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相，让每一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首先能够厘清这一议题的真实生活土壤。
10月18日晚21时22分，河南家长刘姝点下了互联网大型问答社区“悟空问答”提问区的“发出键”，顿觉酣畅淋漓。
“我今天被踢出微信家长群，过程令我很气愤，该怎么办？”
全网哗然。仅据负责这个问答平台的育儿板块运营工作人员小颖测算，这一提问的点击率达到35.74%，阅读量将近700万。
刘姝的提问不短，错别字也不少：“儿子上小学二年级，从一年级开始就一直做（实为“坐”）墙角里……儿子身材在班级最矮，也找老师沟通过，过后还是坐墙角里……知情人士告诉我说坐中间的人家家长都送礼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家长微信群，文章没提名没点姓，结果立马受到班主任的言语攻击……随后我被踢出了群，如此师德，令人咋舌！”
数日之后，刘姝的提问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
11月7日，沈阳一位七年级学生母亲王女士自曝，她在家长群中转发了名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的“鸡汤诗”，劝家长与老师不要给孩子施加太多压力，随后班主任发微信请她注意言辞，二人稍有争执，王女士被移出微信家长群。此事同样登上微博热搜榜，复燃了“被踢出家长群”这一议题的舆论热度。
一场公众大讨论背后，暴露的或许是这些年来家校关系脆弱的现实困境。“家校合作”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边界如何划分，当家与校之间发生冲突时又该怎样判定是非曲直？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讨论总是有利于促进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我们眼下要做的，或许应是还原真相，让每一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首先能够厘清这一议题的真实生活土壤。
反悔
发布问答后的第二个夜里，刘姝一宿没合眼，她反悔了——总觉得老师会因此对孩子变本加厉。
毕竟，在刘姝眼里，老师们“态度很差，难以沟通”。最令她最以忍受的是，儿子的数学老师在看到刘姝发在家长群里的文章后，将孩子错误百出的试卷展示在家长群里，并毫不客气地对刘姝说：有精力操心这些，不如管管孩子的学习。
刘姝赶忙找问答平台的工作人员含蓄提议删掉提问，却被有理有据地拒绝了：“文章版权完全属于作者，但是问答除了提问者外，还有无数答题的人在创作。如果允许提问者随便删除，是对回答者的不尊重。”截至11月9日中午，已有近5200人回答此提问。
这个答复，如当头棒喝，她顿时从泼辣的“斗士”变成了不安的“懦夫”。
实际上，10月20日上午，刘姝已接到学校通知——校长答应给儿子调换座位，心情大好，就在悟空问答组织的妈妈写作群里得意写道：“孩子很阳光、很活泼、很好动！大人的丑陋交易真的不应该让他来买单。”
只是，此时的网上问答评论区，已一发不可收拾。教育专家、一线教师、为人父母者纷纷出动，各自留下洋洋洒洒的动辄几百字。
留言区里最多的是站在“过来人”角度，对于刘姝一时冲动的劝诫：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还是欠考虑，孩子以后在班里怎么办？
也有不少，是“同病相怜”的情绪化附和：我也遇到这么一位老师，原因是孩子没上她办的辅导班……
还有保持中立态度的：你的处理方法欠妥，老师的做法也很不好，有了问题，完全可以私下沟通解决，尽最大可能把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
对于当时的刘姝而言，最刺耳的其实正是写作群里，家长们实实在在的提醒。
“你看老师名字清清楚楚，你头条的名字也在，有心人一分析就出来了。”“为了孩子好过，赶紧删文道歉。尤其是现在主页好几个推送，再继续发酵就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
刘姝慌了阵脚。她开始在写作群里呐喊：“删不掉，改不了！我不要这个头条号了！”
后台工作人员帮助刘姝，在其发布的截屏中各当事人的头像和群名都打上马赛克。她阴转晴，一个劲儿向平台工作人员道谢。
小颖是这个写作群的管理者，对于刘姝这场情绪波动极大的反复，她不太意外。小颖说：“刘姝在我们平台组织的一个200多人的线上妈妈写作群里，是活跃分子。她善良，也有些敏感偏激，喜欢质疑写作群里的一些规则、对公平有特别强烈的渴望。”
真正让小颖意外的，是写作群中其他家长对于此事的“一致态度”：除了在群里评价刘姝情商低、做法失当以外，还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想法，认为她应该去给老师送礼，弥合关系。
