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很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创业蓬勃的时代。有业界人士称：“中国创业者在成功的速度上已经接近美国。而且在模仿中创新突破的能力正越来越突出。”目前各种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虽然是失败者居多，但从另一面看，也是经济活力的体现。而与此同时，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依然在引领着全球的创新创业之路，从苹果、facebook、微软、谷歌等巨头的活力、到新兴企业特斯拉、Uber、Oculus、Snapchat、SpaceX、Airbnb等企业的发展速度即可窥见一斑。目前全球也没有第二个城市，能够比肩硅谷的创新能力。但与创业与创新的经济体龙头——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中国相比，最近几年，欧洲能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新兴科技创业公司似乎过于稀少，某种程度上说，从孕育创业的环境土壤与培育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欧洲已经在边缘化。欧盟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欧洲人对创业的意愿就一直低于美国人，67%的受访者表示在未来5年内都不会尝试“自主创业”。自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除英国外，大多数欧洲国家新创企业的数量都呈下滑趋势，同时每年关闭的企业数量则呈上升趋势。
在欧洲，创业公司乏善可陈，不过最近唯一的特殊案例是，欧洲最大创业公司Spotify在完成最新轮融资后市值终于要达84亿美元。当然欧洲创业环境不能与中美两国相提并论，与其经济模式与创新文化息息相关，具体我们来看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政策环境与创业者相斥 风投融资规模偏小
在一个创业蓬勃的市场环境中，需要哪些基本的构成要素？首先，需要良好的政策设计、有活力并流动的资本、团队人才（开发人员、设计师、销售）等、开放的市场、与创新精神以及人们对于创业的欲望。但在欧洲，这些方面似乎都乏善可陈。
一个初创的公司的成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撑，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缺一不可。在中国，之所以出现万众创业热潮，也源于政府扶持创业的力度空前，比如政策方面，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了改革，企业登记时的工商、税务、质检的“三证三号”已合并为“一照一码”，减少了审批环节，加快了速度，降低了创业门槛、准入环境更为宽松。但在欧洲，开办企业的各种审批环节的冗杂繁复成为一大阻力，以法国为例，对创业有利的公共机构服务过程复杂、不稳定，提交创业申请需要耗费很长时间，而创业者的目标、计划、资金问题等时常被质疑。而且法国增值税制度也在反复修改，规章制度和税务大环境对创业者们来说很不稳定。而政策设计的好坏对创业积极性往往有着风向标的指引作用。甚至，创业者如果想在欧洲通过股票期权及免费赠股这来吸引人才也行不通，复杂的法律条文认定给予新员工免费股票是非法的。
从资本的环境来讲， 在美国一个创业者若想获得资金支持，决定在于其创办的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有没有创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以及相关的专利，具备价值的创业公司从市场通过风投获得资本并不难，硅谷从来不缺伯乐。在硅谷，整个创投圈甚至整个社会都鼓励学术界与工业界进行对接，甚至斯坦福大学曾经为创业者提供了便利的创业条件，鼓励教授与学生利用职务之便创业，甚至也有专门的办公室帮助创业者与斯坦福专门有来往的企业家与投资者建立联系，寻找投资，比如斯坦福大学还有比较闻名的风险投资论坛——斯坦福企业家之角，用来让教授对接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与企业领袖。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当年创办谷歌时当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拿到了第一笔投资创办了谷歌。
在欧洲与美国同属西方社会，但在经济运营的模式上却不尽相同。欧洲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但即便是银行，也很少对中、小企业或者创业者的放贷。在部分欧盟成员国，银行贷款占所有融资渠道的比例高达90%以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欧洲的风险投资资金只相当于美国的8%。根据道琼斯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洲公司总共获26亿欧元（29亿美元）风投，环比增长41%，这一数据仍不及美国企业157亿美元融资规模的零头。
风投、私人资本以及制度架构上对创业者不信任不扶持 欧洲创业者流向美国
