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的国家。这当然是好事。而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稳定好，其理由是：没有稳定，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不过，这个看起来无可挑剔的理由却是不能成立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无法证明这个理由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上的误区，使得中国人对于究竟什么是“稳定”始终搞得不太清楚。其实，稳定与社会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复杂。
首先，如果我们将稳定理解为政治上的稳定，那么，稳定与良好的社会秩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它们之间不可能相互决定。也就是说，政治稳定不等于社会秩序良好；同样，社会秩序良好不等于政治稳定。现实政治告诉我们，社会秩序良好的国家，有的政权更迭非常厉害，有的则是党派斗争十分激烈；而在政治稳定的国家，一个微小的局部的突发事件，却能够引起整个社会的轩然大波。形象地打个比方：一潭死水下，鱼儿很难生长；而激流险滩中，鱼儿却自由跳跃。
其次，如果我们将社会秩序看得简单些，认为它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那么，我们就能够发现：在一个社会系统内，政治形态与社会秩序是平行或并列的关系。一个好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政治与经济、文化各得其所，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社会。这在世界发达国家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在这些地方，各人都有自己的比较固定的社会角色和独立的职业地位。政治家、企业家、文化人，这些都是社会标签，没有人能够随意干预别人的日常生活。即使是政治家，他的社会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而且，一个政治家只能在从政之后，才能在政府的职能框架内，对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而在很多地方，人们甚至可以不需要政府。更何况，在发达国家，政府的核心职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社会服务。这就意味着，政治始终是社会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它无权超越社会需要。因此，好政治只是好社会的一个表现，而在一个好社会中，当政治不好的时候，社会有能力进行重新选择。所以，是好社会在决定好政治，而不是相反。
最后，我们必须看到，没有服务型的政府，就没有稳定型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的优劣在于政府服务水平的高低。一个管制型的政府，是不可能提供好的社会服务的。这是权力的本性决定了的。因此，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只能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政治只是一种游戏，它的最终目标就是服从社会需要。因此，没有任何人都资格强迫老百姓玩政治游戏，除非自愿。所以，在发达国家，从事政治更多地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方式。因此，政治家的社会地位并不比知识分子、企业家、商人等高多少。人们崇尚法律，法律就是最大的社会规则，而法律肯定不是政治家制定的。在法律之外，人们自由地生活着。谁侵犯了别人的自由和权利，谁就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服务型政府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保障社会秩序不被破坏。古往今来，对社会形成巨大破坏的，往往不是个人或者某种思想，而是政治家们荒唐无耻的乱作为，无良政治能够将整个世界拖入战争或者其他的社会灾难。也因此，权力必须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
实际上，服务型政府不是在今天才出现的。今天之所以被世界发达国家广泛接受并得以执行，一方面是西方知识界的不断努力和总结，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指出，政府的本分就是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西方经历了政府主导社会而带来的人间惨剧，从而最终觉悟到，被滥用的权力是人类的万恶之源。因此，掌握权力的政府只能是服务型的政府。一旦这个目标被实现之后，社会自然而然地就是一个稳定的好社会了。因此，“稳定”的概念不是别的，尤其不是指所谓的政治上的稳定，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如何可能的问题。它是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就像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这个钥匙（即“服务型政府”）只要抓到手，中国的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