“而‘应该送礼’这个社会偏见本身，或许比群里发生的一切还要激烈很多。”小颖与同事们调研过妈妈写作群，发现70%以上家长都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如果她们都尚且如此，那其他家长呢？”
共性
“所以，该认怂的时候就认怂！明白了！”几天后，孩子获得班主任“开天辟地”的课堂表扬。刘姝说，那几天她悟出了“勇于认怂”的真理。
她坦言，毕竟孩子“没有太多的选择无别处可去”，因为孩子进的已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学校。
记者邀请几位对刘姝的提问给出代表性回答的老师、家长进入一个微信讨论群。一位家长向记者倡议：“应该搞一个投票调查，看看还有多少家长经历过这样的事，又有多少家长敢怒不敢言。”当即有人否定，这样的调查“没意义”——即使不满老师对孩子的差别对待，家长最常见的做法终究是通过私下途径解决，而非站出来抱怨指责。
群里就此鸦雀无声，任凭记者抛出怎样“有共性”的话题，均无人应答。
记者开始和群里的家长、老师单独聊天。每一次应答之前，每位受访者都会反复和记者确认一个细节。他们的顾虑如出一辙：是否会保证发表时匿名？请理解，不想让孩子受到影响。
即使是自称“教育观念开放”的段飞在这一点上也很传统——女儿现已就读职业高中，但她依旧对女儿初中时“矛盾很大”的班主任的个人信息保护得很好。
“老师看不上咱们，那咱们就应该更加努力！”段飞在一次被老师“训斥”回家后，郑重告诉女儿。女儿当场沉默。段飞转向其他家长打听老师处处争锋相对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她没有给女儿报名参加课外补习班。
尽管如此，段飞仍认为，不和老师起口角是最佳解决方案。她干脆请妹妹去开女儿的家长会，“和平反抗”。但情况愈演愈烈，女儿最终还是在初三那年因为恐惧课堂而休学。
女儿休学一年复学后，段飞才惊奇发现：原来每个班都有家长微信群，她却一直被排除在外。
陶莹也在刘姝的问题留下一段长文字，是“同病相怜”的理解。她的女儿在山西一座小城市读小学，二年级时座位被安排到倒数二三排，陶莹略有不安：是不是家长没有做到位？
依照朋友圈里家长的做法，陶莹准备去“看老师”。她买了500多元的土特产，悄悄在放学后给老师送去。女儿的座位，不久就被换到教室中间。此后，“看老师”成了陶莹的习惯。她设想：若中途断了，后果更严重。
于姗姗是山东某民营教育集团的高中部任课老师，从教一年多，她的感受是“家校微信群有点像是群口相声，一派和谐，说学逗唱”。于姗姗解释：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在群里通过家长没有多少信息价值的溢美之词，获得一种形式上的优越感。
“还有一些无从评价的事情……”于姗姗欲言又止。她后来告诉记者，逢年过节，班主任会在群里发一个20元的红包祝大家节日快乐，家长们纷纷会意，发了一阵“红包雨”，动辄200元，而接收人数只有1人——班主任，所有人心照不宣。
“家校微信群本来的目的，不就是纯粹让家长清楚知晓学校办学动态和孩子生活，让老师和家长进行更加高效的沟通吗？事情为什么越简化越复杂？”于姗姗反问。
舞台
“我可不想成为教育路上的清洁工。这个开拓者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没有任何收获！”事情平息好几天后，记者提出想请刘姝聊聊孩子现状，得到了这样的回复。
刘姝仿佛离开了她的舞台中心。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群家长也因为微信群中的截屏被热议——杭州、上海两地两所生源质量不错的外国语小学的家委会披露了竞选细节：参选家长们纷纷在微信群中展露高学历、优越社会地位、强大人脉资源，以此作为进入家委会的筹码。
网友被渗透进入校园的“社会资源竞技”所震慑，调侃随之而生。有网络写手写下一篇题为《如何在家长群里正确地表达“我很厉害”》的文章，戏谑解读微信群截屏中的竞选宣言，并在结尾留下一句“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巨隐隐于家长群”。
11月7日，上海这所外国语小学校方对于这一舆论热潮向媒体做出回应：学校家委会的成立是家校联手教育、办好学校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家委会成员确定问题上，学校过去、现在、将来的一贯作法是：不看家长的背景、学历、职位高低，不看学生成绩好坏和是否行为规范，只要具备家委会人选要求，获得多数家长拥护，愿意为大家服务，都可以成为家委会成员。”
不过，记者在对全国多地多所中小学老师、家长的采访中发现，成为家委会成员的，大多还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精英家长”，这也牵涉到家长微信群内的分化。