这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欧洲对风险投资和私人资本对创业者的接纳程度，同时也体现出，整个欧洲的市场环境，也不擅长通过 VC、PE 股权融资，运作公司上市，也缺乏对于创业者的一种扶持与信任，这里可以看一个案例。一位创办了一家电子邮件管理公司的法国企业家Mathilde Collin，2014年的时候开始试图从欧洲的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她带着应用程序围绕巴黎和伦敦逛了四个多月，却没人回应她。当她把手伸向美国投资者，仅用10天就融到了300多万美元。欧洲的创业者缺投资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迁往美国继续他们的发展轨迹也就成了许多创业者的选择。因为欧洲投资者偏向于规避风险，而美国投资者愿意帮助初创公司承担风险。
著名科技博客Pandodaily有个专栏叫StartupsAnonymous（匿名创业者），关注创业、投资过程中的第一手亲身经历。有欧洲创业者在此吐槽，某欧洲国家当地政府为初创公司提供了一种创新贷款，分期5年还款，年贷款利率达到6.5%。然而，要获得这笔贷款，创业者必须签署一份个人担保，以防止其初创公司无力偿还该贷款。
前面提到，在欧洲，即便是银行，也很少对中、小企业或者创业者的放贷，因为房产抵押或其它质押形式同样是拿到贷款的一道高门槛。欧盟委员会早年研究各国的破产制度后发现，许多国家对待破产的企业家就像对待诈骗犯，比如德国大型公司的高管们破产后甚至会面临终身禁令，英国在12个月后才会免除破产者的债务。在法国，失败的企业家要等上6 年才能重新开始，在这背后体现出来的是，欧洲更偏向传统和保守的思维模式，对待创业者极度不信任不宽容。
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市场的开放性与宽容性对欧洲创业者呈现出一种很强吸纳与人才集聚效应，导致欧洲创业活力被进一步边缘化。据欧洲创业者口述数据显示，克罗地亚本已经诞生许多有前途的初创项目，包括生产电动超级跑车的里马克汽车公司（Rimac Automobili）；在2014年世界创业大赛上夺冠的农场智能云管理软件提供商Agrivi；农场云端管理服务提供商Farmeron以及母婴智能可穿戴产品生产商Bellabeat，但目前这些公司都搬到了美国。
对于他们来说，欧洲风投企业不仅四分五裂，只能帮助本土的重点企业项目，而美国的那些风投则不同，他们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里扶持着一系列来自各国的初创企业。
另外，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在硅谷设立了孵化中心，提供导师、培训课程和社交机会等服务，他们更希望让欧洲的创业天才得到美国人的资助。但这样一来，更加剧了欧洲创业生态土壤的恶化，导致人才纷纷流失。除流向美国外，不少原本扎根欧洲的中小企业或有创业精神的人也开始流向亚洲。
欧洲是高福利社会，有人说欧洲人力成本高，小富即安，人们更偏向于呆在大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工作。但这不能成为不创业的理由，美国人力成本一样高，因此市场环境与社会对于创业的宽容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有业内人指出，“美国人在做完一半时就会出售产品，但德国人必须等到它百分之百完成”，一旦创业失败，后面再想融资创业都难上加难。在欧洲，商业的失败是一个人的污点。所以，在欧洲的创业者想更偏向于可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制度相对较完善的、且可以获得较高报酬和更多资源的公司里做创新，而不是独立出来承担风险。而在硅谷，比如在硅谷的摇篮--斯坦福大学这样的环境中，一个计算机系或者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不想创业可能自己都不好意思，而在这种环境下，创业失败也没什么可自卑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与中国创业的相似之处，中国创业也是“1个Winner加99个Loser”的游戏。
欧洲却并不是如此，法国知名风投Marie Ekeland就表示，欧洲名校乐于灌输学生“积极竞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理念，“而互联网却是一个充满分享和合作、尝试与失败的世界，这与他们的整体理念背道而驰”。综上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欧洲与日本在创业氛围上的某种相同之处，笔者曾经在《中国互联网创业活力为何碾压日本？》一文中指出，在日本，VC投资人则相对保守，风险投资人不会轻易将资本撒向创业者，日本文化瞧不起失败者，日本也是高福利社会，进入大企业工作，其高收入与稳定性与创业者的风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日本年轻人进入大企业工作本身就意味着已经穿上光鲜靓丽的水晶鞋，他们不愿再脱下鞋子去光脚走路，创业成本与失败的代价极高。这与欧洲社会整体上对于创业所持态度以及文化氛围上似乎并无二致。
当然欧洲人怕风险也并非没有原因，重要原因在于市场分散导致难以形成规模化，欧洲也缺乏统一的市场让其发展做大。在中国或者美国，产品推出渠道铺开面对的是统一的几亿用户的市场，在欧洲，却恰恰相反，小国林立，人口稀少、国家政策与语言文化各异成为重大障碍。据了解，欧洲有28个成员国，这意味着28个不同法规监管税收与文化市场与市场规则，就拿移动互联网创业来说，做一个应用程序或者IT类企业级产品，要推广到整个欧洲市场，要涉及到20多个语言版本与市场定位与用户需求以及不同的政策限制，也有分析称，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税收、劳工政策，以及各种官僚主义障碍不是初创公司那有限的资源能承担的起。
