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6年6月23日14：00（当地时间23日07：00），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本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在中国人看来，英国天然的就属于欧洲，为什么会举行这样的公投，而且其国内为什么会在欧洲成员的身份上存在那么大的分歧。其实纵观历史，英国一直认为自己和欧洲大陆是两回事，他们乐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或者说“例外性”，甚至英国将自己视为欧洲大陆的救星。在现实层面，英国认为欧盟正在拖自己的后腿，本就文化认同大于经济合作的欧洲一体化正在愈发显露出消极成分，欧盟就像纨绔子弟一样挥霍着曾经有过的光荣。英国缺乏理由让自己继续留在这个扶不起的浪子身边，更何况这个家伙当初阔绰时还曾经嫌恶过它。然而，这一切也只是以英格兰为中心的英国叙事，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对欧盟则无甚恶感。在这场存留问题的争论中，英格兰实际上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双重危机。事实上，英国与欧盟之间真正的问题都是双方是否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上帝将英国从欧洲大陆分离出来是有目的的。”17年前，曾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如是说，尽管这句话听起来颇有些中世纪神学的陈词滥调，但在今天——英国正在通过公投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这一天，把这句老话重新翻出来审视却有其必要。对远隔万里之外的中国民众来说，英国能吸引眼球的地方除了以多败少的足球流氓，就是它时不时抛出的分家声明书——先是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上演的独立公投大战，然后就是正在进行时的脱欧公投之争。尽管从目前的情势来看，这场脱欧公投更像是一场情绪化的表演，用以发泄英国民众长久以来对欧盟的不满。
但这场公投之所以能够从一场意识上的争吵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举国行动，其过程却值得深思——欧盟真的这么讨英国人的嫌恶，还是他们从来就没喜欢过欧盟？倘使如此，为何当初又加入它？如果真的按照这条思路去梳理英国与欧盟乃至于欧洲大陆的关系，就会发现，这一切就犹如一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剧里的俗套情景：夫妻从各自卧室出来到饭厅里用早餐，礼貌的叙谈中突然因为某个问题争吵起来，女的开始扔碟子，摔吐司（还要注意不会伤到值钱的东西），然后把自己反锁在自己的卧室里，直到丈夫在门口低声下气地求她再出来。
在英剧里，屋子里妻子的活动神情往往不加表现，镜头里只有焦虑的丈夫迟疑地敲着门，唯有如此，主动权才能掌握在妻子的手中——现在的英国正在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她也许心心念念的正是撒切尔这句名言：“上帝将英国从欧洲大陆分离出来是有目的的”。当然，这只是缘由之一，要理解这段复杂感情的来龙去脉，就必须透过房门一窥英国的真实想法。
英国：一个“例外”的国家？
英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是英格兰才对。因为真正和欧盟龃龉不休的是英格兰，尽管与欧洲大陆仅一道海峡之隔的是英格兰，但与欧洲大陆更遥远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则对欧盟无甚恶感，甚至支持留在欧盟。他们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上帝将英国从欧洲大陆分离出来是有目的的”，反而觉得上帝把自己和英格兰接壤是一次缺乏目的性的错误决定。
在进入21世纪的几年里，这些地方愈发与传统上作为英国核心地区的英格兰离心离德，它们有着自己对自己特殊身份的认同，分家思想无时不刻撩拨着这些地区民心。在这场欧盟存留问题的争论中，英格兰实际上面临着双重危机，可谓腹背受敌，它对是否留在欧盟的质疑，就像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是否留在以英格兰为中心的英联邦的质疑一样，支持一个而否认另一个都给人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
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英国究竟是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例外”的国家？
英吉利海峡两边的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
