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再造最初始于1990 年代，但在土地财政问题驱使下，为低成本、快速获取土地换取收入，城市快速外延扩张成为城市政府最“便捷且不假思索”的首选，城市内部更新发展始终徘徊不前。
随着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一系列政策推动，2010 年前后，以上海为代表的部分城市开始探索“两规合一”，控制建设用地规模。至2014 年，上海、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提出“建设用地总量锁定、增量递减、流量增效、存量优化、质量提高”以及“减量增绿、提质增效”的用地策略。十九大后，中央相继部署“三线划定”、建设用地总量和利用强度“双控”、城市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推动中国城市向紧凑型、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前期过快扩张、规划缺位、基础设施滞后、建筑质量低下等问题集中暴露，与城镇居民和企业对城市空间功能的需求趋向多元化、高端化形成矛盾。同期，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正趋向平衡，大规模增量扩张时代基本结束，转向资产管理等更为系统化的后端经营模式，也正在寻求发展转型和开辟新的市场。
在外部约束和内生因素共同驱动下，中国城市正迎来大规模更新运动，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明天。在借鉴欧美经验、发挥“后发优势”的基础上，中国城市更新理念步入“4.0”阶段：一是更新模式更为丰富，大到旧城改造、二次开发，小到城市微更新。二是更新理念更趋先进，强调有机更新、智慧更新，注重对城市历史文脉和风貌记忆的保护传承。三是更新运营模式更加复杂，由最初的政府主导向政企合作、再向企业与市场自发运作演进。四是更新改造主体更加多元，包含房地产企业、各类基金等资本机构等全产业链更趋完善。五是城市更新的运行体系更趋完整，由顶层设计到地方规章、行业标准再到运行组织条线更为清晰、有序。正如城市的发展经历了由集权推动向自然演化的更替，城市建设、更新的单元亦由政治命令、公共工程转化为市场的自觉行为。在近年中国城市更新发展过程中，房地产企业、资本机构、科研院所、供应商、新闻媒体等市场主体参与深度不断加大，专业运营机构迅速发展壮大、运营方式更加成熟、协同创新加速。城市更新市场“生态圈”已成雏形，向市场主体自发“发起—资源筹集—运行—输出—运营”模式演化。而正如民族骄傲华为在科技前沿做出的独立探索、开创性贡献，中国城市更新市场的发育和演化，是引鉴西方城市发展经验，植根中国土壤，超越西方理论，形成中国城市更新话语体系的伟大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