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3月30日凌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70万例，而其中意大利意大利死亡过万，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近14万。
很多国家采取了令人痛心的方式分配紧缺的医疗资源。西班牙已经做出决定撤掉65岁以上老人的呼吸机，意大利多日前就已经放弃了80岁以上老人的ICU收治。
因为年老的生命不如年轻的生命有劳动力价值，便被剥夺了活着的权利，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西班牙疫情刚爆发初期，市民们对政府的强制防控措施根本不买账，高举“还我自由”的牌子上街集会。
同样不能理解的是戴口罩问题。
疫情期间，要不要戴口罩？这个问题在每一个神志正常的中国人看来都像1 1=2一样简单。
但是在昨天下午举行的7位全球一线专家参与的第二届新冠肺炎多学科论坛上，对居民出门是否应该佩戴口罩各国学者却持不同看法。德国艾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表示，戴口罩不光是医学和科学问题，已经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问题。
那些不戴口罩的人，到底都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三令五申之下仍有某些归国人士叫嚣戴不戴口罩是她的自由？
为什么有中国抗疫答卷珠玉在前，很多国家却懒得抄或抄不了？
为什么这些我们看不懂的操作在西方却层见叠出？
西方媒体指责中国限制措施侵犯人权 。
正如张文宏在会上所说：世界上很多东西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生活不是一道完形填空，没有唯一正解。但是面对未知，每个人都应该备一种能力——追问“为什么”的能力。
当第一个仰望星空的人类发出这句疑问时，文明在这三个字里发芽，智慧由此开启，
而智慧，是人类解决一切危机的唯一方式。
为什么面对疫情，中西方差异这么大？
1: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核心维度，就是对个体或者集体利益的强调程度，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虽然这两种价值取向常被放在对立的位置，但今天我们无意讨论孰优孰劣。集体主义在面对灾难时能迸发出强大凝聚力，而个人主义中追求个人价值和自我完善的理念无论在哪种文化背景下都是可贵的。
脱离集体思维，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不可能生存；彻底摒弃个人主义，我们将变成低智的盲从者，那些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思想、艺术、文学瑰宝也不会出现。
在浩瀚宇宙的运行法则之下，这种意识形态和那种意识形态的区别，本质上跟一只小蚜虫从这片树叶跳到那片树叶没什么分别。
但是任何一种价值取向走向极端都是危险的。当个人主义演化成“精英主义”和或“自我中心主义”后， 尼采的超人理论便沦为希特勒的政治工具，拉斯科尔尼科夫便以审判者自居进行谋杀，当下正在发生的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事件便随之产生了。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如何在中西方文化中诞生的？我们要从历史最深处寻找答案。
西方文明的起源是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的核心是对力量的崇拜。
希腊诸神和人同形同性，是高度人格化的神。他们大多数都不是造福人类的 “德”的化身。神与凡人一样贪财好色、爱慕虚荣，史诗中的英雄也都将个人荣誉视为至高无上的追求。
希腊人的世界观是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他们相信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以及个人创造的潜能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人是世界的中心。
赫拉克勒斯独自一人完成十二项不可能完成的伟业，反映出希腊人雄奇奔放的想象力和狂热的英雄情结。同时，这也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滥觞。（杨靖：《神话八讲》）
从文艺复兴人文思潮的觉醒、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启蒙运动，从公元前5世纪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到19世纪爱默生所说“人就是一切，世界是为人而存在的”，这一切都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基石。
在西方，宗教在个人主义的形成上起了重要作用。上帝创造了人，并赋予每个人灵魂，这给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且，由于承认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社会等级完全不同的人至少享有一时的平等，他们寻求着同样的灵魂得救，期待着同样的末日审判。上帝对人不论其财产门第，一视同仁。
个人拯救的教义给了基督徒一种关于个人的特殊意识， 虽然基督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为人类赎了罪，拯救仍然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
而中国神话的核心是对道德的追求。
中国古代神话歌颂劳动，创造，正义，自我奉献等优秀品质。《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这些故事传达的是一种信仰——牺牲与奉献是至高无上的。神话故事的道德化形成了中国人的信仰——集体利益比个人悲欢更重要。
大禹治水图
文明的产生同信仰密不可分。
各个文明的特色与其宗教信仰的关系密切，以至东亚文明被称为“儒教文明”，南亚文明被称为“印度教文明”，西亚、北非和中东文明被称为“伊斯兰文明”，欧洲自中世纪开始的文明被称为“基督教文明”。（何光沪：《探索人性·序》）
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学界历来争执不下，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倡导“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
2:
南怀瑾先生把儒家文化比喻成中国人的“粮食店”，儒家思想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论语·宪问》）
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最后都不得好死。禹和稷都亲自种植庄稼，却得到了天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儒家思想对武力的态度与希腊史诗正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另一点区别是如何看待个人和他人的关系。
