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曾说过：人都会假定自己的思维是理性的，但是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非理性的。我们做着很多自认为有道理、有逻辑、有理性的事，但实际上，我们依靠的往往是自己的直觉。
很多非理性行为都源自于我们的祖先，是写在我们基因中的。为了生存，我们的头脑中保存了无数的行为模式，即使这些模式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生活。
暴躁的猴子：不知道为何，我就是要这样做
心理学家把三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而笼子的中央挂着一串香蕉。
心理学家设定了一个规则：
很快，猴子们就学会了，拿香蕉是一个会给猴子群体带来麻烦的行为，所以只要有一只猴子试图去拿香蕉，另外两只猴子就会制止它甚至将它暴打一顿。
久而久之，当三只猴子都学会这一规则的时候，心理学家用一只新猴子来替换掉了其中一只老猴子。
这时候，你可以预想到两个结果：
第一，新猴子会去拿笼子中央的香蕉；
第二，两只老猴子会制止甚至殴打它。你看，即便已经没有了电击惩罚，新猴子也很快意识到了：“拿香蕉是一种禁忌。”
实验继续，不断有新猴子加入，老猴子退出，最后笼子里所有的猴子都是没有被电击过的猴子，但是一旦有新的猴子去拿香蕉，大家依然会群起而攻之。
猴子们不知道香蕉为什么不能拿，但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大家就全部默认了这个规则。
果壳网曾有过一篇文章，指出这个故事最早出自一本名叫《为未来竞争(Competing for the Future)》的商业书籍，作者表示这个实验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文献中也没有这个实验的踪迹。
这个实验貌似是作者杜撰的，但是其中揭示的道理并不是杜撰。
美国的一对夫妻，妻子在蒸火腿肠时，总是把火腿肠切成两半，丈夫就问，为什么要切开啊，这样一蒸中间就冒出来了。妻子说：“我不知道，自小我妈妈就这样蒸的。”那好，问问妈妈吧。
妈妈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小你姥姥就是这样蒸的。”那问你姥姥吧。
姥姥说：“唉，你不知道，你妈小时候咱家穷，大的蒸锅买不起，只能买小蒸锅，火腿太长，不切放不进去，所以得切开啊！”
在很多时候，人的确会和实验中的“猴子”一样，盲目地遵守规则，却不知这些规则早已不适合现在的社会。
人的非理性行为
清华大学营销学博导郑毓煌的著作《理性的非理性》中展示了很多人类的非理性行为。
比如某一天，你在商场里发现了一款新上市的漂亮耳机，它比你用过的所有耳机都要好，而且新品上市还赠送两年的保修服务，但你还是没有买它，因为两千多块的价格让你觉得有些奢侈。
而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恰逢你的生日，你又来到了这家商店门口，虽然这款耳机的价格还是和上次一样，甚至已经不再赠送两年的保修服务了，但这一次，你却选择将它买了下来。
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假设就是人都是理性的，而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上有很多非理性行为。
对比效应
如果你今年得了十万块的年终奖，当你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得知一个不如你的人得了11万年终奖，你的心情肯定会瞬间低落；
如果你是一家服装店的老板，有一件1000块的衣服一直卖不出去，这时如果你去请教营销学专家，他会告诉你在这件衣服的旁边在摆一件质量更差的衣服，标价1500。
这就是对比原则，你的年终奖并没有变少，衣服的价钱也没有变低，但因为有了对比，你就有了不同的反应和选择。
在没有比较对象的情况下，人们关心的是评估对象本身是否好，而在有比较对象的情况下，人们关心的是评估对象是否比别的参考对象要好。
忽略基础概率
尼赫鲁教授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职，他精通梵文，订阅了《印度文化》的期刊，每天晚上在家写诗，也喜欢收集佛像。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尼赫赫鲁教授更有可能是个印度文学教授，还是个细胞生物学家？
我们本能地会认为他是一个印度文学教授，因为他有一个印度文学教授该有的典型特征，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细胞生物学家的概率会更高，因为在整个美国，只有100个印度文学教授，却有5万个细胞生物学家。
虽然尼赫鲁教授的特征和印度文学家的特征匹配度高达90%，而和细胞生物学家的特征匹配度只有5%，但把这个匹配率乘以基础概率后，就会发现，尼赫鲁是细胞生物学家的概率是印度文学家概率的2.7倍！
如果你去买彩票，你觉得是“888888”的中奖概率大，还是“759365”的中奖概率大呢？
如果仅凭直觉，你一定会觉得759365的中奖概率更大，但是只要有基础概率知识的人仔细一想就会知道，两者的中奖概率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这样经常做着看似很有道理，实则愚蠢的判断。
学会科学的理性思维
无论是被电击的猴子，煮香肠的妇女，还是选彩票号码的我们，我们之所以会犯种种愚蠢的错误，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直觉思维来思考。
这种思维来自基因，在几万年前，如果我们的祖先在丛林里看见一个有斑纹的物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跑，而不是去求证那是老虎还是豹子或者是一块石头。
正是这种直觉思维让我们存活下来，根据进化论，那些有求证精神的人都会在一次次探索中成为食物，他们的基因也就不会遗传下来。
直觉思维，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基因之中。
但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中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计划的设计者是神，我要遵守教条，效忠皇帝、孝顺父母；一切战争、瘟疫都是神的旨意，为了达成最终的计划。
那时如果一个女人因为出轨而惴惴不安，她会去找当地的神父，向他忏悔，并请求上帝给予指导。
神父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而《圣经》的内容也告诉他上帝对于通奸的看法。这位神父可能明确判断这个女人犯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如果不悔改，就会下地狱。
所以，她必须理解悔改，捐10枚金币给即将出征的十字军，6个月内不得吃肉，还得前往坎特伯雷，到圣托马斯贝克特主教的安息地朝圣，并保证绝不再犯。
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如今的人有了外遇，没有人会选择去找神父祈求原谅，即使有也只是寻找心理安慰罢了。
但是，一旦到了生活的琐碎当中，我们还是会陷入“寻找神父”的原始行为之中，我们很难对传统保持质疑的态度。
为了保持科学的理性思维，我们应该多问自己：我正在做什么？在这个情景下我是怎么反应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有没有别的选择？
- The End -
作者 | 神奇小小
第一心理主笔团 |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
参考资料：《理性的非理性》
微信公众号：第一心理
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