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是也不是”。英国人总是觉得自己和欧洲大陆上的那帮家伙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乐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或者说“例外性”。在英国当今的历史叙事中，英国史就是一个与欧洲大陆分离的历史，从一道海峡将英国和欧洲大陆在地理上进行分离，到百年战争从政治上让双方分道扬镳，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使得双方渐行渐远。按照19世纪英国人的典型说法，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挚爱自由、珍视传统的岛屿，与海峡对面在专制和革命之间摇摆不定的黑暗大陆”之间的关系。双方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很难结合到一起。英国尽管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一座岛屿，但是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还是身份认同上它都自认为与海峡的那一边截然不同。英国更愿意将自己与欧洲并称。这一点从一些英国的日常用语中可以得到印证，比如一个从法国旅游回来的英国人会对他的朋友说“我去过欧洲了”。我手头上的一本初版于1980年的历史辞典也在封面上写着《英国与欧洲历史辞典》——这一切细节都证明当代英国试图说明自己与欧洲之间的不同。
不仅如此，在英国的历史叙事中，还有另外一面，即英国作为欧洲大陆救星的一面。如果说1588年英国人民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率领下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证明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对立关系的话，那么1815年英国威灵顿公爵率领联军彻底大败拿破仑皇帝的滑铁卢战役则表现了英国如何成为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救世主，将它们从一个极度膨胀的法兰西帝国蹂躏下的解放出来，之后又帮助它们协定了欧洲的新秩序。
但这仅仅是英国拯救欧洲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在英国人看来，1914年爆发的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托庇英国人之力重新恢复了秩序，更遑论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陆几乎沦陷于希特勒之手时，是英国以“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捍卫了自由的岛屿，对抗纳粹的烈焰，并且和另一个说英语的盟友美国（邱吉尔在书中将这种关系恰如其分地归纳为“英语民族”的天然联系）一同击败了希特勒，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英国的这种欧洲救世主的形象可以两个经典镜头来归纳：一个是1934年获得巨大成功的电影《海绿》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布莱克尼勋爵带着刚刚从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下拯救出来的几十个法国贵族偷渡到英国，当他凝望着海峡对岸薄雾中浮现的多佛尔海岸时，饱含深情地对他的法国妻子说：“英国！”，另一个镜头则是大卫·罗的卡通里，英勇无畏的英国陆军上尉屹立在惊涛拍岸的海滩上，对布满纳粹飞机的天空振臂高呼：“一个人，很好！”——英国人心中的英国就应该是这样“具有自豪感和独立思想的岛屿民族”。
有这些历史和传统在，也难怪英国一直特立高标，自认为与欧洲大有不同。这段历史是如此地深入英国人的心灵，以至于像《太阳报》这样的八卦小报也在抵制欧盟条约时一再重复这样的历史叙事：“1588，我们赶走了西班牙人；1805，我们赶走了法国人；1940，我们赶走了德国人；2003，布莱尔让英国向欧洲投降了。”
