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中，男人寻找年轻和生育能力更强的女人；女人则更看重有地位和财富的男人。
随着财富对女性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其他的养育环境对女性成功养育子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要求伴侣拥有“有爱心、乐于分享”等特质。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繁殖是进化的动力。繁殖成功意味着个体的生物印记可以保存在该物种未来的基因库中，当然，这还取决于后代的繁殖情况。进化的过程就是要做（外）祖父母。但是任何一代人的繁殖都是始于求爱和择偶这个漫长过程的起点。当我们做出选择时，达尔文已经影响了我们。
在传统社会中，男人总是会寻找年轻和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女人则会寻找有地位和财富的男人。想想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农民的婚姻模式。埃卡特·福兰（Eckart Voland）对克鲁姆赫恩教区登记簿的研究表明，匹配了年龄之后，相对于没有土地的工人，较富裕的农民会求娶更年轻的新娘。此外，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女性总是试图尽可能延长单身的时间，以便寻求提升阶层的机会。
对女性来说，结婚对社会地位的提升是明显利好的。在社会阶层方面，更高阶层男性的妻子生育后代的存活率要高1/3，主要是由于初生婴儿存活率较高，而不是出生率更高。因此，阶层联姻（与较高阶层的人结婚）的好处是巨大的。当然，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成功。最终，地位较低的女性将被迫止损，并在自己的社交圈中充分打好自己的一手烂牌。就像简·奥斯丁小说中那些有资格的女人，最终也会被迫放弃对达西先生的竞争，当她们觉得没必要在达西身上浪费时间后，就会找个普通人安定下来。
营销自己，赢得朋友
在男女两性寻找伴侣的过程中，报纸上的征婚栏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配对场所。因此，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一窥人们在择偶时讨价还价的过程，看看人们会寻找什么特质的伴侣，以及他们认为未来的伴侣可能会在自己身上寻找什么样的特质。在某些情况下，这会成为一长串的谈判链条，最终以某种形式的长期关系或婚姻结束。
芬利·麦克唐纳（Finlay MacDonald）在自传《麦片粥和奶油》（Crowdie and Cream）中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故事，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群岛上度过的少年时光。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会记得，上了年纪的单身汉赫克托为了找到一位妻子费尽了心力。11岁的芬利给赫克托出的主意是去刊登征婚广告，于是芬利撰写的一句广告语出现在了《斯托诺韦公告》上：
一个退休的渔民寻一位能做农活的成熟女士，共迈婚姻殿堂。
这则广告语体现了一个11岁男孩所有的率直和粗糙——甚至还有错别字。但是，它确实有效果！赫克托收到了“铺天盖地”的应征：有三个人！芬利给出的建议是选择那个写字最好的人，也是后来被评价为“听起来像个好女人”的那位。不管芬利靠的是运气还是直觉，事实证明他选对了，赫克托和他的凯特里奥娜共度了一个心满意足的晚年。
个人征婚广告一直是寻找爱情的通用方法。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扑克游戏的开局，基于多年的赌场经验，你掌握了一些吸引异性的一般规则，但根本不知道谁在严肃地寻找伴侣。游戏的关键是你要身处其中，为了确保你得到足够的回复，就像赫克托一样，你要确保自己有所选择。
我们大多数人都把这种不成文的规定视为理所当然的，认为年轻女性更容易吸引有能力的男性。我们也承认，年长的富裕男性比贫困的同龄人更有可能娶到年方20岁的模特。但是，这些偏好的缘起是什么呢？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伴侣的选择？
首先是偏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Kenrick）和理查德·基夫（Richard Keefe）研究了来自美国、荷兰和印度的1 000多则征婚广告。他们的发现证实了我们大多数人还在犹疑。当男性年龄越大，他们希望自己的伴侣年龄越小；男性总是倾向于选择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相比之下，未婚女性则青睐比自己年长3～5岁的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会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和谐情况：男人想要寻找年轻的女人，但女人想要寻找比自己年长的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妥协，因为接受次优选择总比一无所有要好。然而，作为选择者，女人的优势要更多一点。在实践中，女人可以用一种条件来交换另一种，而不会过于失望，因为她们有更多的条件可以选择。上了年纪的男人必须拿出上档次的条件才能获得年轻异性的青睐，而这些条件意味着财富和其他很多东西（如财富的代名词：名声）。
对年长的女性来说，男性更关注年龄的事实特别棘手，因为男性的首要关注点都在年轻女性身上。由于知道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年长的女性在征婚广告中会要求更低，似乎更包容，毕竟聊胜于无。凯特里奥娜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年龄，除了她是一个50岁的老姑娘以外，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吸引老赫克托。但是，如果赫克托执意要愚弄她，她也一定会暴跳如雷。她要是考核赫克托的话，也会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
一些年纪较大的女性会通过避免谈及自己的年龄来回避这个问题。这样她们就能像20多岁的女性那样行事，甚至表现得比那些公开自己年龄的女性更为过火。更重要的是，这能让她们在配对博弈中停留更久，至少保留了在应征者中进行选择的权利。但即使这样，她们也仍然会有一点疏漏：表现出与年龄相仿的伴侣相同的品味偏好。所以，如果一个女人不说她有多大年纪，那么只要用她理想伴侣的年纪减去5年，总不会错得太离谱。
