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世界20年：日本应如何赋予女性更多的参政权？
2016年11月11日 17:14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文章来源：NIPPON.COM 走进日本
女性议员比例，处于20年前的世界平均水平
日本女性的参政程度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从国会的女性议员比例来看，众议院为9.5%，参议院为15.7%。以下院的比例进行比较，日本在191个国家中位列第156名（截至2016年1月）。有38个国家不足10%，而日本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全球平均水平约为22%，较之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的11%，20年里有了成倍的增长。就日本而言，尽管众议院女性议员的比例从1993年大选时的2.7%（14人）上升到2014年大选时的9.5%（45人），增长了三倍以上，但目前的比例可谓仅仅是20年前的世界平均水平。
参议院的女性议员比例虽然高于众议院，但始终在不足20%的水平上徘徊。分水岭是1989年社会党党魁土井多贺子刮起的“土井旋风”（日本媒体称“麦当娜热”，指土井托起本党候选人人气，促使社会党在在是年参议院选举中大挫自民党，并一度使社会党迈向执政——译注）。当时，她带出了九名新晋女性议员（加上前后的补选，共计11名），此前一直在6～7%水平浮动的参议院当选女性议员比例一举上升到了17.5%。此后，女性议员比例呈现增减反复，最高纪录是2007年时创下的21.5%。
阻碍女性参政的全球性因素
一般来说，如果女性参与社会止步不前，那么成为候选人的后备力量就相应地薄弱，导致女性议员也会变少。但这并不是说女性议员人数会随着更多女性走向社会而成比例地增多。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议员的比例均在20%左右，它意味着存在有全球共通的结构性障碍。
第一个障碍，性别角色分工观念越是根深蒂固，家庭责任的重担越是容易单独地压在女性身上，这样她们致力于政治的时间就会变少。男性议员不仅不用分担家庭琐事，而且家庭还往往成为一种资源，为其提供支持；而育儿等家庭重担，则会成为迫使女性放弃从政的重要因素。
第二，是针对男女职责的固有观念（Stereotype）。如果“政治是男人施展身手的领域”这种意识强烈，那么女性候选人就难以获得选民尤其是男性选民的支持；但如果她们像男性议员一样行事，又会辜负那些觉得“正因为是女性”才一直为其加油鼓劲的支持者的期待。
换言之，性别角色分工的现状和意识已经成为阻碍女性参政的桎梏。而且，如果政党执行部门由男性把持，那么他们在挑选和认可候选人时，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性别偏见就会成为评判“能够胜出的候选人”的潜在标准，从而倾向于推举和前任相似的男性。由于男性和女性都在各自发展同性伙伴社会关系网，所以有时候女性根本不会进入男性的视野。
日本也有自己的特殊原因，那就是政党竞争的模式。在许多国家，女性议员人数增长的契机，是希望扩大党派势力的政党盯上女性选票，为此积极推举女性候选人。如果这种战略取得成功，那么其他政党为了避免失去女性选票，也会相继仿效，使得女性议员人数增加。通常首先是中左翼政党把注意力转向女性选民，其后同样的动向逐渐蔓延到保守党方面。
就日本而言，社会党的“土井旋风”正是属于这种类型，抱有危机感的自民党后来也开始积极推举女性候选人了。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党重组过程中，社会党更名为社民党，走向了没落；代之而起的最大在野党民主党，是一个在女性中没什么人气的政党，而且也没有特别有意识地去拉拢更多的女性选票。
相反，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积极推举女性候选人的是自民党。2005年大选时，包括16名新人在内，自民党有26名女性候选人当选，女性议员人数增长了几乎三倍。实际上，当时在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领导下，通过把女性候选人放在比例代表的前列而实现了新增的六名女性当选，这实际上采用的是“性别配额制（quota）”的手法。尽管自民党之后并未沿用这种配额制，但也没有减少女性候选人数，除了2009年大选遭遇惨败之外，2012年和2014年的大选分别有23名和25名女性候选人当选。
民主党在实现了政权更替的2009年大选中，增加了女性候选人人数，最终有40人当选。这样一来，选举后众议院的女性议员比例就达到了11.3%，首次超过了10%。可是，民主党后来对推举女性议员并不是特别积极。
从其他各国的模式来看，在选举失利后，中左翼政党往往会积极推举女性候选人。民主党，或是现在的民进党却采取了不同于全球潮流的独特路线，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日本女性议员比例整体偏低。
此外，无论是2005年的“小泉Chidren（应小泉之邀参选并当选的新晋议员——译注）”还是2009年的“小泽Girls（受到小泽一郎推举走上政治道路的新晋女性议员——译注）”，都是男性当权者推选女性候选人的格局，并不像1989年的“麦当娜议员（指当选的女性议员——译注）”那样，是由女性推举女性的。
