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3年12月5日，由华尔街见闻创制、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支持的高端对话举行。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增长的逻辑》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就增长与创新发展问题展开对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何志毅主持。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整理。
非常感谢何志毅老师，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费尔普斯教授的新书《增长的逻辑》中文版发布之际讲话。
未来30年，中国仍有快速增长的潜力和必要性
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将有助于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政府设定了一个目标，届时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虽然）中国政府没有具体说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是多少，但根据我的研究，我猜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应该达到美国人均GDP的50%。
我这么说是因为，2019年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其中有28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了美国人均GDP的50%，大约有35000美元。这28个国家包括了所有的工业化大国，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这些是我们共同印象中的发达国家。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6%，所以《增长的逻辑》这本书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在2049年，中国的人均GDP想要从占美国的22.6%提高到50%，我们就需要高增长，特别是从2019年到2049年，为期30年，我们要想从占美国人均GDP的22.6%提高到50%，中国就必须比美国的增长率高2.7个百分点。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约1.8%，因此，从2019年到2049年的30年间，中国必须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
用好后发优势有利于缩小技术落差，推动创新发展
中国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明白，经济增长意味着需要不断创新以提高生产力，增加人民的收入，从费尔普斯教授《增长的逻辑》中可以看到，创新是任何国家增长的驱动力。
在创新方面，中国似乎有一些优势，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我们知道，高收入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处于全球前列，这意味着它们的技术走在全球前沿，它们如果想要创新，则必须拥有本土创新或替代手段，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但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5%左右，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生产力差距，因此，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一种方式，从而弥补这些技术差距。
对发达国家来说，通过本土创新或发明，可以使人均GDP年增长率达到约2%，就像我提到的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一样。但如果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后发优势的潜力，便可以更快地增长，就像中国，从1978年到2022年，年平均增长率为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8.1%，是发达国家的4倍。
但问题是，44年来，中国一直利用的后发优势潜力到底还有多大？为此，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成功国家是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它们与2019年的中国发展水平相近。例如德国，1946年其人均GDP约占美国的22%至23%，从1946年到1962年，人均GDP实现了8.6%的增长。相似的，1956年，日本的人均GDP约占美国的20%至23%， 从1956年到1972年，人均GDP实现了8.6%的增长。还有韩国，1985年人均GDP约占美国的22%至23%，从1985年到2001年，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是8.1%。从这些经验来看，从2019年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有可能增长约8%，这是一个优势。
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三个优势
另一个优势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太阳能等领域的革命。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三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中国有14亿人口，这意味着中国拥有大量的人才。
第二个优势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按美元汇率计算，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任何新的创新都可以在中国迅速达到一定规模。
第三个优势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如果需要硬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因此中国拥有最完整的硬件供应链。
我认为这三个优势将使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颇具竞争力，甚至可以成为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从后发优势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两大优势来看，在2035年之前，以技术规模来看，中国应该有潜力以约8%的速度增长，当然，中国还需要关注其他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等。但我认为，到2035年，中国应该能够以每年约5%至6%的速度增长。
采用类似的分析，我认为从2036年到2050年，中国应该有6%的增长潜力，而且应该可以达到每年3%至4%的实际增长。如果中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直到2050年，中国就能保持4.5%的增长率。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发达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可以实现。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分析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后发优势一直存在、一直可用，但在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收入水平非常低。
用好后发优势离不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其次，后发优势适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但我们知道，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实现动态增长，由低收入转向中等收入，也只有少数国家能够从低收入转向高收入，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创新的重要性，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释放出的新技术带来的后发优势和机遇。但我们也需要了解如何做好必要的准备，从近年来我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中抓住这些机遇。
我认为，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需要在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进行创新，并将竞争优势从潜在转化为实际。
其次，我们还需要有两个机构的支持。
第一个是有效市场。因为竞争优势是一个经济学家肯定可以理解的概念，但我们需要企业家进行创新。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因此我们需要有价格信号来指导企业家的技术选择，这些指导涉及他们将进入哪个行业，以及他们将采用哪种类型的技术。我们还需要相对价格反映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如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也需要相对价格重新反映要素禀赋稀缺程度的相对规模，从而引导企业家做出正确的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
第二个是有为政府。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创新、结构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制度等方面存在许多市场失灵的现象，我们需要政府提供支持来克服瓶颈、克服市场失灵以提高市场效率，政府如何发挥这种促进作用，价格部门如何真正释放这种创业精神？
在我看来，费尔普斯教授的书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启示和有用的经验。我强烈建议我们所有中国人仔细阅读这本书，我认为我们将能够实现到2050年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望，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