西方哲学强调人的“个体”属性，而儒家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即个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责任与伦理关系。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讲究人际关系，譬如儒家认为，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这个定义是整个中国哲学的精华所在。
西方讲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这是把个人孤立，由此尊重个人的生命抉择；中国哲学则认为人不是孤立的，从一出生就在人际关系的网络里。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趋向完美，他的整个人际关系就会往上提升。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很难评断孰优孰劣，因为它们分别在不同的时空，由不同的条件所造成。——（傅佩荣：《哲学与人生》）
钱满素先生认为，儒学和基督教最明显和最本质的不同还在于它们的基本出发点：“前者以人为出发点，后者以神为出发点。基督教以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为中心，上帝创造了人并对人享有绝对权威。由此，上帝与人的纵向关系便是基督教关注的首位。儒学却没有相应的创世说，没有相应的人格化的上帝，也没有任何相应的神话，于是注意力便集中投向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国人的伦理以家庭为基础建立，国则是放大版的家。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来看，古希腊是“城邦式”国家，而中国则是“家邦式”社会。
《诗经》中的《周南·汝坟》可以说最早地表达了这种家国意识（坟在这里指高土堆）。
“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虽则如燬，父母孔迩！”说的是国家、王朝虽然遭受了大的灾难，但幸好丈夫回来了，父母也在身边，只要人在，家在，我们就有希望。（李山：《讲给大家的诗经》）
3: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文学方面的投射也很有趣。如果留意一下东西方小说的命名方式，会发现西方多以人名或某特定类型的人作为书名，而中国、日本多倾向于用空间、时间命名。
比如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德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英国《鲁宾逊漂流记》《简·爱》、法国的《欧也妮·葛朗台》等均以主角名为书名，中国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围城》《呼兰河传》《活着》，以及日本的《雪国》《古都》《人间失格》《挪威的森林》等则采用更为宏观的概念进行命名。
《悲惨世界》原书名Les Misérables的意思是“悲惨的人” 复数，直白地表达了这是关于 “一群悲惨的人”的故事，后来中译本意译为“悲惨世界”，也是很符合上文所说的命名习惯了。
当然这不是绝对法则，西方不以人名为标题的作品也很多，《巴黎圣母院》《追忆似水年华》《战争与和平》……反观中国亦如此。以上只是一个对主流趋势的概括。
个人主义的范畴很广，我们可以说强调主观世界的表现主义文学作品如卡夫卡的《城堡》是个人主义的，也可以说加缪着重对主人公精神状态进行分析的存在主义文学是个人主义的。这么套下去，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个人主义的，因为文学即人学。哪怕偶有不以人为主的——如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也是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角的。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纯粹以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进行归类似乎有失偏颇。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问题。所谓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只是一个群体趋势，任何个体的价值倾向都存在变量。
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自私自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我中心意识”都普遍存在。只要是人，就具有钱钟书先生说的“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中国年轻一代中出现越来越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爱尔兰裔美国人则表现出很强的集体主义。《论语》中也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强调个人意志的论述，而《伊利亚特》歌颂个人英雄主义，但同时英雄们——如热爱本部落的赫克托耳——又同时具有集体主义精神。
这两种价值取向是可以共存的。单纯争论哪种更好，意义不大。但是极端的集体倾向和个人倾向，都会导致道德走向虚无主义。
4:
个人主义是中性词，自我主义则具有明显的负性色彩。
“自我主义”所表示的是这样一种哲学或意识形态，它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所有别的东西之前。”我们“不得不区分自我性和自我中心主义，自我性是每一个人之作为人的条件，而自我性被僵化，就成为一种有害的自我中心主义。（麦奎利：《探索人性：一种神学与哲学的途径》）
钱满素先生在《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中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的许可证。个人主义同时包含了个人的权利和责任两个方面，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施是基于这样的公民共识：个人权利是至关重要的，个人利益是合法的，但每个人必须服从一定的法则，做出自己的贡献。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走怎样的路，成为怎样的人，如何度过人生。但是一切脱离道德谈自由的行为，都是耍流氓。
对道德的追求，是自上古神话时代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最深处的回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白衣执甲，逆行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