只要是男性推选女性，那么想要拉到女性选票也会很困难。除非各党女性领导有意率先与女性选民建立联系，否则恐怕就无法创造旨在实现性别平衡的全新政治文化。
“配额制”，在亚洲也得到推广
全球女性议员的平均比例在20年内上升了约两倍的最大原因在于“性别配额制”的普及。目前有120多个国家都以某种形式实行配额制。配额制大体上分为议席配额制和候选人配额制，分配对象设定为既可针对女性也可针对男女双方，配额比例从10%～60%不等。
这种做法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以北欧为中心的各国政党主动将性别配额制写入了党章；90年代，拉丁美洲开始引入法定配额制，如今法定配额制在欧洲也逐渐得到推广。
性别配额制在亚洲也得到了普及，女性议员比例超过30%的东帝汶（38.5%）和台湾（38.1%）实施了法定配额制。台湾采用的是议席配额和候选人配额结合的独特手法。韩国也从法律层面引入了候选人配额制，女性议员比例达到了17.0%。
修改法律，确立“性别比例原则”
近年来出现了“从性别配额到平等（parité）”的动向，作为民主主义的原则，男女平等参与决策的男女同数原则正在不断推广。
“parité”是一个法语词，意思是男女同数或对等。以法国在2000年施行平等法为开端，近年来，拉美的八个国家纷纷从配额法过渡到平等法，加快了这种转变趋势。如果说配额制是旨在增加女性议员人数的“暂时性的特别措施”，那么平等制就是不折不扣的“普遍的民主主义原则”。
落后世界20年的日本，要改变现状，首先有必要引入平等制的理念。
为了从法律上保障平等理念，我提议在公职选举法中规定“性别比例原则”。性别比例原则，需要在决策舞台上也反映出人口比例大致为男女各半的现实。由于这是针对两性的规定，所以声称该规定是对男性的逆向歧视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性别比例这一概念，从长远来看，也会为“第三性”的候选人开辟道路。
障碍，是现行的候选人制度
超党派“推进女性参政和发挥才干的议员联盟”（主席中川正春、书记野田圣子、秘书长行田邦子）编制了一个名为《男女共同参政推进法》的立法提案，其中包括了要求考虑平等理念的规定。如果这个草案得以通过，那么政党在推举候选人时，就必须努力确保男女人数相等。这也将使市民社会更易于为增加女性候选人而进一步向政党施压。
同时，该议员联盟确定将通过部分修订公职选举法，使众议院比例代表名单上可以交错登记男女候选人。瓶颈在于“重复候选，相同排名”的规定。目前，政党可以在比例代表名单上重复登记小选举区候选人，并允许他们以相同排名进行登记。而排名相同的多名候选人之间的排名顺序取决于他们的“惜败率”（在小选举区的得票数除以该选举区当选者的得票数）。
许多大政党倾向于将所有重复候选人都放在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将比例代表单独候选人放在第一位或者重复候选人的后面。目前的状况是，由于小选举区的女性候选人较少，所以想要在比例代表中增加女性单独候选人，也只有将其放在名单的第一位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重复候选人，相同排名”事实上摧毁了“拘束名簿（按名单排序确定当选人的比例代表选举方式——译注）”的原则。如果是政党负责任地为候选人排序的拘束名单，那么希望增加女性议员的政党就可以采取交错登记男女候选人等方法，在名单排序上下功夫。名单反映了政党在议员构成上的理念，选民看到名单，就可以理解该政党的理念，进而做出判断。
而实际情况是，大政党回避了重复候选人之间的排名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其结果导致了近20名重复候选人并列第一或第二位的现象趋于常态化。最终的排名取决于选举结果，所以选民即使看了名单也无法理解各个政党的理念。虽然叫做“拘束名簿”，但实际上已经无限接近“非拘束名簿”（不决定比例代表候选人名单排序的方式——译注）。
超党派“推进女性参政和发挥才干的议员联盟”方案提出，将保留“重复候选人，相同排名”的规定，但要改为相同排名的多名候选人中只能有一人当选，允许同一候选人以多个不同名次进行登记。这样一来，希望彻底实现男女交错名单的政党就可以将重复候选人分为男性组（比如20人）和女性组（比如4人），进行交错登记。比如女性组按照第二、第四、第六、第八的排名被登记四次后，可以将女性比例代表单独候选人按偶数排位进行登记。另外，根据政党的理念，还可以通过重复候选人和比例代表单独候选人的不同组合，以实现各种多样性。
为实现性别平衡的法律修订以及政党的自主努力，均有多种多样的途径。不是用某种骤变的方式，而是应该从加强日本民主主义的角度，组合运用多种办法，向着性别平衡的目标不断迈进。
作者：三浦Mari——上智大学法学系教授。生于1967年。专攻现代日本政治论、比较福祉国家论、性别与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课程结业。博士学位（政治学）。曾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机构研究员，后任现职。主要著作有《如何增加日本国会的女性议员》（编著，朝日新闻出版，2016年）、《将我们的声音传到议会——代表民主主义的重生》（岩波书店，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