所以，欧洲同龄人毕业后的首选是在政府或者大企业里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也有创业者指出，欧洲人他更希望听到的是一个成功的医生或者是在银行工作的成功者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穷小子的创业故事。
欧洲高福利与新兴技术产业型公司脱节 是欧洲财政紧缩与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
前面提到，欧洲是“高福利”的社会，而欧洲压抑创业因子与年轻人选择稳定的工作也可能恰恰源于其高福利政策。而对于小公司来说，在欧洲解雇员工需要支付高额的解雇补偿金（比如通常都需要支付6 个月的离职金），这对创业者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另外，高福利政策的实施必然需要一个基础就是技术、创新、工业与互联网等诸多领域总体上的先进性带来的高利润才能让高福利社会持续运转，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创新性的“高利润”产品来为“高福利”买单。但目前来看，欧洲的总体上似乎逐渐匹配不了目前的高福利，欧洲虽然有保时捷、法拉利、欧莱雅、宜家、ZARA、阿玛尼、费列罗......但这几乎都是偏向于传统行业，而不是当前新兴产业、IT行业或者颠覆式创新的技术领域。而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欧洲几乎拿不出太多叫得出名字的互联网与IT新型技术类产品，整个欧洲市场已经被Google、Facebook、微软、苹果们集体攻陷，在手机行业，也是被三星与苹果主导，另外，据道琼斯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估值超100亿美元的创业企业中有6个分布在美国，2个在亚洲，而这个数字在欧洲是零。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了11家，亚洲国家占了9家，而欧洲同样连一家都没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陆的“高福利社会”已经失去了其续存的经济技术与利润基础。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欧洲许多国家步入经济危机、财政紧缩与高失业率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资本利益集团按惯性与传统金融等行业进行资金捆绑 限制了创业者的生存空间
由于欧洲对新兴创业者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是，欧洲资本将钱充分投入到涵盖金融、房地产、能源、电信、汽车、奢侈品等欧洲原本在传统行业扎根越深的行业，奢侈品、药剂师、律师、医生、金融机构从业者等在内的各种职业越来越强，那么其优势效应形成的创业创新的阻力就越大，导致资本家与利益集团按照惯性与这些行业进行资金捆绑，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创业者从侧翼颠覆式发展的空间。这样一来，技术也被“困”于大公司与欧洲的传统优势行业中。这导致的结果是，创业公司与大企业开始“脱节”，原本可以用在创业领域里的资金也只能用于大企业内部的效率提升。
一般来说，成功的创业公司都需要依赖自身的技术与产品优势从大集团里吸收优秀人才，但现状是，欧洲的大集团和新企业间也缺乏人才流通机制，这进一步限制了创业公司的发展壮大。但与此同时，传统大企业相对强势，为小创业公司提供了面向企业服务的生存空间。这也是欧洲许多面向大企业提供各种在线服务，比如数据分析、市场营销/公关支持、存储服务等小创业公司可以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但这终究不是一种健康的创业生态系统。
伦敦经济学院的商业历史学家莱斯利. 汉娜说，世界大战后，欧洲永远都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战争的破坏使得欧洲人比以前更加谨慎、规避风险。但事实上这不是根本原因，人的创业欲望、市场环境、资本流向、产业基因、政策制度设计等因素彼此渗透的程度决定了创业经济模式发展的程度与创业生态体系的培育，欧洲成为创业的边缘化之地，某种程度上说，在欧洲，这几个决定创业爆发的要素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欧洲大陆如西班牙等国，其经济模式则以“国家干预”为基础，重在“有形之手”，强调政府干预的不可或缺性。而创业更需要更具活力的市场经济。归根结底，也是欧洲的创业生态系统并未形成整体的闭环，导致创业培育土壤的缺失。
近年来，欧盟与欧洲各国均意识到了问题，均已开始在政策上对青年创业有所倾斜，比如开设了不少教育培训项目。欧盟2013年通过的总额770亿欧元“地平线2020”科研项目基金，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用于应对经济社会挑战和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
但总的来说，欧洲对于创业的重视与政策上的优化与倾斜力度还不够，欧洲不缺传统商铺，缺少的是发展迅速、规模壮大的创新型公司以及整个市场环境对初创企业的内驱力与扶持力。目前来看，欧洲要从经济低迷的温吞境况中走出来，显然需要培育整个欧洲大陆的创业生态体系，反之欧洲经济与创业氛围则会在边缘化中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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