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学猫叫”
“我讨厌不停写作业”
“我讨厌被人说偷东西”
……
六一前，我带着团队和志愿者去甘肃做公益活动。过程中，除了经典的陪孩子走上学路，赠送有心理疗育作用的“故事盒子”，还特别用游戏的方式收集了当地乡村留守儿童聚居区内孩子们的“喜爱”与“厌恶”。上面这些就是例子。
孩子们的表达：笑脸是喜欢，愤怒是讨厌
笑脸是喜欢，愤怒是讨厌
因为样本量小，总计2个班，34个孩子，132条描述。所以只能做框架性分析，对于细微差异的辨析，留待未来更大规模的样本采集。但即便如此粗略，还是发现了一些值得咀嚼的结果。
电游比例只有2%
我们根据孩子们的回答，把所有的答案分为四大类：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个人成长和其他。每一类下面又分成2~5个小项。
在总共13个小项中，位列“讨厌榜”的前三名是“人际交往（24%）”“学习相关（17%）”和“饮食（13%）”。
孩子们喜爱、讨厌的分项统计
相比于“讨厌榜”的分散，“喜欢榜”则更为集中，其中前三名是：“休闲娱乐（43%）”“人际交往（26%）”和“学习相关（14%）”。
总体上看，正负向综合考虑，“人际交往”和“娱乐”对孩子们的情绪影响最大，特别是“娱乐”，对于塑造孩子快乐情绪效率最高。
出乎意料的是，衷情“电游”的并不多，只占喜欢类的2%，还赶不上看电视（3%），更低于传统游戏，如“唱歌（3%）”“玩耍（6%）”等。这或许是孩子们平时在此事上被成人斥责较多，因而下意识规避；或许是因为当地接触智能手机的条件有限；但也有可能是电游的沉迷性虽高，但带来的乐趣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充足，这一点如成立，可以给广大处于电游焦虑的家长们一个新思路——但，这有待更多样本的验证。
课间游戏
校园霸凌凸显
在给孩子们带来困扰的小项中，“人际交往”居首位。
而在“人际交往”中，疑似校园霸凌的条目较多，如：“有人欺负我”“抢我东西”“被别人打”等占到人际交往负向答案的40%；还有一些稍“软”，如“被歧视”“不带我玩”“没有朋友”“我没偷东西”等也达27%——两项合计约占7成——孩子们在这个年龄，需要玩伴，需要群体认同，加之他们在家中缺少父母陪伴，这一需求更为凸显。因此，人际交往中的挫折和优势都会被放大。
在我们另外的研究中发现，留守儿童在学校更容易遭受校园霸凌，特别是爸妈全出去打工的——家里“没大人”造成的心理弱势，不仅孩子自己有感知，其他人也获得暗示。因此，校方除去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和教育外，还要探索其他的方法。
我曾经去过一些学校，虽然是山村乡小，但孩子情绪状态不错。这些学校普遍有个特点，就是课外活动组织得好，有各种兴趣小组。一到课余时间，校园里热闹非凡。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兴趣小组一方面给了不同孩子展示和发展个体才能的舞台，另一方面，也是用某种组织形态，半强制性的让孩子进入到群体中，增多社交可能，增强群体认同，这对于减轻社交挫折的影响，多元化自我价值标准（而非仅是“学习好”这一个选项），具有很实际的效果。
集中住宿制的反思
如果我们换个维度，把孩子最不喜欢的具体事件摘出来，前三名分别是：“被欺负（占负向事件总数14%）”“打架（8%）”“学习退步（8%）”——前两个反应出安全感不足，生活中冲突较多，这可能是中国乡村学校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孩子们最不喜欢的具体事件
另外一点，随着住宿制学校的增多，孩子们处于“无间歇相处”状态。一些原本生活层面的冲突，也转移到校园中。由于缺乏走读回家的缓冲，那些遭遇孤立，被排除在群体之外的孩子境遇是非常凄惨的。这也是为何我不提倡太小年龄的孩子住校的原因之一。
1983年，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蝇王》描写了一群因飞机失事被困在荒岛上的孩子，怎样从和睦相处到自相残杀。虽然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其中揭示的少年人中的社交关系、权力关系，有时恐怕比成人世界还要残酷。因此，对于年龄较小，同时不得不住校的学生，特别要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同学，他们人数虽不多，但容易遭受人际方面的伤害，有时看上去每件事情都不大，但就像慢性病，一旦走岔，很难扭转。
威廉·戈尔丁的《蝇王》
潸然泪下的乡村女教师
下面来谈谈老师，实际上，如果把“学习相关”的条目看做是“老师评价”在孩子身上的压力反应后，老师对孩子们的影响迅速飙升到35%（正向负向综合），仅次于同学间关系影响——这跟家长9.5%的权重相比，差距巨大。
这再次证实在留守儿童的帮扶里，不能头痛医头。
