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评论道。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始终对60年代中晚期的那场摇滚盛事念念不忘，它所倡导的“和平、反战、平等、博爱”，是被战后思潮所侵蚀的社会中青年人重拾信心与热情的方式，也让“伍德斯托克”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符号。
今年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50周年，被称作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迷笛音乐节，也在今年将主题定为“致敬伍德斯托克”。五一假期结束后，距离这场摇滚狂欢的结束已过去两天，小A却还深陷在“迷笛后遗症”中不能自拔。
迷笛后遗症是摇滚乐迷们再寻常不过的“一年一症”。2000年4月30日，首届迷笛音乐节在迷笛学校大礼堂举办，30支乐队参加，为期两日，每日近千人。2019年五一三日假期，太湖迷笛营容纳了国内外的上万乐迷。
Betraying The Martyrs、萨满、郁、肆伍、贰伍吸烟所……唐舞台、战国舞台、清舞台、孩迷舞台汇聚了死核、凯尔特、维京、工业、黑金属、英伦摇滚、器乐摇滚、嘻哈等多种类型的乐队。除了难得聚集到一起的摇滚与重型乐队之外，你会在这里见到聚集自四海八方的深度摇滚乐迷。
这里有梳着高高的莫西干头的朋克青年，有穿着花花绿绿古着、打着眉钉唇钉的好看男女，有精心涂抹了尸脸妆容的黑金青年，也有梳着双马尾的摇滚大汉，这里没有动乱没有暴躁，人们用pogo和摔跤大赛宣泄情绪，在这里，你很轻易能看到文文静静的女孩子在金属战士堆里和大汉们对挥王八拳，音乐停下来再娇羞地依偎到后排的男朋友怀里。
在这里你甚至能亲眼见证普通音乐节上的“反派角色”——保安小哥的激动的跳次水。任何行为都不会引来怪异的目光。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这里是一个很像乌托邦的地方，尽管这个说法真的被叫烂了。”正如小A所说，迷笛音乐节像是链接现实社会与精神世界的纽带，是一个让乐迷们在真实与理想主义间游走的平行世界，它让这群人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让他们撇下了世俗解开了束缚。
小A是来自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从北京到苏州站长达12个小时的夜车卧铺间里，小A遇到了同样赶赴太湖迷笛的乐迷们，大家一拍即合，分享食物、啤酒和威士忌，一起放重型音乐聊天，直到黑夜与白昼交替，才带着兴奋和醉意昏睡过去。
生活中有很多个具像化的时刻，而一场摇滚音乐节是少有的脱离实际的快乐。
这里有没有隔阂没有恶意的摇滚精神，和一点点反叛主义的浪漫。木马在舞台上讲到，“一定要行为端正”。萨满主唱王利夫在舞台上说，“摇滚不只有愤怒和热血，还有爱与和平。”
这里可以看到年轻人们围在营区外的江边放烟火，爆炸的烟火像流星一样坠落下来，和你近在咫尺。这里在舞台下方的草地上扛着旗帜裸奔，摇滚乐和酒精点燃了年轻的人们；在这里不需要保持理智，但理智遍布在各个角落。
迷笛，一个很像乌托邦的地方
舞台之外，露营区文化赋予了迷笛更加神秘与迷人的张力。
凌晨五点半，小B放下手上的最后一罐啤酒，从防潮垫起身，头顶是雾霾蓝色的天空，周边小伙伴没来得及卸去的眼妆晕开在眼角，大家起身拍拍屁股，跌跌撞撞着去了趟卫生间。来到露营区的主路上，一波一波的人们还在举着旗子放声歌唱，热闹在这里，每分每刻都不曾冷却。另一些醉倒在夜里的人瘫倒在角落，背上挂着来自于陌生人的毛毯。
对于大部分来到这里的年轻人来说，彻夜摇滚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迷笛营的摇滚是没有夜晚的，人们无比珍惜这个一年一度的狂欢时刻。
结束了白天的摇滚狂欢，小B跟着大部队从舞台区回到露营区。通常是先去“迷笛营固定歌曲区域”围坐一会儿，和伙伴一起唱会儿李先生的大合唱，除此之外，《一万次悲伤》、《罗马表》、《茶底世界》都是固定曲目，抱着吉他的少年不断更换，击打着印第安鼓的鼓手乐此不疲。这边唱过瘾了，小B再到下个放着蒸汽波的区域蹦一会，结束后再去通宵营业的美食区点几十串鸡肉串，隔壁出售鸡尾酒的小姐姐笑着告诉小B，自己的帐篷就扎在对面。
不知不觉就到了凌晨两三点，遇见的陌生人们开始举起手中的啤酒碰杯，或拥抱或敬礼，再醉一些，大家就一同穿越到了去年的深圳迷笛跨年夜，心照不宣的互道“新年快乐”。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迷笛早就不是一个音乐节品牌了，它成为了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仍对生活抱有冲动与期待，或许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形同异类，但在这里我们体验着极端幸福。就像现在这样，和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在帐篷堆里唱歌跳舞弹琴聊天，在舞池里我们开火车排甩pogo跳水，手拉着手，肩搭着肩。”小B仰头喝下一口纸杯里的野格，看了眼里面落入的几只小飞虫，“在这里的很多个瞬间，我都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迷笛对于中国年轻人的意义无须多言。诞生于千禧年校园的迷笛音乐节开启了中国的音乐节时代，而在商业层面上，直到2006年前后，它才实现收支平衡。
