怪物 (2006)
“谁掌握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
吉林、上海两地居家封控之后，社交媒体上不时会有“第一个应该断舍离的就是《断舍离》这本书”“全民做仓鼠”“我们都成了囤积者（hoarder）”的感慨。连带着那些以“末日生存者”和“生存主义”为主题的全方位囤货清单，也被大家从收藏夹深处捞了出来。不管是极简风还是断舍离，从它们进入国内以来，应该是头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考验。
©️ 超市之女 (1996)
“末日生存主义”这种名字看起来惊人，但大都可以被归到“如何把生活过成一场现实版废土风生存游戏”的那一类：每天的日常就是决定今天要如何行动才能让存活的概率最大化，应急的背包里应该装什么扔什么；屋子的作用就是仓库和物资更新点，力图做到一旦有异动，人可以当场拎包准备避难。在如此极端的准备之下，“扔东西”当然是不太有可行性的。
有些观点认为，生存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其实来自于美苏冷战、核危机和 911 等等一系列事件爆发之后，人们对危机再次发生的担忧。这些极限生存家把对“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恐惧践行到了实处，可以说是最有行动力的末世论者和悲观主义者、现代社会里的鲁滨逊，跟断舍离派差不多算是坐标轴上的两头。
©️ 郊游 (2013)
朴素的活命经验之外，系统的学术研究当然也有。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以研究福利经济学出名，他在代表作《贫困与饥荒》里是这样描述食物短缺现象的：
“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这些权利关系都取决于他拥有什么？交换机会能够给他提供什么？社会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些什么？以及他由此丧失了什么？”
©️ 饥饿站台 (2019)
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成功地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英国人的平均高收入，也不是美国人的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因为饥饿不仅跟食物的供给有关，还跟食物的分配有关。换句话说，人类对饥饿的看法也包含了权力观和政治观，“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
在《断舍离》里这本书里，山下英子将喜欢购物和囤积的人分成了好几种，其中一种在当下最有参考性，名叫“担忧未来型”。根据介绍，这类人的特点就是因为对未来感到十分不安，所以总是倾向于以囤积行为来消除不确定性，大致可以理解成一种囤积焦虑症。
©️ 超市夜未眠 (2006)
相比需要时刻自我监督才能做到的少买多扔，囤积看上去更符合人类天性，毕竟没有哪个动物不喜欢在自己的窝里堆上丰饶的食物和干草。但话说回来，动物是没有乐观悲观这回事的，当然也不会有“今天我忽然特别馋可乐，然而冰箱里却没有”之类的闪念。
喜欢扔东西和喜欢囤东西，看起来只是对物质的欲望和偏好程度不同，但两者遵从的却是完全相反的逻辑。前者隐含的条件是，你深信社会和维持社会平稳运行的分工与规则，而且愿意将自己交付给这些规则、成为它们之中的一员，以此从转动的生产链条上换得自己应得且需要的生活资料。
©️ 超市之女 (1996)
而对于后者来说，这样的信任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这意味着你接受了社会分工，让渡了个体意志并允许它服从于更大范围的秩序，那么假如后者出现了任何缝隙，到那时，哪怕只是一瓶可乐，也会变得遥不可及。
我无法丢弃的理由，正是生活本身
一直以来，不管是收纳、断舍离还是与之相关的许多概念，强调的都是某种“不以物喜”式的、形而上的独立性与优越性。穿简单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过简单的生活，背后的潜台词是“不是没那个条件，而是我自己选择了克制”。
它的关键不仅在于对物品的主动选择和过滤，更在于“对它们的绝对控制”，以此来证明自己已经脱离基础温饱，走向了更高的需求和趣味。
©️ 一百样东西 (2018)
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这么多选择。作家 Arielle Bernstein 在她的一篇名为《近藤麻理惠和收纳整理的特权》的文章中说，对于自己从波兰移民到古巴、后来又被迫迁往美国避难的祖父母和父母而言，把所有的旧衣物、罐头食品、照片、玩具，哪怕是一个塑料袋都保留下来，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存需要，也是他们对家人表达爱意的方式。
因为曾经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放弃珍贵的财产，所以“收纳”才不是扔东西那么简单，“他们设法抓住的一切都很重要，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幸存下来的证明”。你固然可以嘲笑这是一种为了温饱放弃其他的难民理性，但是就像泡面、可乐和烟草一样，当旧秩序面临崩塌的时候，唯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能赋予人耐心和安全感，让精神达到暂时的平静。
©️ 就爱断舍离 (2019)
在无事发生的年头，那些忙前忙后的仓鼠行为看起来很有杞人忧天的喜感，还带着一种尚未适应现代社会的笨重和老派。但是当你意识到一种名为“囤货焦虑”的情绪在社会普遍弥漫之后，事情就调转了方向。
不仅如此，在一个将人的生活需求与道德水平关联起来的环境里，拥有或者不拥有某些东西，都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麻烦：什么是必要需求，什么又是非必要需求，谁可以定义它们？在特定的时期，“别人都没有而你却有”和“别人都不想而你却想”——不管是想出门、想买咖啡，还是想收到的蔬菜里少点儿萝卜土豆——都可以变成某种道德，而道德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恐惧和负担。
©️ 超市夜未眠 (2006)
简而言之，经历过一次匮乏之后，人就很难再回到那种对物质充裕的无条件信任状态。而且，这个精打细算的过程是有传递性的，一旦开始，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张、沉淀，最终在你生活的每个细节里越滚越大，形成一个没有尽头的闭环。这才是真正的“你终将成为自己原来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
©️ 火星救援 (2015)
囤，还是扔，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你对自己人生中最不可丢弃之物，其实就已经有了内心的答案。
就像科马克·麦卡锡在《路》里说的，人所珍视的美都起源于痛苦，它们本就出生在哀伤与灰烬间，他还说，“人每天都为明天做着准备。我不相信这个。明天可没为我们做什么准备。明天都不知道我们会出现。”既然如此，那就干杯吧，用我们手中仅有的那点儿可乐、咖啡、茶、气泡水，或者任何一种非必要物资，趁我们还拥有它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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