但这些都是真实的吗？答案仍然是“是也不是”。如果单单说英格兰，那么这些叙事足以在民众心中唤起一种深厚的感情，抵制英国被欧洲“征服”。但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历史叙事和意识从一开始就是以英格兰为中心的英国叙事，如果算上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话，那么这一叙事就不仅需要修正，甚至需要改写。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后三者尽管属于广义上的英联邦，但却和英格兰离心离德，也不太愿意承认它自我鼓吹的历史叙事和光荣传统。对他们来说，有另外的故事可讲——苏格兰在历史上是传统的法国盟友，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苏格兰是在背后给英格兰捅刀子的那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英格兰与欧盟开始一段纠缠不休的撕扯之时，苏格兰突然抛出分家独立的公投提案不能不说是用另一种方式在背后给英格兰捅刀子；至于爱尔兰，很遗憾，在英国抵抗欧洲暴政的光荣历史中没有它太多的位置，甚至在对抗纳粹的战争中，爱尔兰还和希特勒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有这样一群各怀异心的小伙伴，英国对欧洲的例外很只能是一种仅仅局限于英格兰的自我想象，尽管它打算将自己对欧洲的不满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付诸实践，但在它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之前，它更像是一个被欧洲包围起来的满怀怨气的妻子，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等待欧盟来放低身段恳求她开门。而与此同时，欧盟也有自己的委屈。
欧盟：拖后腿的家伙？
英国把欧盟关在门外的重要原因是欧盟正在拖英国的后腿。在欧盟总体经济疲软、债务危机重重之时，英国深深地感到自己受到了欧盟的拖累，认为欧盟成员国内的人员自由流动将危机的瘟疫带到了英国，许多普通英国人对“非英国人”在这里争抢本应属于英国人的饭碗感到不快。脱欧声音如此高涨，恰好符合欧洲人对英国的所谓“国民性”的判断：“自私自利的小店主的岛民”。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欧盟作为这场婚姻的另一半也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存在。
一般认为，欧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邱吉尔在二战结束不到一年半，在苏黎世进行的一次演说：“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种欧洲合众国……第一步一定是法国与德国结成伙伴关系……法国和德国必须共同带头。”这段话有时会被误解为英国在理念上应当成为欧盟的创始国之一，但实际上，后来的历史证明，除了邱吉尔和极少数人认识到欧洲建立一个共同体的意义之外，其他人几乎对此毫无概念。法德之间的伙伴关系也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消弭双方之间世仇的方式。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盟的起源并不完全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尽管1950年成立的欧盟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从名字上听起来更像是一次完全基于现实利益的工业合作，但其背后的理念却是文化的、甚至是哲学的。它的成立基于一个“很老的法国人与很老的德国人”之间的默契。二战后上台的德国总理阿登纳和法国的掌权者戴高乐之间彼此惺惺相惜，这两个都带有强烈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在设想一个欧洲共同体时考虑的不仅仅是战后的政治格局和经济体系，而是一直追溯到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戴高乐在解释法德之间为何应当携手共进的这段话特别具有理想主义的代表性：
“阿登纳是莱茵人……带有一种高卢人和条顿人的互补性，正是这种互补的天性曾经促成了罗马帝国在莱茵地区的出现，给法兰克人带来成功，给查理曼帝国带来荣耀，给奥地利提供了全部理由，证明了法国王室和选帝侯之间的正当关系，点燃了德国宗教改革的火焰，激发了歌德、海涅、德·斯塔尔和维克多·雨果的灵感。尽管这两个民族总是恶战不断，但他们仍然为了寻求出路而在黑暗中摸索。”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正是欧盟建立的基础：文化上的认同远远大于大于经济上的合作，尽管在此时，一个超国家的政治体仍然是空中楼阁，但是这种理念却成为了欧共体乃至后来欧盟的主要基因之一。但这一基因在起初时还包括另一个黑暗因子，即对英国的嫌恶。
阿登纳和戴高乐都厌恶战后的英国，这一点小小的邪恶快感是双方友谊的基础之一，也是欧洲共同体建立的隐秘初衷之一，只不过后者被更冠冕堂皇地解说成是为了“寻找苏联和美国之间属于欧洲的特殊道路”。阿登纳对英国的嫌恶是因为工党执政下的英国竟然与苏联媾和，将德国一分为二；戴高乐对英国的厌恶则由来已久，早在抵抗纳粹时，流亡中的将军就被英国人处处蔑视和掣肘。但双方厌恶英国还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即英国在左翼的工党执政下越来越向着僵化的社会主义深渊滑行，尾大不掉的工会胁权自重，工业发展停滞不前，英国正在朝着三流国家的道路上疾驰行进，但最可笑的是它自己仍然把自己当成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简直不可理喻。于是当英国寻求加入欧共体时（某些不可靠地传闻说戴高乐在私下称这是“老婊子主动贴上来”），他当然用一声响亮的“不”给了英国一个耳光。