年轻人的聚会、年轻的生意
狭小的音乐学校礼堂、简陋的设备、入迷的年轻人们……中国摇滚纪录片《后革命时代》中呈现了迷笛音乐节早期的场景，彼时的它条件并不好，没有如今宽阔的场地、松软的草坪和上等的硬件设备，但去往那里的人依旧能与音乐相遇。
自2002年迁至户外后，迷笛音乐节开始吸引到了更多人的目光，除了专业的摇滚乐迷外，还有资本。2004年之后，迷笛不再免费，票价开始上调，从10元到50元，外加入驻商户的摊位费、赞助费等，经过几年的商业化尝试，2006年的迷笛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乐队的出场费也开始规范化。音乐与精神仍在，体面与尊重也有了。
如今的迷笛音乐节单日票260+，三日通票450660+。可事实上，票务早已不再是音乐节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场地租金、艺人演出、舞台声电光、安保人力等音乐节制作费用的不断攀升，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音乐节在稳定票价的基础上，需要来自于广告商的赞助。
音乐节仿佛是天然的商业植入入口，放眼今年的迷笛现场，酒水品牌包括乐堡啤酒、野格、Monster Energy；咖啡品牌如麻雀咖啡、有态度咖啡；电子烟品牌如雪加工厂等企业摊位按点分布。同时还有，冠名露营区的携程旅行、乐家迪水上运动、环保NGO组织GoalBlue为蓝等各类公司与企业的露出。
此外，类似于电影，音乐节也有一些衍生产品及收入，如主题休闲娱乐区、乐队周边集中售卖区，以及迷笛出品的音乐节系列、乐队联名系列、设计师联名系列及摇滚厂牌系列的T恤、帽子、包等衍生品。但商家赞助也并未一味的涌入，迷笛校长张帆曾说过，凡是和青年文化、街头文化不符合的牌子，迷笛都会拒绝。
从校园“走出去”的迷笛音乐节，因早期的免费政策以及关于社会和青年文化的主题设定，“乌托邦”气息非常浓厚，被誉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每逢一年迷笛季，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青年们便朝向这个乌托邦聚拢，在汇聚的过程中，亦催生出了作为一个音乐节所不可缺失的“民间产业链”。
基于群体性和趋同性特质，在前往音乐节的路途中抑或是音乐节现场，开始出现结伴而行的组织，“京燥”就是其中之一。这个2015年成立的组织，起初只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乐迷自发而成的小队伍，随着同行人的增加，规模慢慢扩大，如今的京燥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他们通过演出、大巴车、聚会等各种方式加深彼此的感情。
每逢迷笛等音乐节，组织便会提前发布发车时间、地点、车票等相关信息，除了将乐迷聚集起来外，京燥还要负责大部队在音乐节期间的方方面面，如组织成员在露营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水源、调动气氛、带新人尽快融入音乐节、每天大巴接送去镇上洗浴与就餐……
类似于京燥这样的民间组织，全国大概有几十个，野团、山躁、中原制躁、蒙摇、硬骨头、Intro Group、燥物主等都是圈子里耳熟能详的组织，这些乐迷组织分布在北京、山东、河南、内蒙、武汉等全国各地。
发起人、组织者乃至成员，年龄跨度从18到30岁不等，20到26岁占比较多。包括前往迷笛音乐节的其他乐迷和消费者在内，有学生、有社会新人，亦有老乐迷，音乐是他们共同的信仰。但有时候，信仰并不能解决一切现实问题。
随着加入者的越来越多，组织管理、人员控制、利润分配等问题都成了摆在这些民间组织面前的一道坎儿，野团的解散便是信仰光环下的一道阴影。
这个成立于2015年3月6日，消散于2018年11月7日的乐迷组织，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吸引了全国各地无数乐迷的加入，也发展了诸多微信群、QQ群，运营着自己的公众号，游走于国内各音乐节与livehouse演出中，可随着组织越来越规模化、商业化，成人世界和现实生活该出现的问题与矛盾，它也未能幸免。如今，音乐节再也没有属于它的旗帜。
野团的问题并非是个例，是任何一个民间组织总会遭遇的困境。京燥也不例外，走过四个年头的京燥规模已然相当可观，可总有些变化在发生。
“还是以前好。”京燥的小分组队长野花这两年开始怀念起了组织最开始的样子，那时候人不多，每个人的名字都可以被叫出来，大家是一起喝过酒、熬过夜、跳水又pogo的交情，“这两年不行了，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其实只是为了搭车，并不想融入我们。”人员的增多，虽然一定程度上为组织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野花很清楚，“钱多了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是一分钱都没拿的。”野花喝了口啤酒，不知是忆起了往事还是沉醉于当下的微醺，“大家都是音乐的孩子，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我觉得很快乐，这就够了不是吗？”
