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进步
宁可不出苏东坡
瑞士就没出过苏东坡
但它是不是个伟大的国家？
希望比自由更贵
从上海飞回北京的航班起落没太大偏差，但高晓松到达通惠河边阿里音乐总部的时间，比预计中还是晚了一个小时，错过了饭点。
接待完第一拨媒体后，他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腾出来，跟前的会议桌上，剩了多半盒饺子，已经坨了。以至于接受博望志采访时，他得空往嘴里塞了几把薯片，将指尖沾的作料末舔干净，冒了两根烟，才算稳住。
时间点是5月上旬，距「阿里星球」发布会召开时间已不足一周。高晓松的嘴搭配上阿里公关天团，在这个漫长的宣传周期内，为阿里音乐释放出巨大的品牌声量。
尚未开口，坐在记者眼前的董事长表情与随他奔波的休闲皮鞋一样，蒙了一层灰，刚下午四点钟，神情却有点恍惚。
「累吗？」
「特别累，累死了。」
但有两件事，能给还没褪下「脱口秀超级IP」光环的大明星些许宽慰。其实，公司里里外外看，找不着几个真比他工作量小多少的，为发布会冲刺，技术跟运营团队部分员工半个月没怎么着家。
更重要的是，他此前抛出「职业生涯最后一站」这句话，已然将宋柯连同自己囫囵个扔进这单大买卖里了。
很难说，高拿俩人的职业为新东家背书的行为，是孤注一掷还是一时口快，不过，显然他后来盘算过，「有人跟我说，(阿里音乐)上市就可以不干了。可我看这帮人还是整天…老马现在比我还忙呢，没个头儿。」
按此逻辑，高的「门客」生涯即将或已告终结，与数年来游弋于几家科技巨头时的随性不同，他与阿里的关系愈发紧密，无法割裂。
大戏刚开锣，高只给自己喇下一个小口子，希望几年后阿里音乐平台成型，没有他和宋柯也能玩得转。
生于1969年的高晓松今年47岁，这前半辈子，常常活在自己的设想之外。
早两年在脱口秀节目中，他说从小到大，自以为会过一种清贫且愤怒的小知识分子生活，满腔不忿，怀才不遇，可现实却砸下一张又一张「馅饼」，让他慨叹所得已超福报。
两年前的那期节目，对他是一场告别的聚会，高晓松当时坚定地相信，自我定位是一个读书人或知识份子，一辈子陪大家读书、写作、拍电影、做音乐、聊天，即便无法做到魏晋狂生或渔樵耕读，但至少会坚持一个「卖艺」的身份，「绝不去做创业啊…什么那些事情。」
他开创性地以《晓说》打开了网络优质自制内容市场，并将事业再次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海量信息输出带来了副作用，他食言了——终于没能逃开经商这件事。
高晓松在采访里用娴熟、幽默的话题技巧避开了正面回应，往名片上印「董事长」是人生第一次，但他并不承认这一Title的指向是企业家，坚称自己只是一个「wannabe 企业家」。
「‘wannabe 企业家’是一个名词，不是说wanna be动词，企业家可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不是你坐那说，(啪，拍桌子)哥们儿今天就是企业家了！」
在电影学院学导演期间，戴锦华教授在一堂课上讲到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谈及大师最后的年代一去不返时，那位女教授在台上失声痛哭，令高晓松印象极深。
高的青春期正是成长于这个被称为迄今最后一个「被大师照亮的时代」，以知识份子的眼光审视当下，他感叹那批大师为世界重新塑造的理想与信仰，在短短三十年过去后，已在各国沦丧得一塌糊涂。
可深度浸淫互联网数年后，那份反思正在慷概地被现实的商业选择化解掉。高晓松一度发现，身边朋友几乎全被创业打了鸡血，置身其中的最大感受是，这些人一见面便会不管不顾地上上下下打量你，看看能用上你什么地儿。
「大家都拼了，马东那儿，我的天，整个疯了，郑钧那么懒的人，现在也拼啦！动画片、合音量，还跑到百度当首席构架师，也带着一大堆工程师那吭哧吭哧…」
高也并不意外地偏离了预设中「读博」的人生规划，被裹挟走，尤其是考虑到，他接到的橄榄枝，来自马云。
好奇心背后的驱动力显然远大于求学，他对潮流全无抗拒，反而觉得「好有趣」，甚至对马老师交托出来，依托着海量资源的阿里音乐感到无比兴奋，「任何一个人，交给你个大杀器，你都想比划一阵过过瘾，手里拿一大杀器，你说我先睡会儿去？那还能睡觉嘛！？」
为了尽量将「经商」这一概念剥离开，高晓松抗拒阅读企业管理类书籍，「宋柯去读就够了」。他主观地将互联网定义在传统商业范畴之外，在其眼中，它更像是一场社会革命的主题，自下而上、潜移默化地打破藩篱无数。
进步青年们从1919年开始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至今已近一个世纪，鲜有收获，而科学、民主以及自由的精神最终在互联网的普及下，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便已经深入人心，这一切，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高晓松必然也必须地选择支持。
