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6月03日 10:45:39
来源：新视角NPF
文章来源：新视角NPF；作者：索伊弗特
摘要：
土耳其位于欧洲和中东的交界处。几十年来，土耳其国内政策的发展和外交政策的联系确定了它是西方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北约成员国，对华盛顿安全政策的紧密依赖和加入欧盟的进程无疑决定了土耳其走上亲西方的路线。在2010年前后，它成为中东的灵感甚至是典范，备受称赞。
然而，至2013年春夏，土耳其转型的界限已经非常清晰。随着世俗反对者被边缘化，政府已经失去了维护民主制度标准的兴趣。如今，政府已经不再通过宣传积极的经济社会目标将选民聚集到一起。相反，政府意在加剧民族、宗教和教派区别的极化。此外还有教育的伊斯兰化。2016年7月，超过7000名法官和检察官被革职。司法部门很大程度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教育界和新闻界的情况也是如此。
作者京特·索伊弗特(Günter Seufert)，系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欧洲问题研究员。本文原为德语报告，于2017年1月刊于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网站，经该研究所许可，《新视角》杂志予以翻译发表，刊于杂志第74期（2017年2月）。
（5月25日，北约峰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北约国家的首脑配偶合影）
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的一部分
中东国家正处于急剧变革中，这变革还看不到尽头。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清楚地表明，欧洲直接受到了该过程的影响。赞同这一点的人——如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持不可知论的人——不遗余力地强调该国在欧洲的中东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这样做与是否将土耳其视为稳定中东地区的潜在合作伙伴或者缓冲国都不相关。
然而，土耳其可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自身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它拥有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社会却亲西方，尽管有民主赤字但仍是一个可考虑的合作伙伴，因此它在中东国家中是一个大例外。
然而，2016年7月15日的政变和后续的政府措施使这一假设遭到严重质疑。我们看到了凯末尔主义共和国的终结，欧洲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此做出回应。
凯末尔主义共和国的权力平衡和学习过程
土耳其位于欧洲和中东的交界处。几十年来，土耳其国内政策的发展和外交政策的联系确定了它是西方社会的一部分。今天，欧洲正在变得虚弱，而中东正处于根本性的变革中。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就已经预示了这一变革。与这革命有相同性质的后续发展是自2011年起发生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一系列抗议、起义和革命。
伊朗以及日后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专制政权，它们具有民族主义、世俗化和现代化合法性，亲西方，且常具有军国主义性质被一一推翻。在叙利亚也存在这种根本冲突。例如它的政权由民族主义运动产生，其中宗教教派的政治潮流得以贯彻实施。这一潮流维护反西方的言论而且代表了它们社会中众多的身份团体。变革突如其来，这是群众动员的结果。与变革一同出现的往往有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也有文化层面的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冲突。
土耳其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它能将穆斯林的自我定位与民主、议会政体和亲西方的态度结合起来。土耳其的成功是如此不同凡响，以至于在2010年前后，它成为中东的灵感甚至是典范，备受称赞。
在土耳其没有类似的宗教保守势力暴动。这是因为保守阶层自1950年代初就逐渐被纳入了国家的政治体系中。自1973年起，伊斯兰政党可以自主进入议会并参与执政。同时凯末尔主义政府中的军事、高层司法、大学和媒体精英一直是有影响力的行为方，可以有效地限制保守政府的活动范围。三大军事政变(1960年、1971年和1980年)都是反对保守政府，并彻底实现了官僚的特权地位。通过这种方式，自1950年一党制结束后，在由世俗力量控制的官僚机构和主要由右翼保守党领导的政府连同其议会多数席位之间建立起了总是脆弱但最终持久的权力平衡。
尽管在这个政治体制中的保守政府处于官僚的监护下，它还是可以实施变革，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使自己的选民获利，并逐渐使追随者成为官僚的一部分。这一切的结果是以前激进的政治立场得到缓和。现在仍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于2004年抹去了他们领导层的伊斯兰背景，重新自我定义为“保守民主力量”，粉碎激进立场的进程似乎已成功完成。