奖项、教育、文旅，什么是音乐节的商业化推力？
音乐节的衍生产业尚且需要维护“坪效与面包”的守恒，我们不妨将目光拉远，聚焦到整个中国的音乐节产业。
近年来，音乐节的净利润偏低，一些商业气息淡薄的音乐节不赚钱甚至赔钱的现象时有发生，音乐节收入来源单一、单场扩容空间小、相关部门的影响之下，管理难度大都是中国举办音乐节的主要困局。
《2016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中国音乐产业产值规模超过3000亿，其中音乐节产业占比略超千分之一，产值仅为3.39亿。彼时，中国音乐节产业在音乐价值产业链当中占比很小。而在2018年，根据《2018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 2017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达3470.94亿元。
短短两年，这个数字产生了巨变。在这背后，近些年来，大小音乐节的商业化推动力都有什么？
一方面，在国家、省市一系列产业政策规范、引导、扶持下，音乐节的原创活力进一步提升，并正在推动产业链向多元领域延展、升级和融合。根据《2018中国现场音乐产业报告》数据显示：音乐节方面，2017年全国举办音乐节222台，保持着同比增长近10%的增速，其中综合类音乐节占到147台，占比66.2%。2017年音乐节票房达到5.80亿元，同比增长20%。
2015年左右，在商业化体系逐渐成熟的草莓音乐节带动下，一批又一批音乐节开始涌现出来，遍地开花的音乐节市场也打开了行业的“潘多拉盒子”。音乐人就那么多，音乐节的内容同质化，以及不够成熟的运作体系都让部分音乐节丧失了竞争优势，随着成本的增长，一些音乐节迅速经历了从遍地开花到偃旗息鼓的生命全过程。
另一方面是音乐节的“内生产力”——专业奖项的推动。今年迷笛音乐节的战国舞台也是“金属战火”的中国区决战舞台，最终利维坦获得金属战火中国区冠军，将代表中国征战2019年的Wacken Open Air。
此前因为国内音乐行业尚未成立一个严格专业化的奖项，唱工委主任委员、阿里音乐董事长宋柯指出，“中国的音乐产业需要一个不受商业影响、不受人气艺人左右的音乐奖，”并成立了唱工委音乐奖项。的确，想要维护音乐节乃至音乐行业的内生产力，一定需要一个非商业化的正统奖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音乐教育。有数据显示，2017年，社会音乐考级培训、艺术高考音乐培训的总产值为792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音乐类艺考报名人数约为12.8万人，艺考音乐培训产值64亿元，同比增长12.3%；音乐考级报名人数达140万人，考级培训总值约为728亿元。
跨界资本持续涌入、音乐艺术培训品牌连锁经营成为普遍现象。而脱身于摇滚乐的音乐教育也成为了最核心的文化带动力。
众所周知，1993年张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音乐学校——迷笛学校，也是中国地下摇滚的发源地，通过音乐、运动、人文来促进中外青年文化交流。
老牌Live bar school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校“莱思酷”，邀请一众音乐人做老师，帮助爱音乐的孩子们学音乐、做乐队、录歌、提供一个孵化音乐人的摇篮，让“学校”真正成为了“学校”。毋庸置疑，音乐教育也是音乐节发展的内推动力。
而其对旅游产业的带动也是很重要的趋势。对于当地政府和其事业单位、风景区来说，音乐节的热闹也能带动当地的附加产业链，如旅游业，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打造出独特的文化名片。
除了迷笛、天漠等音乐节的场地度假村特色之外，一些音乐节目的录制也开始尊崇寻找合作基地，提前布局、将音乐人、产业品牌等资源引入，建立特色音乐小镇的模式，创建高品质音乐输出和音乐旅游的一体化平台。这也是一种深得当地政府扶持又能够使音乐节得到良好运作的健康合作方式。
2019年迷笛音乐节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一次站到迷笛舞台的朴树，断断续续说了十几次“谢谢你们”，羞涩又喜悦的像个孩子，他在演出时间结束后执着的又清唱了首《送别》。“真善美没有真，就什么都没了，要和外部世界保持和谐，谢谢你们，好好的活着，按自己的方式。”小C紧紧握着朋友的手，默默流泪的他们都明白他在说什么。
迷笛演出执行副总刘欢是最后站在舞台上讲话的人，大家喊了他很多年“匹诺曹”，小C目不转睛的听完了这段话，他说，“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总有一天你不能再跳水、pogo、mosh，但你要有一颗柔软的心，不要让自己变成一块石头。你要可以哭，可以笑，你要听到音乐的时候，柔软下来的时候，你要是真的自己。”舞台上持续播放着持续了三日的海鸥乐队的《不再孤单》，小C情不自禁跟着唱了出来：
“你是否还坚定信心的走向远方，你依然期待明天的答案。”
【来源：娱乐独角兽 作者：袁佳琦、翟笑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