但年龄只是一个标准。征婚栏又揭示了哪些关于外表和金钱的信息呢？为了找到答案，现任职于东安格利亚大学的戴维·韦恩弗斯（David Waynforth）和我一起分析了近900个美国报纸的征婚广告。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寻找年轻的伴侣（42%的男性和25%的女性）或身体有吸引力的异性（44%的男性和2%的女性）。也许，这并不让人意外。但男性征婚者更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相貌。有50%的单身女性使用了“曲线优美”“长相漂亮”“美女”等词语，而只有34%的男性使用了类似的词语（“帅哥”或“体格健壮”）。
金钱和地位则不同。在这方面，单身女性是最挑剔的。当她们明确提出对伴侣的要求时，她们使用“接受过大学教育”“有住房”和“专业人士”等词语的可能性是男性的4倍——这一切都预示了对方的赚钱能力或潜力。另一方面，单身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宣传自己这些方面的特质。这些线索非常微妙。在伦敦，如果男性居住在高档社区（肯辛顿或汉普斯特德），他们就会公开自己的邮箱，而居住在比较低档的社区（哈克尼或马恩岛）的男性就不会提及了。
当然，没有哪两种文化是完全相同的，性别差异的大小必然会因地域的不同而不同。然而，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总的趋势是一致的。例如，当我和萨拉·麦吉尼斯（Sarah McGuinness）研究了两本伦敦杂志上的600份征婚广告后，我们发现了与美国相似的趋势。68%的征婚女性提供了自己身材的信息，而只有51%的男性提到这一点。
在其他类型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致性。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家戴维·巴斯（David Buss）是人类“求偶博弈”的著名研究者。1989年，他分析了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从中国到美国等37个不同国家的1万多人完成的关于婚姻偏好的调查问卷。不管在哪种文化下，女性往往都比男性更挑剔，会基于个体标准和更广泛的社会标准来评价未来的伴侣。女性对地位和收入潜力赋予的权重总是高于男性，男性则更看重年轻和外貌。
在求偶博弈中如何胜出
我们在征婚广告中发现的趋势，与我们从进化角度进行考量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生殖的生物学过程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有着非常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预期男性和女性会关注婚恋市场的不同方面。这是因为哺乳动物孕期和哺乳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意味着一旦受孕发生，雄性就不会对繁殖做出任何直接贡献。这是哺乳动物的一个特点。如果人类的生殖更像鸟类或鱼类，那么这个故事将会有完全不同的版本。
既然我们是哺乳动物，那么哺乳动物的生物规律就会驱动着我们的选择模式。因此，想要最大限度繁殖后代的男性只有一个选择：尽可能多地授精。对人类来说，这必然意味着要寻找一个年轻的、有生育能力的伴侣，她会生育许多孩子，或者在同一时间和尽可能多的女人结婚。另一方面，女性会直接影响婴儿的发育。这就意味着女性更有可能强调养育和寻找有资源的伴侣。财富、地位和职业（与财富相关）在女性的征婚广告中都占有较高的比重，女性也特别看重能表现出对未来婚姻关系负责以及对方是否具备社交技能的信号。男性的征婚广告则倾向于提供自我描述，但你必须知道如何解码这些描述。像“良好的幽默感”这样的现代暗语就表明了该男性具有社交能力，即让伴侣生活愉快的能力。
男性对女性外表魅力如此看重的原因是什么？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寻找与年龄、健康以及最终生育能力有关的生理线索——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社会中，这些线索很难伪造。以女性典型的沙漏型身材为例。普遍的经验表明，男性（大体上）更喜欢腰臀比更小的女性，有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家德文德拉·辛格（Devendra Singh）让195名年龄在18～85岁之间的男性对不同身材的女性进行魅力评分，从最没有吸引力到最具有吸引力进行排序。结果表明，男性认为体重均匀的女性比偏瘦或偏胖的女性更有魅力，他们最青睐腰臀比低的女性。选择腰臀比为0.7左右的女性比率特别高（健康女性在20多岁时的腰臀比通常在0.67～0.8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花花公子》杂志中过去30年中封面女郎的典型形象。
这种偏好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的时尚。一般来说，腰臀比小的女性比腰臀比大的女性的平均生育能力更强。腰臀比小的女性会更早进入青春期，更容易受孕。虽然确切的原因尚不清楚，但这几乎肯定与“弗里希效应”（Frisch Effect）有关。弗里希效应是美国生殖生物学家罗斯·弗里希（Rose Frisch）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发现的：女性只有在体脂率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排卵。髋部和大腿的沙漏体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区域的自然脂肪沉积形成的。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似乎一直在试图夸大这种身体特征。
同样，我们关于“什么特征才漂亮”的观点，也可能植根于两性不同的繁殖策略。一些最直接的证据来自神经心理学家戴维·佩雷特（David Perrett）和他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实验室研究。他和他的同事通过合成一些“受欢迎”的脸部照片，将人们认为最具吸引力的特征拼凑起来。
女性似乎会在男性身上寻找一些特别具有阳刚之气的特征，比如突出的轮廓和显眼的下巴，以及大眼睛、小鼻子等特征。而对女性来说，大多数男人觉得她们最有吸引力的是大瞳孔、大眼睛、高颧骨，以及下颚和上唇都较小的嘴唇。这些女性特征中有许多都是儿童的特征，可能预示着年轻，拥有较强的生育能力。男性也会被柔软光滑的头发和白晳闪亮的皮肤所吸引——这也是化妆品行业的两大卖点。两者都是高雌性激素水平的产物，因此也很难伪装。
