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曹德旺谈企业在中美间的税负对比，引发对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的讨论，俨然成为舆论焦点。
曹德旺根据自身在美投资经历，得出“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跟美国比的话，高35%”的结论。此言一出，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企业家们纷纷站出来支持曹德旺观点，各路媒体、专家也发文呼吁国家减税降费，不然曹德旺之流可能要“跑路”。一时之间，矛头皆指向政府，认为政府税负过重，让企业难以生存，并提出“死亡税率”一说。
质疑之声太大，官方也坐不住了。随即，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公开表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较低，并引述IMF统计口径，2012~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此论调与此前财政部等官方表态口径一致。
二者观点大相径庭，该听谁的呢?实际上，二者虽然均有其考量，但亦各有偏颇之处。
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真的比美国高35%?未必。笔者不是说曹德旺妄言，而是他有自己的出发点，根据《新京报》对于曹德旺的一篇转发，曹旗下的福耀玻璃为何要去美国设厂?主要原因并非中国税负过重，而是福耀玻璃主要生产汽车玻璃，通用汽车乃其主要客户之一，通用客户方面希望福耀玻璃在美国有工厂。曹德旺到美国投资，恰逢美国致力复兴制造业，所以给了不少优惠，如廉价的土地。加上福耀玻璃生产的产品，正好供应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设厂协议谈好之前已签订大单)，所以曹德旺得出了那样的税负结论。
也就是说，这个结论是有前提的，最大的前提就是，在美国生产，正好卖给美国公司，这样成本就比国内低不少。
当然，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较低”，也与企业的实际感受不符。不少对于企业的调研报告，包括日前新华社旗下媒体历时两个月、横跨东中西部、以问卷形式对500家企业的调研均显示，税负偏高乃企业的主要负担。企业除了增值税和所得税两大税种外，还有不少小税种及行政性规费。
所谓行政性规费，不少地方政府部门甚至存在“三乱”(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问题。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这种“三乱”问题还有所抬头。另外，不少部门，因为手中的权利而寻租，如企业开业一般要进行消防检查，按理说是一个正常程序，但不少地方演变为，不给足“红包”难以通过;熟人社会在很多地方政府也很盛行，新华社旗下媒体调研就发现，同样一个评估报告，有熟人或跟领导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过，而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企业，要3万元才能通过。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的隐性税负。
此外，企业的社保负担也颇为沉重。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近日发布的全球企业税负情况报告，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其中中国总税率为68%，位列世界第12，远高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68%的总税率中，分别为利润税率10.8%、劳动力税率48.8%和其他税率8.4%。无疑，畸高的劳动力税率主要指的是企业的社会保障(五险一金)负担。
所以说，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未必成立，当然也并非所谓的“税负水平总体较低”。之所以税负问题在近期引起强烈反响，主要是当前宏观经济增速下行，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盈利越来越困难，企业寄希望于政府大力减税以度过难关。
那么该不该减税?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大规模减税，引发财政收入下降，民生等支出不足，也会引发负面效应，所以应该进行税制改革，即在某些领域减税，在其他领域开征些税。
该减税的肯定是企业，因为企业是经济的支柱。目前企业主要有两大税种，所得税和增值税，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并不高，但增值税税率偏高，占比重，且属于间接税。以目前增值税主体税率17%为例，不少企业认为过高，且因进项抵扣很难完备，容易造成重复征税，因此，可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如主体税率可先降到13%。
而针对各类政府规费，应继续推行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的管制，消除“寻租”空间。同时在税费的设置上，尽可能避免同一涉税事项涉及多个税种，更不应该又征税又征费。
哪些领域应该加强征收?首要无疑是房产税。近一年多来，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暴涨，保障的原因之一是供应不足，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大城市没有住房，有购房需求，但不少人却拥有多套住房，如潘石屹日前公开称：“我知道北京有人买一百套房，自己只住一套。”
因此，需要针对超过一定居住标准者征税，如对人均居住面积超过60平米部分的“奢侈性住房”征税，这样既可以抑制房价过热，也能增加税收收入，为其他领域减税打开空间。此外，遗产税等主要针对富人的国际通用税种，也应该积极推进。
因为，中国历经数十年高速发展后，虽然整体生活水平提升，但出现的新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越发明显，税收作为调节收入的作用，应该早日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