这些年，我们一直倡导，留守儿童问题要有全盘视角——从只重视儿童自身，到重视儿童家庭，再到重视儿童教师——这种认知递进也是一种逐步逼近真实的过程——想想也顺理成章，孩子的世界本来就那么大，老师的陪伴、权威有时要比包括家长在内的任何成人都要多。因此获得老师的肯定，如“老师看重我”或否定，如“惹老师不高兴”，都会成为孩子内心中非常大的情绪杠杆。
不同社会关系对孩子的影响
但我也不提倡简单地给乡村教师加担子，因为他们自己的境况也不容乐观。
这次我听到当地人一个说法，“留下的都是实在没有办法的”，这既说的是留守儿童，对于教师也同样适用。留下来的孩子、留下来的老师，也许是乡村学校真正的图景。
“现在学校招生越来越难了”不止一位老师跟我说，“我们学校70多人，算上学前班一共7个年级，最少的四年级只有5个人，有点办法的都转走了”，校长站在逼瑟的校园里介绍说，“但我们已经算人多了，梁上面有些学校都是个位数”。
2018年在澜沧江边上，一所俯瞰大江的傈僳族村小里，我亲见一位年轻女教师因为3岁女儿拒绝在电话里叫妈妈，潸然泪下，原因是：虽然同县，但山路崎岖，回趟家坐车要大半天，平时只能周末回去。那一段时间，恰好碰上当地搞活动，老师们连续三四周没休息，所以出现了上述一幕。
不可否认，中国现在教育经费在增加，然而，像个口大底儿小的漏斗，高等教育的拨款可能数以亿计，但到乡村学校，真正落实到教师身上的能有多少？而人才呢，也是个漏斗，教而优则仕，教而优则升，“好”老师县里、市里、甚至省里抢着要。走不出去的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不仅是留守儿童的老师，同时还是留守儿童的家长。
我接触过的乡村教师、校长，绝大多数都是好样的。我见过把唯一的水泥房子给学生当宿舍，自己住到四面漏风土房里的老师们；我见过为了劝家长允许孩子来上学，开学前自带干粮穿行在一个个不通车的村寨的老师们；我见过山高沟深交通不便，只能在寒暑假回家的老师们；我还见过，为了让孩子吃好点，自己养猪养鸡的老师们……
但仅靠奉献是无法扭转这种“双留下”局面的。这让我想起日本的公立教育制度，凡是公立教师，间隔三五年，都会被轮换到全国各地，等待他们的，也许是另一个城市，也许是另一个乡村——因此，虽然学校的设施有异，生源不同，但教师资源的公平化确实是不折不扣做到了。所以，在日本，只要是公立学校系统，没有什么“重点”的说法，想上“重点”，就请去私立，走精英教育路线，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没有义务给少数精英家庭埋单。
公立教育同所有的公共资源一样，目的是为了给社会“兜底”而非“保顶”，但面对着这些被留下的孩子和他们苦苦支撑的老师，恐怕目前我们的这个底兜得并不好。
被扔掉的牛奶和鸡蛋
最后说说孩子们的“饮食”，在“讨厌榜”（图表1）里它排第三，几乎是第四名的一倍。斯坦福的罗斯高教授常年关注中国乡村，他有一个调查结论：中国乡村孩子因为营养失衡导致智力发育迟缓。而在我们的调查中，关于吃饭这件事，孩子们是这样描述：“没好吃的”“不爱吃土豆”“喜欢吃肉”“想吃香香的饭”……
为了改善乡村学校孩子的营养，国家推行“营养餐”计划已有经年，但我这次却看到了“审味疲劳”——常年来，营养餐几乎不改样，吃腻了这些的孩子们，就把发到手里的牛奶、鸡蛋白白扔掉，可他们却仍饿着肚子……
跟一位曾经参与过当地营养餐招标的企业家谈到这事，他说：之所以不改样，是因为标准过低，没法改，如果不是大规模集中采购，根本连现在的牛奶鸡蛋都买不到。学校自建食堂也想过，但教育部门又担心食品安全出问题，出了问题，“天大的责任谁也扛不起”。
“现在的家长也省事”一位老师介绍接着说，“有那些住的近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他妈就给一袋方便面，自己吃去……”。
无语。
天地间的晨读
早上的阳光从学校背后高高的黄土梁上照下来，这正是每天的早自习。所有的孩子们无一例外，拿着自己的课本走出教室，在不大的院子里，边踱着步子边郎朗而读——“我们是一三五语文，其他英语”3年级班主任告诉我，“（孩子们）每天都这样走着读”。
他们大声读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他们大声读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他们大声读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们大声读着“我们曾是并肩生长的两棵小树，我们曾是二重唱的两个声部”。
他们大声读着“妈妈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好多东西：巧克力、香肠、面包、花生、牛奶”。
……
他们就那样大声读着，在大山深处的校园里，在黄土高坡上面的村庄里，在和命运纠缠的生活里，忘我——大声而读。
我蹲在地上，拿着相机，在孩子们组成的河流里，像一块不合时宜的礁石。我凝视着取景器里闪过的一张张小脸，安安静静。初夏的晨风很凉，吹过我的眼睛，眼睛里，那一刻，有些异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