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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备胎芯片“转正”:真正的高手,都很会...

马化腾差点把QQ给卖了

如今的腾讯,已经是互联网巨无霸。但在1999年,马化腾却差点把QQ给卖了。

当时马化腾拿着炒股赚来的70万,开发了OICQ。虽然用户增长很快,但公司却面临不知道怎么盈利的困境。用户越多,砸的钱也越多,最后连员工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为了摆脱困境,马化腾找到深圳电信数据局,准备卖掉QQ,作价100万,但人家只肯出60万,所以生意没谈成。

后来他又找了金山公司的雷军,但雷老板太忙了,对他们搞的东西也不太感冒,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

好在没卖成,要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马化腾。

但这事说明,就算马化腾自己,当初也不确定有一天会成功,不知道手里揣着一块宝。

类似的现象,在华为身上也有所体现。

我们今天知道,华为的手机业务如日中天,但当初任正非对于是否要进入手机制造终端领域,其实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来下定决心进入,也是从低端定制手机开始做起的。

这种手机,通常是充话费送的,不赚钱也打不开影响力。2008年,华为的现金流出现紧张,任正非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并不赚钱的手机终端业务卖掉。

消息出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竞购方多达20多家,华为最终选择了美国私募股权公司贝恩资本和银湖资本。

好死不死,当时华尔街突然刮起金融风暴,导致交易流产。

就这样,华为才将手机业务继续攥在手里,并创造出了今天冠绝全国的手机销量,和惊艳全球的5G折叠手机。

一个人,一个事业成功了,后人喜欢吆喝、唱赞歌,但事实证明,就算精明自信如马化腾、任正非,在事业真正成功之前,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能成。

最近,书单君一直在看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的《离经叛道: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如何改变世界》,发现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包括一些艺术家,都和马化腾和任正非类似:

他们并没有超越常人的预判能力,也没有感知成功的特殊嗅觉。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跟任何普通人一样,在每一次事业成功之前,无一不充满恐惧和焦虑,无一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反之,那些事业开始之前就大吹特吹一定能成功的,多半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但可悲的是,我们都喜欢鼓吹和放大成功者身上的偏执特征,忽略他们的普通人属性。

以至于,后来的模仿者,都只知前人身上的偏执性毛病,却无视背后简单的常识。

书单君今天推荐亚当·格兰特的《离经叛道》,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回归常识,正确认知“创业创新”,以及成功者是怎么回事。

[ 成功者都应具备哪些心态?文末有一个测评,可以了解自己的成功心态健康指数。] 

高手都知道给自己“留后路”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破釜沉舟,创业是条不归路”

“炒掉Boss,裸辞创业,从0奋斗到上亿身家”……

书单君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年轻人被这些打了鸡血注射液的话激励过,又有多少年轻人被忽悠得五迷三道。

反正,每当有年轻人询问书单君该不该裸辞创业时,我都会一再劝他们考虑清楚,尤其是别被那些马后炮式的成功学给忽悠了。

创新创业很好,很值得鼓励,但风险估算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成功后的荣华富贵,幻想越多,只怕失望越大。

1999年2月21日,已经有多次创业经验的马云,正在家里慷慨激昂地向妻子、同事、学生和朋友等18人,描绘未来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光明前景。

他讲到了新浪的走势,还说到自己未来的前途,唾沫飞溅,酣畅淋漓,听者亦热血沸腾。

此前,马云和同事已经帮某政府部门做过电子商务网站,而且网站还赚了钱,所以此刻的马云坚信自己的事业大概率是可以成功的。

但就算如此笃定,他依然当场做出规定:

“启动资金必须是闲钱,不许向家人朋友借钱,因为失败可能性极大。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最倒霉的事情’。”

这就是马云,永远激情满怀,但又极其冷静理性。

裸辞创业,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成功,更不是成功后怎样到处吹牛逼,而是“最倒霉的事情”发生后,自己能不能承受。

做任何冒险的事业之前,务必给自己留一手,起码留一条可以体面生存下去的后路。

近日,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总裁何庭波的一封内部信透露,华为多年前就已经做出过极限生存的假设:某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无法获得,华为将启动“备胎”计划,利用多年来默默投入巨资自主研发的芯片和技术,将备胎“转正”,确保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兑现持续为客户服务的承诺。

在贸易战进入白热化的背景之下,在华为被美国列入不得提供产品的“实体名单”后,这封突然而至的内部信,读来特别提气,它体现的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民族“技术自立”的决心和智慧。