更重要的是，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的人对美的认识也是趋同的。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让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对不同种族人的面孔进行评价。对于一张漂亮的脸有哪些特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看法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从本质上讲，就是女人身上显得孩子气的特质，男人的脸上具有阳刚之气的特征。佩雷特和他的同事对欧洲、日本和祖鲁族人的面部特征进行了相似的研究，结果非常趋同。如此说来，美不仅仅是个体的主观感受。
如此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拥有女明星薇诺娜·赖德（Winona Ryder）的绰约风姿或男明星理查德·基尔（Richard Gere）的俊朗神采。更糟糕的是，我们一生中只有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正当好”的年龄。那么，普通人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伴侣呢？在这里，进化论建议你调整一下策略，充分利用手里很可能握着的一手烂牌。换句话说，降低你的期望，以一个较为划算的价格出手。这也是简·奥斯丁的实用主义哲学。
事实上，这也是征婚广告栏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对美国征婚广告的研究中，戴维·韦恩弗斯和我发现，人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自己对婚姻的预期。年龄较大的女性（她们的生育能力相对较弱）对未来伴侣的要求要比年轻女性少。类似的情况是，当年龄相匹配时，那些认为自己外表漂亮的女性比那些没有提及外貌的女性会有更多的要求。如果你认为你有很强的竞价能力，你就会在择偶时提出高价。
而征婚广告栏里的男人也会调整自己的出价——不是根据外表，而是根据是否公开了自身地位或财富的线索。当年龄相匹配时，那些征婚广告中暗示自己身价和地位的男性比那些没有的人对未来伴侣的要求要高得多。例如，这样的男人不太可能容忍对方有前段婚姻中的孩子。与女性不同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单身男性对未来伴侣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反映了他们在求偶博弈中日益增长的底气和实力。然而，关键在于中年时期。一旦过了50岁，男性征婚者就会降低自己的要求，也许是因为生老病死的自然变化使他们意识到自身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
这种对环境的敏感性甚至可能在两性相对的偶然接触中发挥作用。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潘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在单身酒吧里让清醒的男性和女性对其他顾客的吸引力打分，满分为10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临近回家时间，当他们意识到无人相伴、独自回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就会开始认为异性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平均而言，在午夜时，异性的吸引力比晚上9点时更大。相比之下，他们对同性成员的评价却没有显现出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果那些最不漂亮的女孩会先被选中共度春宵，这一定是因为，当失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男性会逐渐降低自己对性伴侣的选择标准。
孩子对那些寻求新的恋爱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利的因素。福兰发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克鲁姆赫恩教区人口中，那些第一次婚姻中生了一个孩子的年轻农民寡妇，如果孩子夭折，她们再婚的机会会提高17%。我们在美国的单身样本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那些声称自己与前夫有孩子的女性，她们的要求明显低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女性；当年龄匹配时，没有抚养义务的女性对未来伴侣特质的要求几乎是有孩子女性的两倍。如此看来，有孩子要抚养的妇女被迫变得不那么挑剔了。
大多数人对自己在婚恋市场中的议价能力相当敏感。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在兰开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夫·达克（Steve Duck）进行了一项实验，在实验中，男性被试需要完成一份问卷调查（假的）。同时在场的是一名看似正在完成同一任务的年轻女子；事实上，她是实验助手，只是针对不同的被试换上了不同的服装而已。达克发现，男人愿意与实验助手对话的意愿取决于他们感知到的两人社会风格的相似程度。而我们在提出要求时似乎会事先寻找自己认为有把握的对象，而不会寻求自己都认为没有把握的对象。配对博弈是残酷的：你在这个博弈中所能获得的不仅是你的选择，也取决于别人对你的选择。
博古斯拉夫·帕夫洛夫斯基和我在英国征婚广告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我们计算了一个简单的性别选择指数：在某一个年龄段中，一个人吸引的异性数量比上这个年龄段的征婚人数。这个比例大于1意味着你很抢手；如果低于1，表明你没那么受欢迎。然后我们绘制了征婚者对这个选择比例的要求。对两性来说，选择比例越高，对伴侣的要求就越高。其中也有一个例外，40多岁的男性。他们似乎高估了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对女性的要求要比自己的吸引力高得多。然而，到了50多岁的时候，他们就认清了残酷的事实，显著降低了自己的要求。因此，即使是男人，也要接受教训。
这意味着认清现实在婚恋市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必要为了约会远高于自己社会地位的对象而过度投资。我们要在生活的泥泞里学习如何应对婚恋市场，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期望。我们可能梦想着一个薇诺娜·赖德或理查德·基尔，但只要有几个冷漠的肩膀就会让我们回到现实。这种现实主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万里挑一的那个，最终却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在包办婚姻的社会中，人们在统计上更倾向于同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不仅是社会和文化背景上的相似，也包括容貌上的匹配。例如，在已婚夫妇之间所有奇怪的关联中，有一点竟然是两个人手指关节的相对长度趋同。
