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100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当进入4月下旬，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8000万、死亡病例接近百万时，《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戈德堡发出这样的不满之声。因抗疫政策不力、防疫举措混乱，在这场“历史性失败”中，美国的弱势群体牺牲最大——得不到良好医护的非洲裔、失去监护人的“疫情孤儿”……在一些在防疫过程中提出“与病毒共存”和“躺平”的国家，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同样令人担忧——印度“贱民”遭受“新冠歧视”、日本“女性贫困”现象加剧、新加坡外籍劳工最担心“新冠肺炎后遗症”……当欧洲富裕国家可以优先为老人等弱势群体接种疫苗时，很多非洲国家的民众还在面对“免疫鸿沟”和“分配赤字”带来的不平等。本系列最后一期报道将继续与读者一起关注保护弱势群体的话题。
美国“疫情孤儿”处境悲惨
在美国死亡率最高的群体中，包括印第安人和非洲裔，死亡率最高的年龄段群体为85岁及以上人群。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非洲裔、拉美裔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到三倍。此外，拉美裔死亡年龄比其他群体要小得多，37%的死者年龄在65岁以下，这一数字是同一年龄段白人的5倍。《纽约时报》17日刊文称，2/3的美国人以及超过1/3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没有接种疫苗加强剂，而非洲裔和拉美裔群体的疫苗接种率低尤为令人担忧。
在美国东北部城市底特律，《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很多非洲裔美国人在医疗方面对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低，这与1972年曝光的美卫生部门拿非洲裔做梅毒人体实验的丑闻有很大关系。记者身边的一些非洲裔朋友都没有接种疫苗。一个30多岁的非洲裔工友2000年死于新冠肺炎，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底特律，低收入人群多是不能利用网络远程办公的蓝领，如公共汽车司机、邮递员、餐饮业服务员等，这让他们更容易感染病毒。疫情之初，这几个行业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都比较高，也与他们享有的医疗资源水平本身就比较低有很大关系。
美国《大西洋月刊》8日刊登《被遗忘的疫情孤儿》一文，指出因政府抗疫不力，导致近百万美国民众死亡，特别是造成约20万儿童失去监护人。其中拉美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占绝大多数，他们成为美防疫政策失败的牺牲品。有媒体讲述了一名32岁的墨西哥裔餐厅服务员在医院如何度过生命最后几天的故事——成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后，拉莫斯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期间，心里一直想着他3岁的女儿，并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必须要看着我的公主长大。我的心都碎了。”
总体而言，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相对少，健康状况也较差，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的比例较高。加上很多人生活在拥挤的多代合住家庭中，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概率。
在疫情之前，美国针对非洲裔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就一直被人诟病。疫情期间，美国非洲裔和低收入人群在经济上所承受的打击也最大，他们最先丢掉工作，失去经济收入来源，也缺少应对社交安全隔离所需的硬件设备保障和服务。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些差距是一个响亮的信号，表明国家需要解决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克莱德·扬西表示：“近百万民众死亡的高昂代价表明，如果我们只是回到我们所谓的‘正常状态’，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
非洲疫苗接种难以覆盖偏远地区
尽管疫苗接种量大幅增加，但非洲大陆目前只有约11.5%的人口接种了疫苗，这与原定今年6月底为70%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的目标相去甚远。世卫组织呼吁非洲国家加快疫苗接种的推广，特别是针对老人和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但在非洲，目前疫苗接种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很难覆盖偏远地区。《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在莱索托采访时了解到，这一非洲内陆山区国家交通极为不便，只有少数居住在首都的民众有接种疫苗的意识。在喀麦隆，只有7.9%的老年人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即使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南非这样的非洲国家，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新冠病毒的致命性。布鲁是约翰内斯堡一家汽修店的员工，他至今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他告诉记者：“我的家人和孩子都接种了，但我不想，我觉得没用。”从今年2月起，南非进一步降低防疫等级，要求人们在室内空间聚集时佩戴口罩，户外可以不戴，而且公益广告中也强调，“工作单位不得强制员工接种疫苗”。南非失业率已升至历史新高，全国总体失业率高达35%。在约翰内斯堡街头，乞讨者明显增多。