极限假设,就是在考虑最坏的情况,而备胎计划,正是在给自己开辟生存下去的第二条道路。

亚当·格兰特在《离经叛道》一书中说,和我们想象中那些破釜沉舟的形象不同,其实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或创新者,都是“留后路”的高手。相反,破釜沉舟不是勇气,是傻气。

最关键的是,华为的事实也充分证明,“留后路”的心态和做法,不会妨碍创新创业,反而有利。

1976年,沃兹尼亚克发明了第一代苹果电脑后,与乔布斯一起创办了苹果公司,但直到1977年,他还依然是惠普公司的全职员工。

< 右一为沃兹尼亚克 >

他回忆说,“我的确有很大的心理障碍,我不想离开公司。因为我感到害怕。”

惠普公司的职位,给了他充分的安全感,也是他放手搞发明创造的底气。

好多人喜欢比尔·盖茨大学辍学创业的故事,但其实当年他卖出第一个软件程序时,并没有真的辍学,而是等了整整一年后才离开学校。

而且,他办的也不是退学,是休学,如果事业失败了,还可以继续回学校完成学业。他父亲给了他一笔资金,他才正式开启自己的事业。

1996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就已经开始琢磨怎么改进互联网搜索了,但直到1998年,他们两人还依然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

佩奇后来回忆说,“我们差点没办成谷歌公司,因为我们担心完成不了博士研究项目”。

在1997年,两人甚至考虑过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谷歌,因为它影响到了更加有保障的学术事业。

< Google公司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 >

在有保障的前提下开启冒险事业,这在中国也很常见。

比如,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当年那些在这里开办科技公司的老一辈企业家,其实大多都挂着原单位的科研职务,比如联想的柳传志,一直就是科学院计算所的员工。

格兰特说,企业家和普通人,脾性上都差不多,都是不喜欢冒险的。最成功的创新创业者,绝不会是大胆鲁莽的冒失鬼。他们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们的风险偏好,恰恰在于他们有着规避风险的强烈意识。

创业创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才最有可能成功,惶惶不可终日,连生存都有问题时,创业创新就是奢谈。

网络上充斥着各类潇洒的创业神话,只可惜,多是后人添油加醋的鸡汤故事。

量大才能出奇迹

那么,假如自己真的有创业创新的冲动,又该如何正确面对呢?

在《离经叛道》一书中,亚当·格兰特并不反对人们创业创新,相反他是极力鼓励人们做个与众不同的“离经叛道”者的,并且提供了大量操作性很强的建议。

只是,他时刻不忘提醒的是,“离经叛道”的成功秘诀恰恰就在于知道如何和光同尘,收锋芒、藏锐气,遵循常识,知道像普通人一样兢兢业业、埋头苦干。

比如,过去很多创新创业者,总是习惯性幻想:只要下定足够决心,具备破釜沉舟的心态,就能像所有天才一样,短期内击中目标、收获名誉。

格兰特却认为,这世界并没有什么天才,在天才成功的背后,多的是他们付出了一倍、两倍甚至数十倍的失败尝试。

可以说,大多数市面上我们见到的优秀成功产品、作品,背后都不是天才灵光乍现的结果,而是无数失败的产品、作品“堆”出来的。

周杰伦是华语歌坛不可多得的奇才,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

但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他最早在吴宗宪的公司里写歌,被要求创作的速度,是一天一首,跟母鸡下蛋似的。

大浪淘沙之后,才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双节棍》、《世界末日》、《蜗牛》……

毕加索的传世作品,许多人都能说出几件。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在这些少数的传世经典背后,是他一辈子创作了1800幅油画、1200件雕塑、2800件瓷器、1.2万张图纸,以及大量的版画、地毯和挂毯。

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除此外,他还有248部出版物,影响甚微。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留声机、碳精电话,一辈子总共申请了1093项专利,但人们记住的也就那几样。

一次性击中目标,那是神话故事。

任何创业创新,只有积累到了一定的量,才有可能偶尔出现一两个出挑的成功作品。

笃行出成果,量大才能出奇迹。

量变,未必一定引起质变,但想要质变,没有量变这个基础,很少有可能实现。

话句话说,要想成功,唯勤奋和耐得住打击而已,别无它路。

名为“离经叛道”,实为“守规重道”,坚守常识。

总结起来,格兰特通过《离经叛道》这本书,其实揭示的也就是这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结论。

当你自信满满,幻想飞黄腾达时,不妨先想想自己不过一介庸人。

当你打算破釜沉舟、裸辞创业时,不妨先考虑考虑退路。

当你幻想灵感乍现、一夜暴富时,不妨回到勤奋苦干、量变才能质变的常识。

哪有什么奇迹天才,不过只是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主笔 | 左页  编辑 | 黑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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