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乔布斯说过“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记住我即将死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箴言，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正如乔布斯所说，最后时刻对人们来说总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想到自己的生命、青春、旅程面临着终结，行为方式也会不由得发生变化，这一现象被称为“末期效应”。研究发现，在心理学中的风险决策领域，当一系列投资任务进行到最后一轮时，个体会表现出冒险倾向的上升，这也是末期效应的体现。
2018年8月发表于《个性与社会心理学/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杂志上的论文《投资决策中的末期效应：在末期获取情绪奖励的动机需求/The Ending Effect in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Motivational Need for an Emotionally Rewarding Ending》对此展开了分析，其研究者包括Xing,C., Meng, Y., Isaacowitz, D.M., Wen, Yue, Lin, Z.。
研究者采用了四个实验及ANOVA模型，从动机的角度切入，探究风险决策中末期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研究者发现，感知到最后时刻将会导致人们做出更为冒险的决策，个人在损失领域比在收益领域更倾向于寻求风险。此外，研究者通过区分收益动机和情绪动机、测量被试者动机、设置对照组等方式对末期效应的动机进行研究，发现动机在末期时间知觉影响冒险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末期效应则是由个人追求情绪上回报的动机驱动。
研究背景
人们总是希望在最后时刻“搏一搏”，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末期效应”。该效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例如人在一系列赌博行为快结束时倾向于承担更高的风险下重注。
然而，末期效应产生的内部机制尚不明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于剩余时间的知觉会影响其目标选择。当人们认为时间比较充足、终结较为遥远的时候，提升自己、为未来做打算的等功利的动机会更加强烈；而当时间有限时，人们会以享受现在、调节情绪状态为首要目的。这些说明，决策过程中的这种“末期效应”可能是由于对情绪有益的结局的激励需求增加所致。
数据选择
针对末期效应，研究者提出两个假设：参与者在实验的最后时刻做的决策将会更冒险以及风险决策中末期效应的动机来自人们追求情绪上的回报。为验证以上假设，研究者设计了四个实验进行分析：
（1）实验1被用来验证假设1，即感知到最后时刻将会导致更为冒险的决策。
（2）实验2至4被用来验证假设2 ，即末期效应是由个人追求情绪上回报的动机驱动。
实验1的被试者是北京的46位大学生，包括13名男性和33名女性，平均年龄为21.30岁（标准差2.16）。
实验2的被试者是北京的46位大学生，包括14名男性和32名女性，平均年龄为21.74岁（标准差1.71）。
实验3的被试者是北京的50位大学生，包括10名男性和40名女性，平均年龄为20.40岁（标准差1.69）。
实验4的被试者是北京的179位大学生，包括60名男性和119名女性，平均年龄为20.18岁（标准差2.34）。
实验1
在实验1中，46名被试者被随机分到被告知组和未被告知组。在被告知组，被试者会被告知他们需要进行20轮投资决策任务，而未被告知组的被试者们则不会被告知他们需要进行多少次任务。实验开始时，被试者会得到10枚代币并进行20轮投资任务，每轮需要选择投注或不投注，最多投注5枚代币。随后，主试者会投掷一枚骰子并公布结果，如果点数为1(概率为1/6)，则被试者胜利，他将获得所投金额7倍的代币；如果点数不为1(概率为5/6)，则被试者的下注不予返还。主试者会在实验开始时告诉被试者们所在的任务轮数。在20轮任务中，被告知组和未被告知组投注的比例以及平均所投注金额的研究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 实验1测试结果
如上图1所示，被告知组在最后一轮投注的概率和投注的金额都显著高于未被告知组。研究者发现，相较于未被告知的群体，那些知道自己正在进行最后一轮投资的人下注更多，即对末期的知觉导致了冒险倾向的上升。实验1的结论证实了投资决策中末期效应的存在。
实验2
在实验2中，46名被试者被随机分到损失范式组（21人）和收益范式组（25人）。在实验开始前，被试者都会被告知有20轮投资决策任务。在损失范式组中，被试者会首先获得30枚代币，在每一轮决策中，如果不投注，将会损失1枚代币，如果投注且骰子点数为1(概率为1/6)，则被试者将失去6枚代币；如果点数不为1(概率为5/6)，则不会损失代币。在收益范式组中，被试者没有任何初始代币，在每一轮决策中，如果被试者不投注，其将会获得1枚代币，如果投注且点数为1(概率为1/6)，则被试者将获得6枚代币；如果点数不为1(概率为5/6)，则不会获得代币。实验2只有一个变量，即被试者在每轮任务中是否冒险（即投注），损失范式组和收益范式组在20轮任务中投注的平均比例如图2所示。