尽管后来戴高乐退位后，英国终于加入了欧共体，但它却发现比起那些创始国，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个二流国家。而此时欧共体也开始遭遇了属于它的危机。1970年代是左翼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时代，也是欧洲遭遇危机的时代，欧共体创始国法国由于引入了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和反商主义而招致经济颓势（但这也是工党执政下的英国得以加入欧共体的原因），能源危机也是导致欧共体危机浮现的原因之一。但1979年以后，撒切尔上台使英国右转，自由经济和市场原则的复归使英国逐渐走出工党时代危机，现在，终于轮到英国有资格嫌恶欧共体，就像很多讲述欧盟历史的小册子一样，戴高乐对英国说“不”的照片和撒切尔对欧共体说“不”的照片常常被并排放置，以显示双方之间势力的消长起伏。
戴高乐、撒切尔夫人
当英国选择自由市场从泥潭中拯救自己时，欧共体——欧盟的一体化的消极成分正在多于积极成分，由于一体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欧共体的理念之一，甚至被它的创始人以哲学的方式进行阐释，所以它身陷其中无法自拔。欧盟机构有太多的缺点，这些缺点随着时间越发表现出来。在一体化之下，很多不能被分享的东西也被强制分享，比如条件好国有福利的国家的公民其实并不愿与福利条件差的外人合并分享，合理的市场竞争也在一体化的平均主义下被一刀切，而欧盟对这些矛盾采取的惯常手段是“装糊涂”。
更糟糕的是欧盟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一样挥霍着曾经有过的光荣。这一点从欧盟议会的税费情况就能一窥究竟，这也是英国希望脱欧的原因之一，英国给欧盟缴纳的税款高达百亿英镑，但从中所获却不多。为了维系欧盟议会这个庞大、臃肿且在关键大事上装糊涂的官僚集团，英国投入不可谓不多，但事实证明这些税款和费用大部分都被挥霍在奇怪的地方。欧盟议会保守党议员汉南曾经讽刺地说：“说我们欧盟议会议员骗取了我们的费用，根本没必要，所有的津贴都无条件发给，不需要任何票据和收据，好像不存在欺骗”。议员的1.8万元月津贴常常被用来虚掷在包养情妇和男友上，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欧盟在经济危机中的无能与英国的自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如果欧盟不愿改头换面的话，那么英国确实缺乏理由让自己继续留在这个扶不起的浪子身边，更何况这个家伙当初阔绰时还曾经嫌恶过它。
那么，不再开门吗？
因此，今天的英国脱欧公投乃是这场新仇旧恨的总爆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面对现实政治事务时，历史、传统、民族情感都只是催化剂而已，英国与欧盟之间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双方是否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英格兰可以认为自己是欧洲的例外，但加上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却是一个被欧洲紧紧包裹起来的存在，它自身面临着精神分裂的危机，而对外又在打一场宣泄情绪的分家战争，它可以选择把欧盟暂时关在门外，但最后还是需要打开门，面对它，坐下来谈判。
哪怕分家最后在汹涌的民意下得以通过，它也必须要正视以后即将如何这个问题。之前作为欧盟的一部分，它只需要和一个不那么负责任的无能浪子打交道，但如果分开，它面对的却是几十个各怀私利的精明商人。在欧盟的旗帜下，这些各自的私利至少被压制了，更多体现出合作的一面，尽管这种合作常常带着抱怨，但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守，而倘使离开，则所有的规则都要推倒重来，英国是否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重新回到单身状态，当然需要仔细思量。但英国倘使继续留在欧盟之中，用自己关上门的时机迫使欧盟反省自己的错误，从而一举夺回主动权，让欧盟进行改革以更多的符合英国对它的期许。
如果是后一种选择，那么就像老掉牙的英剧中的情节那样，丈夫低声下气地说尽了好话，承诺改变自己，然后妻子打开门，佯装怒容地让他进门去——至于之后的结果究竟如何，应该是个喜剧片。
作者简介
李夏恩
一个做历史的人
以帝制中国权力的运行方式为研究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