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9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本次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
以下为演讲实录：
林毅夫：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许多贡献，经济学家还要继续为“两个百年”的目标发挥作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640美元，成为了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贡献的。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当前经济运营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距离两个百年目标，达到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城乡差距、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渐进双轨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
但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跟我们同样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次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自己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因为现在体制不完善导致了那些问题，并且在我们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了一点，不得不倒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的参照。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经济学家非常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需要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么才能真正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年5月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体制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第三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
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他们知道中美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与合作的格局，从钱上面来讲，发达国家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也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来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
总的来讲，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改革发展更顺当的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