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与他的生命预期有关：如果我预期只活一周，最优选择也许是抢人。即使有严格的法律，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因为在法院判决之前，我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抢呢？但如果我预期活20年，那么抢人就不会是最优选择。
中国的很多企业不讲信誉，是因为企业的领导人不重视企业生命，没有追求企业长远发展发展的动机。信誉就是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当人们不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信誉就无从谈起。想想，有多少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在考虑3年以后的事情呢？
企业领导人看不到长远的预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产权不明晰。在国有产权制度下，决策者的利益与他所决策的企业的信誉之间没有长远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领导，你作的任何一个决策，其未来的后果你都不承当责任，而且不能确定你在这个位置呆多久，企业未来收益或许是由别人分享，那么你肯定追求眼前利益。所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充其量只有种菜的积极性，而不会有栽树的积极性。
那么，为什么大量私营、民营企业也不讲信誉呢？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人的行为是由预期支配的，产权是通过预期而影响人的行为的。一个人即使有了法律上的所有权，但如果他预期这种所有权随时可能被剥夺，他就不会象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行为。由于意识形态和政府方面的原因，民营企业缺乏安全感，没有稳定的预期，自然也就只能追求短平快，不可能为建立信誉而投资。
关于个人行为与产权预期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农村的例子来说明。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栽了很多树，但这些树无论如何就是长不大，因为没有人去用心照顾。后来宣布这些树分给私人，但第二天，许多人就把树给砍了，生产队于是又宣布把没砍的树收回。周而复始，这些树又回到长不大的状况。
为什么村民们要把分给自己的树砍了呢？因为他们预期不砍就会被收回，这种预期从土地改革后逐步形成的，生产队的行为又证实了他们的预期。如果农民砍了树生产队仍不宣布收回，他们的预期就会逐步改变，砍树的人肯定要后悔，几年以后，他们就会对私有产权充满信心，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载树。
一言以蔽之，产权是信誉的基础，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孟子讲“无恒者无恒心”，也就是“无恒产者无信用”。破坏产权，实质上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灭道德的行为。中国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产权制度。当然，前面砍树的例子也说明，建立产权制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人们――特别是政府有足够的耐心。
保护产权是和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连在一块的。一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任意修改博弈规则，甚至以规范市场的名义对企业进行吃拿卡要，实际上是对产权的间接否认。
信誉机制的建立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政策环境越不确定，人们就越追求短期利益。这是因为，第一，不确定性的增加等价于博弈重复的可能性的降低，人们将更没有耐心建立信誉；第二，不确定性增加了观察欺骗行为的困难，因为违约者更容易把坏的结果归因于不可抗拒的外生因素，而不是自己的故意所为。
在目前阶段，由于我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透明，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随意性，造成产权随时受到威胁。有关部门的政策存在着不确定性，使人们对未来无法预期，自然就去追求眼前利益。如果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缺乏稳定预期，于是抱着能捞一把捞一把的心态经营企业，这样的企业自然不会讲信誉。
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化是目前的一大趋势，原因在于政府控制着很多资源，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只要政府主导经济，民营企业家就无法不政治化。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化也反映了他们对产权的某种担忧，用权力来保护产权，这在目前还大有市场。许多企业家也许这样认为，能捞到一官半职，他的财产才会更安全。
当企业经营者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打通关系时，是不可能有精力为消费者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的。
有了明晰的产权，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一定会遵纪守法，不售假货或者不“越轨”操作，因为再明晰的产权也不能保证企业在有空子可钻的时候不钻空子。要有一套切实可靠的制度保障，让不守信誉的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这正是政府部门要解决的公共问题。
法律对生产假冒伪劣企业的处罚应该是惩罚性的，而不应该是补偿性的。也就是说，惩罚应该大到事前遏制企业生产假冒伪劣的动机，而不是事后补偿消费者的损失。两倍的赔偿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消费者没有积极性索赔，生产者将有积极性不断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