“印度的穷人，包括老年人，可能承受了来自疫情的巨大冲击和负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报道，在印度从事最低贱职业的“贱民（达利特）”在疫情中遭受着严重的“新冠歧视”，有的超市不让他们进去购物，有的村庄禁止他们通过。孟买的“达利特工人工会”主席索兰克说，绝大多数环卫工人都是“达利特”，疫情期间，他们每天都要工作8个小时，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防护装备，收入也少得可怜。环卫工人萨尔维说：“我害怕感染新冠病毒，可我是家里唯一有工作的人，所以别无选择。”
韩国媒体一直关注国内残疾人在疫情下的生存状态。据当地媒体报道，残疾人也成为韩国新冠疫情重灾区，2020年11月至2022年1月，韩国约有1.4万名残疾人士确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约500例，死亡率约为3%。而韩国整体的新冠致死率目前为0.16%，这意味着残疾人新冠病死率是普通人的20倍。韩国残疾人社会组织认为，确诊残疾人患者之所以死亡率如此之高，就是因为政府将残疾人排除在需要重点管理的“高危人群”范围之外，甚至重度残疾者也不例外。近日，患有脑部病变、有语言障碍的残疾人尹熙英确诊后居家治疗，但社区医院没有懂残疾人手语的医生可以和他沟通病情，这让他无法得到相应的医疗支持和服务。好在有70多岁的老母亲照顾他，结果老人也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韩国“全国残疾人父母连带”会长尹中术表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残疾人成重症患者后，很多医院根本不予收治，因为“没有相关专业能力”。他强烈呼吁政府将残疾人纳入新冠肺炎重点管理人群。
随着新冠疫情长期化和大范围蔓延，韩国残疾人的处境正雪上加霜。韩国残疾人团体总联合会相关人士表示，医院最近正在通过“非面对面”治疗方式发放处方药，但对于独居的残疾人士来说这很困难，因为没有人替他们取药，如果快递的话，又将增加他们的开销。
在新加坡，人们将新冠肺炎康复后迟迟无法完全恢复健康的情况称为“长期新冠后遗症（长新冠）”。新加坡“今日在线”刊文讲述过一些在该国工作的外籍人士的状况。41岁的孟加拉国客工扎基尔在建筑行业做项目协调员，他新冠肺炎治愈后半年仍感到脚部有“一种特殊的疼痛，就像很多蚂蚁在咬”。同样来自孟加拉国、从事IT业的萨卡尔说，体力一直没有恢复是让他最担心的事。
保护“高危群体”应成重中之重
如何在防止疫情再度扩大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经济活动恢复正常，保障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是很多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本发布的疫情信息汇总中，不时有弱势群体聚集性感染的情况发生。如4月17日，长野县分别有养老机构（13人）、残疾人机构（9人）、小学（6人）和儿童福利院（5人）发生聚集性感染。
疫情之下，愈发严重的“女性贫困”问题也引起日本舆论的关注与反思。仅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日本女性就业人数较2019年减少24万，一些女性陷入经济困境，女性遭遇家暴和自杀的数据也有所增加。为解决“女性贫困”问题，日本跨党派议员已联合向国会提交了“困难女性支援法案”。日本《每日新闻》评论称，“新冠疫情凸显女性困境，而新法如果确立，将是加强全社会建立支援女性机制的第一步。”
家住神奈川县的川合女士养育着两个孩子，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以前对“女性贫困”问题关注不多，但疫情暴发后，周围一起工作的很多女同事不是被解聘就是降薪，尽管疫情对男性也有影响，但女性所遭受的困难要比男性更多。她认为，想要解决疫情下的“女性贫困”问题，光靠一部法律还不够，还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一个名为“纽带”的日本民间组织自去年开始每到周末都会在东京都政府附近免费发放食品，帮助那些无家可归者，以及生活陷入困境的女性和儿童。
欧洲国家情况明显要好很多。在新冠疫苗供应还有限的时候，在奥地利等欧洲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就属于最优先接种的群体。此外，医护人员、养老院护工、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基础疾病患者等重点群体也属于优先接种者，这样的政策对他们形成了有效保护。
俄罗斯防疫专家戈雷洛夫近日提醒民众，现在说新冠肺炎何时可能成为季节性疾病以及大流行如何结束还为时过早。俄免疫学家克留奇科夫表示，俄新冠病毒发病率今年春夏两季可能会有小幅上升，到秋季可能会出现严重激增，“一切都取决于病毒本身的强度”，因此，绝不能放松防疫工作。俄卫生部称，新冠病毒继续威胁公民的健康，尤其是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弱势群体。俄《共青团真理报》列出“疫情中最危险的人群”，包括儿童、60岁以上老年人、孕妇以及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鉴于新冠病毒对弱势群体构成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加强预防和接种疫苗尤为重要。这些高危人群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接种疫苗，应戴好口罩保护自己，保持社交距离，遵守卫生规则，这些都是防止感染新冠的方法。
“不出所料，新加坡解封后本土确诊病例止跌回升。”很多媒体这样报道新加坡的疫情反复。按照该国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最新计划，从本月26日开始，新加坡解除绝大部分防疫措施，社交聚会、堂食和家庭访客人数将不再设限。《华盛顿邮报》近日在报道新加坡疫情时这样写道：“在政府取消防疫限制、‘与病毒共存’后，当地居民仍坚持戴口罩。在这个东南亚热带国家的街道、人行道和海滩上，高达90%的居民仍然戴着口罩。”有教师对政府在她教的学龄前儿童接种疫苗之前就取消限制感到沮丧，并表示：“我在学校工作，我不能生病。”20岁的学生腾杏怡和90多岁的祖父母住在一起，她说：“确保安全总比感染新冠病毒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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