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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得了富士康的跳楼,躲不过万科炒房

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深圳城中村改造,却在近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因为万科,而是因为富士康

在清湖社区,居住着10W+富士康员工。这几年来,清湖的房租每年都会有轻微上调,工人只能默默忍受。

然而万科突然插足的城中村改造却让工人猝不及防:虽然万科现在还在疯狂收房阶段,但根据周边的“改造成功案例”窑排、伍屋村为例,改造前单间价格基本上在650元左右,另加水电费;已经改造好的金地清湖草莓公寓单间价格最低1800元,但基本上没房,一般都在2200元以上。

一房一厅的改造前价格基本上在900-1200之间;改造后的草莓公寓价格基本上都在2600以上。

金地清湖草莓公寓月租信息 图片来源:租房网

富士康工人的工资,普遍在3000~4000元,如此高的房租肯定是承担不起的。许多人已经准备撤走,重新进入漂泊。

富士康,曾经以世界工厂典范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后来又成为“自杀工厂”,一个又一个的工人用自己的坠落倾诉着无法言说苦痛。如今无家可归的富士康工人又该如何面对?

富士康和工人的利益,终于一致了”

两家世界五百强以这种方式相遇,有工友感叹,这一次,富士康富士康工人的利益终于比较一致了,也充分证明了“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句至理名言说的多么正确。虽然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工人,但对于富士康来说这显然也不是什么好消息,住宿成本提高了,也就意味着工人的生活成本更高了,对于本来招工就没那么容易的工厂来说,这实非幸事。

当然,也有不少分析家摆出万科已经改造好的岗头村说事:房租其实并没有涨那么高,万科只不过是替更早进驻清湖村的金地背锅罢了,并且说明万科公司对于万村计划并没有明确的盈利要求,一切都还只是在探索之中。这显然不够有说服力,涨幅没那么高不意味着不涨,即便是一两百元的涨幅,对于富士康工人和都市白领而言也足以构成负担;至于万科并不打算从中赚钱,这种鬼话就更不能相信,任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初期盈利大多都是非常困难的,等模式成熟、规模上来之后,利润必然成为主要的追求目标,这是资本的本性,已经被反复证明,毕竟你不能指望一家上市公司不看重资本回报。

清湖村改造清退租户 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万科究竟拿了多少房、升级改造后究竟涨价几何,这些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之后已经不是秘密,但那这件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城市发展、产业工人到底会有何影响,却值得更深入的探讨。

劳动不如炒房,干实业不如炒房……

要理解这一影响,我们需要首先建立一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框架。我们可以概括性地将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分成四个部分:

● 企业(股东)获得利润

● 劳动者获得薪资报酬(反映为可变成本)

● 政府税收

● 地租(亦反映为成本)

在社会财富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这四个部分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企业想要获得更要利润,所以会游说政府减税(特朗普此举博得美国企业主的掌声),会选择流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较低的投资洼地(过去是中国沿海,现在是中国内地和东南亚非洲);劳动者希望提高收入,所以会通过集体行动来与资本进行博弈;政府则希望广开税源、扩大税基,而土地所有者则希望土地升值。表面上看起来利益的挣多点是绝对量的表现,本质上却是所占比例的相对高低。

根据劳动价值论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理解:劳动者拿走的是自己的劳动创造所得,政府拿走的部分是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股东和地主则是食利者,如果说前者还有一定劳动投入并要承担较高风险的话,那么后者则基本上是纯粹的食利者。

一个社会,如果食利者所得部分比例过高,那么就一定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也就意味着不劳而获可以得到大量的财富,而劳动付出者却只能得到所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

如此以来,实体经济被挤压、以地产和金融为代表的投机盛行只是一个方面,由此造成的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则更为根本:既然劳动已经不能创造价值,那为何不去炒房呢?

以至于在前两年深圳楼市一年翻翻的时候,有许多制造业的老板都在感叹:一个百十人的工厂,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能赚个百十来万已经实属不易,弄不好还要赔钱;有这些钱买个房,一年躺着就能赚三四百万,干实业还有个什么劲!老板尚且如此想,更何况你我平头百姓。

说荼毒人心,并不为过。

清湖出租房内,房东看管着所有房间钥匙 摄影:史小兵

无论是炒房者倒买倒卖赚钱,还是城市的本地土著坐地起价收钱,其本质都是赚取级差地租,接锅侠无非是劳动者和实体企业。

论其根源,则是房地产的市场化改革。房地产的市场化与过去的福利分房相比,当然有其积极性的一面,有效扩大了房屋的供给量;但彻底的市场化,以其利弊相比,恐怕也是功过各半。归根结底,土地和房子有着不同于其他一般消费品的特性,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因为土地的稀缺导致了房子的稀缺,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垄断。

而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稀缺和垄断会导致价格失控、远远偏离其真实价值,而经营者则可以获取超额利润,所以才会出现无论中国还是发达国家某些具有较强公共属性的商品供给会有很强的政府管控:要么国有化,要么是价格管制,目的就是防止资本逐利性过度损害公共利益。

但房地产市场是个例外,住房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属性,同时因为其稀缺性和保值特点而具有极强的投资价值,二者叠加就使得真正有住房需求的人为投资投机者埋单,后者的收益正是前者所支付的地租。

即便是今天的房价有一定的刚需作为支撑,亦不足以作为论证如此高房价的充分理由。

一个简单的例子,同样作为必需品的粮食,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数不胜数的灾荒年景,屯粮高价出售者无一例外不仅被道德舆论所谴责、同样也为统治者所打击(尽管因为皇权的制度失灵而往往失效),就是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资本的逐利性,不能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基本需求为代价。

如果我们同意教育作为公共物品不能商品化,那么住房也是一样,或者至少也应该在保障基本收入者住房的前提下才能允许有限的市场化。

资本,都是套路

放在这样的背景和框架之下,我们至少就能明白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无论是金地的金草莓改造了翻了两番的价格也好,还是万科承诺改造仍然保持原来价格区间也好,都不过是地产资本继续其城市霸权的表现而已。

资本的逐利性注定了其是嫌贫爱富的,改造升级后的公寓显然更符合白领的需求和承受能力,而不是1100万的普通打工一族,他们的首要需求是低价,一旦无法承受,只能离开深圳(实际上已经有工人因此而已经离开或准备离开),而制造业也将因此而面临更大的压力而被迫搬离。

劳动者和制造业都是利益受损者,政府能否获得更好税收尚且不得而知,而本地土著和地产商则是其中的获益者,四方分利的格局将更加倾向于食利者。

深圳制造业外迁一度引发热议 图片来源:ca800.com

第二个事实,再次证明了劳动者不过是制造业迁移的背锅侠而已。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但凡提到制造业的发展困难,排在第一位的一般都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因此使得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时将冻结最低工资成为优先选项(广东即是最好的例证)。

此次事件终于使人们明白了一个其实原本就应该明白的简单道理:工资的涨幅部分只不过在工人的口袋做了短暂停留而已,很快便已落入到房东和地产商的腰包,甚至还不够。所以,工资上涨的得利者并不是劳动者,而是房东和地产商,劳动者只不过是充当了制造业成本上涨的背锅侠而已。

感谢万科和金地,这次为劳动者做了一次正名,尽管以这种方式有点儿残忍并且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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