所有的社会进步都是以削减精英、平民化为代价，其首要标志就是打破阶级分化，他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认为真正的精英就应该欢迎社会消灭精英，「过去2%的人识字考科举，精英管理整个(国家)的时代，你说那时代好么？」
高晓松观察到的一个细节是，早年身边的朋友中，人手一部价格昂贵Vertu是标签般的信仰，但如今聚会，无人能再摆脱平民化的苹果手机。
他更进一步，籍此修正对时代的认识，精英群体都已被大幅减削，遑论大师？「一个民族进步(的代价)，宁可不出苏东坡，瑞士就没出过‘苏东坡’，但它是不是个伟大的国家？」
互联网带来的变革中，最能触达人心的，其实仍然是财富分配作用，暴富和成功学在信息传播发酵下，无疑催化出了更加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曾有不止一位美国朋友向高晓松表达过一个令人咋舌的观点——羡慕你们中国人，因为「希望」比「自由」更珍贵。
*高宋何办公室门上张贴着以三人形象设计的年画，屋内陈设简单，甚至没有一张正式的办公桌
回不去了
2015年夏天，国家版权局出台了一纸国内音乐史上的最严版权令，随后11月份，所有互联网平台上的未授权歌曲被统一拿下。
政策对内容版权保护的倾斜几年前便已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以视频行业为例，在完成正版化洗牌后，影视行业随即井喷。高晓松记得，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曾开玩笑似的说，
如今女明星都不嫁豪门，改嫁男明星了。因为(视频正版化以后)明星都有钱啦，咱俩一块儿不是挺好的么？你也挣两亿，我也挣两亿。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国内流行音乐人们经过20多年游走于法规庇护之外的等待后，也终将迎来自己的时代。
可对年近知天命的高晓松与宋柯来说，这一天晚了点。写出好歌、做出年度专辑这些内容层的满足感，已很难触及两位中年音乐人兴奋阈值下限，当创作者被许以更高的商业回报时，高才发现，他坐在阿里音乐办公室里，成为了付钱的那一位，反而可能为水涨船高的版权价格发愁。
这个场景令人无奈，整整一代音乐人对版权保护的求索，在放弃并转身后，才终于实现。
上世纪90年代，高晓松在最旺盛的创作阶段，一头撞上了盗版的南墙。当时他为刘欢写下一首名为《好风长吟》的歌，刚刚发行后就迅速被盗版商盯上，令二人十分恼火，可在准备追责时，却发现申诉无门。
「电影有国家电影局，上边一个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可怎么就没有音乐呢？我们到文化部，没人管这事儿啊，人家都是局，我们音乐连处、科、股都没有啊！」
文化口的申诉行不通，高与刘又惦记上了新闻出版总署，并且提前为对方找了一个解释得通的理由——唱片是出版物嘛！
一位作为创作人颇有名气，一位贵为内地歌坛一哥，两个被高晓松自己形容为「俩脸加一块一平米那么大」的大腕混进出版总署院里后，发现居然连个乐意接待的人都摸不着，没有任何一个办公室愿意站出来，说这事儿应该归他们管。
最终一位工作人员给了个台阶，让把东西留下，称会「研究一下」。送二人出门时，又好心递了一句实在话过来，「其实你们知道，研究也没用，我们没法罚人家款，没发票，执法队都没有。」
关于生计的问题，解决方式十分简单，主管部门在行政层面没有预设多余的触角，爱莫能助，吃流行音乐这口饭的创作者们就只能自己出面。高晓松跑去杭州，约国内数得着的几家盗版商开会。「我们说大哥们，让我们先卖10天，咱盗版再上，行么？人说，不行，就给5天！人家比我们还理直气壮呢，你说这什么事儿！」
他跟人解释，音乐人花那么多钱做一张唱片，5天宣传根本不够回本，如果创作者「死了」，你们盗谁去？「盗版商一想说，嗯？有道理啊，说，那一礼拜！你们正版卖一礼拜，我们上。」
关于博弈盗版商的过程，高晓松此前曾在不同场合数次以谐谑的口吻回忆过，这场原本残酷又讽刺的商业谈判结果，嵌入大的故事框架下回顾时，更显得荒诞不经。
王朔早年在小说里，曾通过一位资深顽主角色，表达过一个普世的茬架经验——多有名，传得越厉害的人我都不憷，再猖我也敢「铲」他，可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
在高晓松的经验里，2000年后崛起的那一拨互联网新生力量里，就充斥着这种狠角色。「跟盗版商还能谈谈，他们也是江湖人，大家也懂事，IT这帮生瓜蛋子一上来，盗版正版一块儿打，最后大家都躺那儿，一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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