经验在择偶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这种对经验的敏感或许可以解释我们研究的美国单身样本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女性征婚者总是在寻求与伴侣关系和家庭环境相关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用诸如“爱”“温暖”“幽默”“看重家庭”“温柔”“可靠”等词语来表示。在我们的美国样本中，大约45%的女性希望自己未来的伴侣至少拥有上述特征中的一项，而男性的比例只有22%。然而，男性并没有比女性更多地宣扬自己的这些特征，这表明男性还没有意识到女性关注点发生的变化。
这可能反映了一种两性期待上的文化错位。很明显，在世界各地的传统习俗中，财富是影响女性成功养育后代的最重要因素，因而女性非常看重丈夫的财富（或至少是未来的财富潜力）。但是，20世纪的工业革命对西方国家妇女抚养后代的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两个关键方面。第一，相比于前工业化社会，大幅改进的医疗技术已经将儿童死亡率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第二，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的经济意味着，对于足以抚养子女的能力而言，财富差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女性已经可以自己谋生，不再那么依赖男性为她们提供照顾孩子时所需要的资源了。
随着财富对女性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其他的养育环境将对女人成功养育孩子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有45%的单身女性要求伴侣“有爱心、乐于分享”。但是，如果说西方女性的求偶优先项发生了变化，那么来自征婚广告栏的数据表明，男性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女性可能在寻求有爱心、乐于分享的伴侣，而男性仍在努力挖掘老派的爷们儿特质和财富，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类型。
当然，广告业本身就没什么好名声，婚恋行业也不例外。事实上，人们对征婚广告栏最常见的抱怨之一就是，广告的内容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我猜想，大多数人对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实际上颇有些孤芳自赏，所以他们对伴侣的要求其实匹配了比他们自身更好的特质，因此，他们往往会夸大事实，以便拥有更多的选择。
如果你也想进入婚恋市场，我可能会建议你忽略人们在征婚广告中怎么描述自己，只要看他们对伴侣的要求就可以了。这能够更好地预测他们真正喜欢的类型。否则，这就会沦为一场赌博。
● 接吻可能是对潜在配偶基因型组成的测试。
● 敢于冒险者在繁殖中更有优势，这样的人会为下一代做出更大的贡献。
1838年7月，年轻的达尔文坐了下来，写了一份有关他和表妹爱玛·韦奇伍德（来自著名的陶瓷家族）结婚的优缺点清单。但他似乎真的是在浪费时间。她是否愿意接受他，更多的是依赖于生物学基础，而不是对结婚利弊的看法。尽管年轻的达尔文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进化确实给我们的行为带来了一系列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重要的化学影响。正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凭借那众人追捧的大脑超越了动物本能时，本能又一次从阴影中浮现出来，拍打着我们，让我们想起了无法摆脱的过去。
以接吻为例。猴子和猿类也会互相亲吻，尤其是在相互梳毛的时候。但是人类的亲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没有其他物种能做到。尽管有时人们说亲吻并不是存在于所有的人类文化中，但它确实分布非常广泛，而不仅仅取决于你和法国人离得有多近。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接吻背后的故事
弗洛伊德和他的拥趸坚持认为，亲吻只是对婴儿时期的某种回归，是对吮吸母亲乳房快感的深刻记忆。成人的接吻确实有可能来源于吮吸母乳的幼年经历，但吮吸乳房和接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毕竟，如果亲吻真的是母乳喂养的翻版，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吮吸乳房呢？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求偶喂养的方式，这种行为在昆虫和鸟类中普遍存在。但求偶喂养往往是一种雄性行为，雄性会提供一些食物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伴侣。然后雌性会对雄性进行评估。这种方式有一定的逻辑，就像为心爱的人买钻戒和貂皮大衣一样。但是当连食物都没有的时候，这些就没有意义了。而且，我们已经通过其他完美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比如盒装巧克力、鲜花等。此外，两性往往对接吻都报以同样的热情，而求偶喂养通常是单向的。某些事情显然应该有更科学的理由。
实际上，接吻可能是对潜在配偶基因组成的测试。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单独定义每个人，它主要由一小群被称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的基因决定。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决定了身体能够识别出的可能入侵的异物范围（从花粉到病毒和细菌）。它是一组特别容易产生突变的基因，从而使我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微观世界所带来的威胁。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也会决定你的气味，因为人体的气味与免疫反应密切相关。
已经有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互补的人配对。原因很明显，如果你和一个有着相同免疫反应的人配对，你们的孩子的免疫力就很有限。但是，如果你和一个免疫系统互补的人结合，你们的孩子对威胁自身的疾病就会具有更广泛的免疫力。