由此形成了土耳其成为典范的第二个内政前提：明确的穆斯林身份和议会政治的和解，以及民主言论和亲西方倾向的和解。此外，政府已经能够显著扩大其影响范围：在加入欧盟进程的框架下，军事力量在千禧年转折点之际，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在2000年代末，大规模反对军方领导的进程开始了。土耳其似乎到达了长期无声革命的终点。
土耳其转型的界限
在2013年春夏，土耳其转型的界限已经非常清晰了。政府暴力回应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周围的抗议，之后抗议发展成全国范围的较量。此后，正义与发展党不断指责国际社会(但仅指西方)破坏土耳其政府，并指责其妨碍了土耳其履行作为中东(逊尼派)穆斯林保护国以抵抗西方非正当手段的责任。这种新的声音占了上风。随着世俗反对者被边缘化，政府已经失去了维护民主制度标准的兴趣。如今，政府已经不再通过宣传积极的经济社会目标将选民聚集到一起。相反，政府意在加剧民族、宗教和教派区别的极化。与库尔德工人党和谈的停止也是这项新政策的表现，此外还有教育的伊斯兰化，以及加剧种族和教派矛盾的外交政策。
这样的路线是可能的，因为打破与官僚精英的旧的平衡对政府有利。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给予正义与发展党以合法性，打垮权力政治的军方堡垒。作为几近自治的国中之国，总参谋部在那时不仅有军队唯一最高指挥权，还控制了人事提拔从而控制了军方内部的权力平衡。总参谋部监管军事司法、军队医疗卫生、军队情报机构，更重要的是监管了军队新生力量的思想社会化过程。在未遂政变发生后，政府立即就颁布紧急状态令，打破了这个权力中心。政府取消了总参谋部的唯一军队指挥权，把它从决策中心降级为政治监督下的协调机构。此外，军方还失去了在国内暴力机构中的统治地位。警方特别行动部队在过去十年间为应对军方的反抗扩大了队伍。现在这些部队镇压了政变，这显示了他们惊人的战斗力。
旧官僚精英的另外一个分支——司法部门——在二十世纪中叶就已经处于保守势力的影响之下。自2016年7月超过7000名法官和检察官被革职。借此，司法部门很大程度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教育界和新闻界的情况也是如此。土耳其的特殊地位体现于教育和新闻媒体这两个内政主要因素，如今它们不复存在了。这会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布鲁塞尔无关紧要，华盛顿是威胁”
虽然1952年加入北约是由官僚精英决定的，但土耳其保守势力从来没有严重质疑过这一决定，尽管塞浦路斯问题引发了严重危机。1963年与欧共体签订的《安卡拉协定》以及1995年建立的土耳其-欧洲关税同盟成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支柱。加入欧盟的进程再次推进了民主改革。
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土耳其的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如何融入西方，西方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尤其是欧盟。随着入盟进程的实际中止，欧盟不仅失去了对土耳其政府的最有效影响，还失去了土耳其人民的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外交和安全方面合作的基础，这一最后的机会在2015至2016年的冬天被浪费了。当时由于塞浦路斯反对就加入欧盟条款的第23章和第24章开启谈判，土耳其在布鲁塞尔又一次失败了。这些章节被一致认为会巩固土耳其的法治。
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以及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的状况同样很糟糕。后者清楚政变计划，但未采取行动，因此在土耳其政界受到谴责。165位将军和海军上将离开军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培训和海外居留期间与北约关系密切。这些人在军队内部被视为“大西洋派”。如今，土耳其公众认为美国是安全风险，而不是安全合作伙伴，因为美国支持伊朗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和叙利亚库尔德人合作，并拒绝引渡据称是未遂政变幕后操纵者的费特胡拉·居伦。美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已大幅下降。
为了阻止土耳其进一步远离西方，或者说为了阻止土耳其与欧洲形成对抗局面，欧洲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共同行动。以下都是迫切需要进行的任务：亟需协调欧盟的土耳其政策，但北约成员国与美国需要指明红线(例如酷刑和死刑)，有必要的话要点明后果，并加强情报合作。
同时，土耳其在对欧洲经济的依赖中获利。关税同盟必须顺利改革并扩大到服务业和农业领域。应放弃将同盟扩大到象征性政策中，因为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和土耳其的内部状况都不会从中得到改善。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关于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种族清洗事件性质的决议就揭示了这一点。
只有当西方国家通过协调政策对土耳其产生温和影响，才有利于推进难民问题合作，并强调在阻止不受控制的移民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土耳其公民免签应该尽早实行。这将使难民问题方面的合作变得容易，还有利于那些希望提供保护的人，即学者、记者和公民社会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