图2 实验2测试结果
由图2可知，在每一轮任务中，损失范式组的平均冒险概率都要高于收益范式组，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相符，即个人在损失领域比在收益领域更倾向于寻求风险。此外，末期相应在收益范式组中比损失范式组更为显著，说明当被试者无法得到回报时，末期效应也不复存在，这一结果为动机理论提供了初步支持。总体来看，实验2的结果证实了假设2，即末期效应可能的动机为个人期望获得回报。
实验3
实验1和实验2显示当有机会获得回报时，末期效应是显著的，这说明了获得额外回报是诱发末期效应的先决条件。但是，当个人获得额外金钱回报时（收益动机），他们也同时会得到情感上的满足感（情绪动机）。所以，实验1和实验2并没有证明末期效应是由哪一种动机驱动的，而实验3则是为了区分这两种动机而设计。
实验3的程序与实验1的被告知组程序相同，但被试者投注且获胜时只能获得所投金额6倍的代币。在实验结束后需要测量被试者的动机，被试者需要为其处于投资任务最后一轮和非最后一轮时的情绪动机和收益动机进行1到8点评分。实验3有两个变量，即被试者在每轮任务中是否冒险（即投注）以及投注的金额，被试者在20轮任务中投注的平均比例和投注金额的均值如图3所示。
图3 实验3测试结果
由图3可知，被试者在最后一轮冒险的平均概率和投注金额的均值都显著高于之前任务轮数，这与实验1被告知组的结果是相同的。同时，根据情绪动机评分，被试者被分为末轮高情绪动机组和末轮低情绪动机组。研究者又进一步采用ANOVA（Analysis ofvariance，方差分析）模型对被试者的动机评分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4所示。
由图4可知，末期效应只出现在末轮高情绪动机组的被试者中，而未出现在末轮低情绪动机组的被试者中。被试者在最后一轮的情绪动机升高越多，最后一轮的下注也就越多；收益动机则与末期效应无关。这一结果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一致，证实了情绪动机在末期效应产生中的作用。同时，实验3的结果也证明了收益动机和情绪动机没有相关性。总体来看，实验3的结果证实了假设2，同时表明，情绪动机可能与冒险倾向升高的关系更为紧密。
实验4
实验3中所揭示的情绪动机与风险决策之间的关系容易受到包括第三个变量在内的其他变量的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实验4在最后一轮决策之前通过实验操纵被试者的动机来检验动机和风险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实验4中，被试者被分为情绪动机启动组、收益动机启动组和对照组（无启动组）。同时，根据是否知道总轮次数，将被试者随机分为被告知组（89人）和未被告知组（90人），实验程序与实验3相同。在最后一轮之前，情绪动机启动组的被试者会被要求在最后一轮中关注自己的情绪需要；收益动机启动组则被要求关注自己的经济需求；对照组的被试者则只被告知接下来将进行最后一轮决策，没有其他指导语诱导。在实验结束后同样对被试者的动机进行测量，被试者需要为其处于投资任务最后一轮和非最后一轮时的情绪动机和收益动机进行1到8点评分。实验4有两个变量，即被试者在每轮任务中是否冒险（即投注）以及投注的金额，被试者在20轮任务中投注的平均概率和投注金额的均值如图5所示。
图5 实验4测试结果
由图5可知，在被告知组中，情绪动机启动组的被试者在最后一轮下投注的比例显著高于收益动机启动组和对照组。在未被告知组中，情绪动机启动组的被试者在最后一轮下投注的比例也高于收益动机启动组和对照组。从下投注的平均金额来看，情绪启动组的被试者在最后一轮平均投注金额要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即便当他们不知道接下来的投资是最后一轮时也如此。这一结果为末期效应中动机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末期临近时，情绪动机的增加导致了冒险倾向的上升。
研究结论
研究者采用了四个实验及ANOVA模型，从动机的角度切入，探究末期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研究者发现，感知到最后时刻将会导致人们做出更为冒险的决策，个人在损失领域比在收益领域更倾向于寻求风险。此外，研究者通过区分收益动机和情绪动机、测量被试者动机、设置对照组等方式对末期效应的动机进行研究，发现动机在时间知觉影响冒险行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末期效应则是由个人追求情绪上回报的动机驱动。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末期效应发生的原理，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自我控制、更清晰的解读生活中的末期效应，并降低其中有害事件发生的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