那么，你该如何去发现潜在伴侣是否具有与你匹配的免疫反应呢？气味是一种线索，气味显然是非常亲密和私人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香水偏好非常私密：它们似乎与我们的自然体味直接相关。实际上，我们更喜欢用那些能增强自己自然体味的香水，这也是为什么给不太了解的人买香水总是很棘手的原因。但气味是可以被掩盖的，这不仅仅是在脖子和手腕上喷洒纪梵希最新款香水，在进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通过积累污垢和细菌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更加亲密一些，直接闻到自然体味。
唾液中充满了身体排出的化学物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组被称为主要尿蛋白的蛋白质。是的，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太好。但在你感到恶心之前，这个名字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尿蛋白最初是在啮齿动物的尿液中发现的，它们似乎与个体识别和领地行为有很大关系。最近，利物浦大学的简·赫斯特（Jane Hurst）和她的同事发现，雌性老鼠可以仅仅根据雄性老鼠的主要尿蛋白对它们进行区分。主要尿蛋白就存在于尿液里，对动物来说，尿液是在某个领域释放信号的非常简单的方法。在我们排出的其他各种体液中，很可能也含有大量的主要尿蛋白。
下次当你在与伴侣深深拥吻的时候，你可能会停下来提醒自己：你是在选择拥有良好互补免疫反应和成功主要尿蛋白的正确伴侣……对于这种想法，也许你应该关掉你的意识，让潜意识发挥作用，一切顺其自然吧。进化并没有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来完善配偶选择的机制，所以不要想太多，那样只会搞得一团糟。
因纽特人的磨鼻礼
现在，如果有一件因纽特人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话，那一定是他们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不是握手，而是在互相问候时摩擦鼻子。实际上，这是欧洲探险者第一次遇到因纽特人时创造出来的神话。事实上，因纽特人是在把鼻子挨着对方的脸，深深地吸气。他们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在见面时也会摩擦鼻子，这是一种被称为“磨鼻礼”的行为。他们也不算是磨鼻子，更多的是一个人的鼻子轻压在另一个人的鼻子上，象征着主人和访客在一起。
这些人在做的其实是呼吸彼此的气味，而气味是一个人真实身份的最好标记。在这个视觉主宰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忘记气味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事实上，我们对嗅觉的使用远超自己的意识，而且在择偶方面再也没有什么比气味更重要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实验者就在一些公共厕所的小隔间里喷上了雄甾烯酮（这是一种类固醇激素，是睾丸激素的天然副产品，就是男性在剃须后没用须后水产生的那种淡淡霉味的来源）。他们最后发现，男性会避开那些“雄性化”的小隔间——他们匆忙进去后，通常会急急忙忙地出来，找到一个没有喷过雄甾烯酮的隔间。而女性却纷纷选择了喷过雄甾烯酮的小隔间。
在更新版本的实验中，塔姆辛·萨克斯顿（Tamsin Saxton）和同事在利物浦大学用雄甾二烯酮（另一种类固醇）涂在参加速配活动的女士的上嘴唇上。在速配活动中，女孩坐在一个房间的桌子前，花5分钟与男孩进行简短的交谈，过5分钟换个人，这样形成一个循环。在晚上结束时，每个人都会列出他们想要见面的人的名字，然后组织者会交换一些细节，让那些相互感兴趣的人见面。这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每种性别的人都可以有好几个潜在伴侣，并有希望选出最适合的伴侣。
在这项研究中，雄甾二烯酮被伪装成丁香精油，这也有可能控制其他气味的影响。其中，1/3的女性使用的是混合了雄甾二烯酮的丁香精油，1/3的女性用的是丁香精油，而另外1/3的女性用的是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丁香精油的作用分离出来。
结果出人意料。涂上了雄甾二烯酮的女性不仅对速配中遇到的男性比另外两组有更高的评价，而且更有可能要求再次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雄激素对深埋在大脑之中的机制产生了作用，让你对面前的庞然大物有了比现实更美好的态度。谁说浪漫已经死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
然而，如果你所有的计划都失败了，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提高你的求偶机会：那就是成为一个英雄！几年前，我的学生休·凯利（Sue Kelly）做了一个实验，她给一些女性展示了一系列关于具有不同性格的男人的描述。有些人的工作是单调乏味的，有些人从事护理工作，有些人则喜欢冒险。这些女性被要求作为一个朋友、一个长期伴侣和一夜情对象，分别对每一个男性的吸引力进行评分。有爱心的利他主义者获得了长期伴侣的最高荣誉，冒险者沦为了一夜情的对象。但冒险者们普遍被认为更有吸引力。缅因州立大学的威廉·法辛（William Farthing）在要求女性对不同男性的吸引力进行评价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她们更喜欢英雄式的冒险者而不是非英雄式的冒险者，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都认为中等风险的人要比高风险的人更有魅力。一般来说，如果你是男性，冒险似乎是征婚广告中不错的条件，但注意不要过头：不必要的愚蠢也很致命。
那么，男人比女人更爱冒险吗？总的来说，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在繁忙的城市中心的斑马线上进行调查时，确实证实了这一点。总的来说，男性比女性更爱冒险——换句话说，当一辆车已经接近路口时，男性更有可能冲过马路，男性闯红灯的概率也比女性高。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没有女性在场的情境，如果有女性在场，男性更有可能这样做。
这是因为男人意识到了女人会被冒险行为所吸引吗？答案大概是：男性很善于识别那些能让女性动心的东西。在研究中，休·凯利想知道男人是否了解女人的喜好，所以要求男人从女人的角度来评价相同的特质。尽管男性夸大了女性的实际偏好，但结果还是相当吻合的。