“其实，除去个别家长和老师在微信群中的宣战，更容易让群里产生分歧的，还有少数几位家委会成员的决策力量。”一位成都的家长向记者总结。
一位天津的王老师坦言，家长们报名进入家委会是争先恐后的，“谁进入家委会，就意味着谁可以有更多接触老师的机会，它代表着一种身份福利”。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家委会持消极心态。福建泉州的家长董青觉得家委会通过集体决策，化繁为简。董青女儿所在班级的家长群，每个节庆日都会在家委会主持下，集体送老师小礼物。今年中秋，家委会成员就代表家长们送了一个保温杯。
参与刘姝问答的心理咨询师、亲子专栏作家刘永赫认为，更有价值的问题应是：这些微信群为什么会火起来？其实这正契合了现代教育领域一些既已存在的变局：当下颇多家长对教育的危机感、不安全感渐渐滋长，老师这一角色受到挑战和质疑，而教育领域依然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去评论教育这件事，因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角色
就在刘姝被踢出群的5天前，《中国教育报》刊登了一位匿名投稿者的评论《家长微信群亦需有公共意识》：“从无意识的拍马屁，到观念不合的互怼，再到聊一些过于家常的事，或者把私聊的议题放到公共场所，都容易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并破坏家长微信群良好的氛围……尤其是一些家长微信群并没有对孩子们设防，若是没有禁忌和守住底线，对这些未成年人的身心也会造成伤害。 ”
一切的情绪和非理智直至后来的缄口，都是以“为了孩子”的名义展开的。
“事情告一段落，我担心的是那位女士的孩子，日后如何平衡自己生活中的教导者——老师、父母？”刘永赫说，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才刚刚开始，孩子是事件中真正被忽略的角色。
刘永赫曾在3所学校担任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亲历过多次家长与教师产生分岐后孩子深陷不安定感和自责心理。
他将家校微信群定义为方便教育管理的工具，故在刘姝的回答后留言：老师在这个接受信息渠道多元化的时代，已不被视为知识的权威，但他们依旧应该是教育的权威；有老师在的家长微信群，不应该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家校交流平台。
此话一出，激起众多家长质疑。
“看似是我在帮老师说话，其实是站在孩子的角度看待问题。学校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后尝试社会化的场所，教育权威角色也从父母逐渐转移到老师身上。如果父母总是公开表达对老师的不信任，孩子会丧失对老师权威性的认可，慢慢变得无所适从。”刘永赫希望，父母不要总“越界”做孩子的代言人。
於老师是浙江嘉兴一所公立学校具有十多年班主任经验的语文老师，聊起家长微信群时喜忧参半：方便沟通自不待言，可失控局面也无从设防。
“一位爸爸怒气冲冲找到另一位妈妈，说是自家孩子被她家孩子打了。群里硝烟四起。班主任上了一天的课精疲力竭，但也不能坐视不理，赶紧投入劝和队伍……”於老师说这些是班主任处理课堂事务以外，最寻常不过的“加餐”。
她还记得十几年前刚参加工作时，每天一放学就会被赶来的家长“围堵”，而今面对面交流的情形再难见到。“我们需要一种和家长真诚、朴素沟通的模式。”於老师有些困惑，一连串“被踢出群的家长”背后的家校沟通，究竟是不是走偏了？
在刘姝提问下的留言，有则难得一见的“皆大欢喜”回答，来自家长董青——
当她发现个子并不算高的女儿，座位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时，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专业毕业的她只问了孩子两个问题：“看得清楚吗？听得到吗？”女儿回答没问题，她就不再多加过问。
“老师是否负责，并不是由她让我的孩子坐哪个位置来决定的，而是孩子每天在校园生活里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董青把主动权交给女儿，她告诉孩子：如果你觉得看不清黑板或者想在前排跟老师更好互动，就要勇敢和老师表达……新学期开学后，女儿的座位在自己的“建言”下被调前了。
当记者再去寻找刘姝那篇引发大讨论的“导火索”时，发现已被一篇刘姝改得面目全非的短文取而代之，标题为《这片“天地”真的坏掉了，你信么？》。结尾处写着一句话，“与其死缠烂打，不如提升自己”。或许，这是刘姝心中，对于“出局者”角色的自省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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