最近的一些研究从进化的观点考察了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一项研究调查了卡内基奖章的获奖记录——卡内基奖章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国家级奖项，用以表彰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出非凡勇气的平民，例如冲进汹涌的洪流中拯救他人生命的人。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些让人惊讶的模式。男性更有可能营救或试图营救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年轻女性，而女性则更有可能去救助与自己有关系的孩子。换句话说，对女性来说，英雄主义是对孩子的投资，但对男性来说，他们似乎更多关注配对的机会。我的另一个学生明纳·莱昂斯（Minna Lyons）分析了最近英国报纸上的大量关于人们试图拯救身处困境中的人的报道。几乎所有的救援人员都是男性，其中也存在一种非常有趣的状态偏差。来自富裕阶层的男人很少扮演英雄的角色；相反，大多数救援者都来自社会经济谱系中比较贫穷的一端。莱昂斯认为，这样的人如果被认为是英雄，会在婚恋市场上有更多的收获。
我在历史上北美夏安印第安人的部落中也发现了相当类似的趋势。夏安族人中有两种首领：一种是继承了社会地位的和平首领，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很早就结婚了；另一种是战争首领，他们不愿结婚，在战争时期领导部落，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被打败。一个战争首领可能最终会结婚，但前提是他能活到足够长的时间。从19世纪后期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自和平首领（上层社会）的继承者们几乎从未有人成为战争首领。而战争首领几乎都是孤儿，或者是这个部落里出身低贱的孩子，他们找到妻子的机会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地位并不具备吸引力。但是那些成功的战争首领，也就是说那些活得足够长，能够体面地退休并重新加入正常社会的人，通常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平均而言，尽管他们结婚的时间比和平首领短得多，但他们最终的孩子的数量却多于和平首领。
冒险者在繁殖方面更成功似乎是一条定律，即使在现代英国的和平环境里也是如此。我在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吉塞尔·帕特里奇（Giselle Partridge）对男性的冒险行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将其与他们一生中所生孩子的数量进行了比较。帕特里奇通过职业（例如消防员与坐办公室的管理者相比）和一份关于行为（超速罚单，有风险的休闲活动）的调查问卷测量了被试的冒险行为。面临高风险的人比低风险的人拥有更多的孩子。尽管这一解释仍不清楚（高风险的人更容易发生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还是他们对女性来说就是更有吸引力？），但事实就是如此。敢于冒险的人会为下一代做出更大的贡献。
● 在哺乳动物中，单配制是相对罕见的。只有5%左右的哺乳动物是单配制的。
● 夫妻没有孩子是导致离婚的最危险因素。
● 人类对婚外恋是高度警惕的。
几年前，我的前同事桑迪·哈考特（Sandy Harcourt，现在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证明，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类动物的睾丸比广泛交配的物种要小得多。对进化生物学家来说，这个解释是显而易见的。在广泛交配的系统中，雄性永远无法确定它交配的雌性是否处于排卵期。因此，最大程度上使雌性受精的方法就是给“她”留下尽可能多的精子，从而让之前或之后一段时间内和同一雌性交配的雄性无法成功受精。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能够产生超大量精子的大睾丸。对我们来说，最令人困惑的是，当哈考特和他的同事在图表上画出人类所处的位置时，正好落在了两组中间——我们既不是完全的一夫一妻制，也不是完全的自由交配。那么，人类天生到底是一夫一妻制的，还是自由交配的？
白头偕老，至死不渝
基督教传统上认为人类是一夫一妻制的物种。那么，为什么英国1/3以上的婚姻以及美国一半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呢？为什么多达15%的孩子并非他们合法父亲的亲生后代？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标志：家庭价值观崩溃，社会瓦解，或者是一种现代病，人们希望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一切都不断改善。近年来，生物学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发现，一夫一妻制不是一种根植于动物大脑中的、固定不变的本能。即使是曾经被认为是忠诚典范的生物，在合适的条件下也会放纵自己。
以南美狨猴和绢毛猴为例，在野外的时候，它们通常都是一夫一妻制的，雄性主要负责抚养后代。但在某些情况下，雄性会实行一夫多妻制，与一系列雌性交配。在每一年中，它们总体的“离婚率”可能高达25%～33%。这种行为的剧烈变化通常是由雄性过剩造成的，而雄性过剩通常是由于雌性的高死亡率。由于雌性不足，无法找到配偶的雄性就会成为“巢穴助手”，这有助于它们抚养非亲生的后代。助手的存在增加了一个处于繁殖期的雄性抛弃他的伴侣去寻找另一个雌性的概率，因为找下一个异性繁殖的速度肯定比等到目前的配偶回来要更快。当雌性进入发情期时，雄性就有机会和它们进行交配，也就会有所收获。而雌性似乎对配偶的行为并不在乎：只要有雄性来帮助抚养后代，它们就不会太在意到底是谁。
如果繁殖期的雄性可以实现这种流动策略，它们的后代数量将是那些秉承一夫一妻制者的两倍。雌性的情况也差不多，而作为帮手的雄性却可以充分利用糟糕的局面。换句话说，灵活的行为模式使得处于繁殖期的雄性可以利用雌性数量不足来增加繁殖成功率。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行为模式其实是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但是，即使没有外部环境的改变，雄性也可能基于一夫一妻制的利益而采取更灵活的生殖方式。事实证明，在动物世界里也有很多关于出轨、欺骗甚至离婚的例子，那些本应该“白头偕老”的伴侣也在克服我所说的“一夫一妻制的困境”。
在哺乳动物中，一夫一妻制是相对罕见的。只有5%左右的哺乳动物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其中灵长类动物和犬科动物（狼、豺狼、狐狸等）比大多数动物更喜欢这种行为模式。但是对某一种动物来说，一夫一妻制几乎就是铁律——大约90%的鸟类是成对的，至少在特定的繁殖季节都是配对的。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真正的婚姻幸福。但在10多年前，当DNA指纹的新技术发现雌鸟所产的卵中，有1/5并不是受精于它们的固定伴侣，这一事实打破了鸟类采用一夫一妻的幻象。这意味许多雄性鸟类在忙着喂养非亲生的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行为生态学家，也就是曾将一夫一妻视为合作驱动的那群人，必须改变他们对配对策略的观念了。他们开始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合作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被剥削的风险。一夫一妻制中的雄性永远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伴侣所生孩子的亲生父亲。在所有的合作系统中，总是有一些人会选择“搭便车”的策略——正如上面所说的情况，离开还抱着孩子的配偶。这样，它们就能获得所有的好处而不必付出代价。一夫一妻制的困境在于，雄性是否要和伴侣待在一起，冒着被背叛的风险，或是放弃家庭生活，冒着失去孩子的风险，因为孩子的母亲不可能成功地独自抚养他们。
雄性希望拥有一切。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要想出狡猾的策略来与新的雌性交配，同时寻找方法避免抚养其他雄性的后代而浪费能量。一旦DNA分析表明超出了配偶之外交配的现象广泛存在，研究人员就会开始研究配对博弈是什么样的，而且防止对方出轨的策略也会被注意到。当然，也有可能是反的。最著名的例子来自卑微的篱雀。剑桥大学的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和同事已经证明，雄性篱雀可以调节它们的行为，使得它们带回巢穴的食物与它们亲生的雏鸟（这是由DNA指纹图谱鉴定的）数量成正比。它们是如何达成这么神奇的行为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估算雌鸟在产卵期间离开的时间。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雌鸟很有可能正在和隔壁的小伙子在灌木丛中玩耍。
人类对婚外情也是高度警惕的，如今，离婚的丈夫可以通过DNA鉴定来避免付前妻那个非自己亲生孩子的抚养费。几年前，曼彻斯特大学的罗宾·贝克（Robin Baker）和马克·贝利斯（Mark Bellis）计算出，在英国，有10%～13%的婴儿并非法定配偶所生。这个结果是根据人们在排卵期同时约会两个人的报告推算出来的（在5天内与自己的伴侣和另一个人交配的频率）。
在一些文化中，一夫多妻制中的男性试图将他们的妻子隔绝在闺房之中，或说服她们出于宗教原因穿着保守的衣物，因此妻子不忠的机会大大降低。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对配偶的监管，与许多其他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在偏爱不那么正式的、结构化关系的地方，男性和女性似乎会意识到（至少在潜意识层面）父权是一个问题。这看起来很诡异，人们似乎是在试图说服丈夫：孩子真的是你的，所以你要对孩子投入和付出。
然而，对于养育他人后代的进化成本和收益的谨慎分析表明，男性对妻子出轨的怀疑不一定会带来暴怒。尽管男性可能抚养了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但是只要能与伴侣保持满意的关系，从而与她在未来生育后代，他就会对伴侣的孩子视为己出。如果对孩子的身世问题过于好奇而在脑海里不停怀疑，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导致伴侣抛弃自己而转向一个更仁慈的竞争对手。抚养其他男性的后代，可能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付出的代价。弗洛伊德似乎低估了压抑的好处。
处境尴尬的一夫一妻制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夫一妻中的雄性玩离家出走。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默许这种伴侣之外的关系可以让雌性从中获得什么呢？目前的进化观点强调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解释可以被描述为两面下注。在理想情况下，雌性会选择对自己的后代进行投资的雄性：一个钱包鼓鼓囊囊的男人，或者一只拥有巨大领地的知更鸟。但她们也想要一个拥有良好基因的伴侣，如果是雌孔雀，它可能会通过观察异性的尾巴来判断；如果是人类女性，她就会对男性的容貌对称性进行评估。但是，女性通常不得不将一种因素与另一种因素进行比较，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完美，而且很少有男性在所有维度上都有很高的分数。就算有完美的男人，他们也会被追求者淹没。因此，也许女性可以通过与一个优秀的“供应商”合作，并让他（但不是所有人）对她的怀孕做出最大的贡献，同时把剩下的部分在恰当的时候分配给其他质量更好的伴侣。
第二种解释是：可以迫使她的伴侣对她更上心。马格纳斯·恩奎斯特（Magnus Enquist）和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同事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来证明这一点，雌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伴侣与另一只雄性进行竞争，以防止它们的雄性伴侣寻找其他雌性进行交配。但是，这其中也是有底线的。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证明了，绝大多数发生在人类身上的配偶谋杀案都是由真实或可疑的不忠行为引发的。男性和女性都经常使用攻击行为作为胁迫手段，试图阻止配偶抛弃自己，但有时男性会行为失当。
即便如此，对很多物种来说，同性嫉妒似乎是维持伴侣联结的第一道防线。南美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一种猴子，雌性对陌生同性的接近非常不宽容，还会把它们赶走。我在野外工作时也观察到类似的行为，发生在被称为“岩羚”的非洲小型羚羊身上。
瑞典隆德大学的玛丽亚·桑德尔（Maria Sandell）对欧洲椋鸟的行为进行了实验研究。在产卵期，陌生的雌鱼被放置在靠近巢箱的小笼子里。看到第二只雌性的雄性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但雌性对这些竞争对手却非常警惕。更重要的是，桑德尔证明了，相对于那些不那么敌对的雌性，对竞争对手更具攻击性的雌性更有可能在整个繁殖季节与雄性维持一夫一妻制的关系。
尽管如此，进化的利益表明，个体应该对突然出现的繁殖机会保持开放的态度。因此，当看到新的更好的机会出现后，伴侣关系解除时，我们也不会感到特别惊讶。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像天鹅这样的鸟类中，“离婚”也很常见。与伴侣解除关系的数量估计差异很大，无论是在物种之间、物种内部，还是在种群之间。康奈尔大学的安德烈·东特（André Dhondt）发现，超过半数的比利时大山雀都“离过婚”。这些雌性不仅经常离婚，而且它们通常也会在以后生育更多后代时受益。然而，雄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未能抚养后代是导致鸟类离婚的常见原因之一。没有孩子也是导致人类离婚的最危险因素。在一些文化中，妻子若患有不育症，将面临离婚并被送回父母身边。妻子不忠则可能会受到死亡的惩罚。然而，与人类一样，在鸟类社会中也有许多其他的离婚途径。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刘易斯·奥林格（Lewis Oring）研究了北美的一种小水鸟（一种北美鸻），并观察到了鸟群中的“家庭破坏者”，即插入其他夫妻中，将同性成员驱逐出去后接管其配偶的鸟类。格拉斯哥大学的鲍勃·弗内斯（Bob Furness）也曾在大贼鸥身上看到过类似的行为，这种鸟的残暴名声已经广为人知，因为它总是试图赶走已有配偶的同性，有时甚至会导致被取代者的死亡。
如果这一切说明了什么的话，那一定是没有一条能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物种的规则。在生物学中，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关键原则，但是一夫一妻制、离婚和一夫多妻制的模式在不同物种之间以及不同物种内部确实有所不同，使得这些原则得以适应当地的生态和人口条件而发挥作用。但凡有不错大脑的动物（当然包括人类）都会用大脑调整自己的行为，利用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正是由于有了其他选择，才有可能改变行为策略。动物和人都会选择自己的配偶以及与其相处的时间，而这些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能否与目前的配偶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从一个配偶转向另一个配偶，或者玩一种更微妙的游戏。
和其他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一样，人类男性希望独占配偶未来的生育权，但他必须小心行事。配对归根结底是一种合作的博弈，而不是强制的——过于激进的警觉策略很可能会把雌性赶走，使其出走。例如，在加利福尼亚的大蜥蜴中，占有领地较多的雄性交配次数反而更少，这是因为它们会把雌性从自己的领地上吓跑。密歇根大学的巴巴拉·斯马茨（Barbara Smuts）已经证明，过于好斗的雄性狒狒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雌性狒狒会拒绝它们的追求，转而青睐社交能力更强的雄性狒狒。
亲爱的，看看你的DNA
媒体上对催产素这一定义一夫一妻制的所谓“爱情荷尔蒙”的报道，引发了巨大争议。事实上，催产素似乎只对女性有这种效果。对男性来说，一种与之相关但相当不同的神经内分泌激素是加压素，加压素似乎才是一夫一妻制物种体内的活性成分。加压素似乎在调节一夫一妻制物种中雄性的行为时起着重要作用。当在雄性的大脑中注入加压素时，雄性啮齿类动物对雌性和幼鼠更加宽容，更愿意参与亲昵行为，也没那么咄咄逼人。人们已经开始猜想加压素是否能在人类身上起到类似的作用。鉴于我们在判断人类是一夫一妻制还是自由交配物种的问题上还存在困难，也许问题不在于所有的人类男性都热衷于加压素（因此是一夫一妻制），而是在于男性在滥交行为方面存在着个体差异。
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哈塞·瓦隆（Hasse Walum）和他的同事研究了552对瑞典双胞胎兄弟的大样本，探索了加压素受体基因和男性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检查了具有加压素受体编码区域的一些基因，最终发现了一种特定的基因位点——RS3，这个点可以作为男性在夫妻关系牢固性评分中得分高低的一个函数，该评分正是用于衡量其婚姻忠诚度的。在这个位点的11种不同的基因变异中，334型等位基因表现出了最强烈的作用。
携带一个或两个334型等位基因（也就是继承自父母的一方或双方）的男性在伴侣关系承诺量表上的得分低于那些携带了10个其他基因变异的男性。他们更有可能与伴侣一起生活，但不会结婚，这表明他们对婚姻的忠诚度降低了。33%的双334型等位基因的男性报告自己在过去一年内曾遭遇婚姻危机，但只有16%的携带单个334型等位基因的男性和15%没有334型等位基因的男性有同样的感受。而样本中所有的男性都和伴侣在一起生活了至少5年，至少有一个孩子。
在取自瑞典的样本中，约4%的男性携带了两个334型等位基因，36%的人有一个，近60%的男性没有携带该等位基因，而后者是一夫一妻制中的不错选择。尽管那些携带了两个这种恼人基因的人的数量看似非常少，但大约1/3的男性都比较危险。魁北克的丹尼尔·佩吕斯（Daniel Pérusse）在一个大型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比率。他发现，魁北克约1/3的人存在习惯性滥交行为，而2/3的人是遵守一夫一妻制的（至少处于一段稳定的关系之中）。
从魁北克这个研究中可以看出，作为个体而言，滥交型男性在一生中比遵守一夫一妻制的男性要生更多的孩子（基于交配的频率和受孕的概率），这两种男人繁殖率的差异正好平衡了两者在人口中的比例。这说明一夫一妻制和滥交是一种平衡的进化多态性，几代人之间以这两种具有不同收益和成本的策略的不同比例来达到平衡。
虽然人们倾向于认定加压素是男性的“一夫一妻制基因”，并从这个角度来阐释这些研究结果，但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生命遗传学很少如此简单。行为往往是由基因中的易感性所造成的，但它们并非基因本身的直接结果。因此，在由爱丁堡大学的多米尼克·约翰逊（Dominic Johnson）和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拥有RS3基因的雄性在面临威胁时倾向于积极反击，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挫折也能使得拥有RS3基因的男性立即暴怒。因此，拥有334型等位基因的男性并不是由基因决定的滥交人群，相反，他们只是在行动之前不加思考而已。
姑娘们，这一切似乎表明，哪怕你从人群里随便挑一个男性，都有60%的概率会选到一个靠谱的伴侣。更确切地说，似乎老式的烟蒂小游戏可能真的是选择配偶的聪明方法。给他一根香烟，在他抽完之后把烟蒂送到遗传学实验室，让实验人员从唾液中提取出他的DNA样本，然后扫描RS3基因位点上是否有334型等位基因。如果结果是阳性，那嫁给他就不太妙；而如果两个结果都是阳性，我劝你还是再找别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