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半湿润、一边半干旱；一边是森林、一边是草原；一边是农耕、一边是游牧；一边建围墙、一边任驰骋；一边人口密集、一边人烟稀少……在华夏大地上，400毫米等降水线横跨东北与西南，将两侧分成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千百年来，降水线的相对稳定，使得两侧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不时的气候变迁则使得降水线两侧的文明不断碰撞、交融，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中国气象报记者 崔国辉
由气候、地理因素造就的神奇分界线
在地图上，将同一时间内降水量相同的各点连接起来的线，就称之为等降水线。
我国具有显著的季风气候特色，境内降水主要源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输送的水汽。
从空间格局来看，我国多年平均年降水量整体上呈现出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逐渐增加的趋势，与我国陆地地势大致相反。
我国陆地地势自西向东可分为三大阶梯：最高一级阶梯主要包括青藏高原等，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中间一级阶梯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等，海拔在2000米到3000米之间；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一线以东以及云贵高原以东属于第三阶梯，海拔降到500米以下。有趣的是，多年平均400毫米等降水线与这几大阶梯的分界线多有重合，说明它的形成与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不无关系。
在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方向，从太平洋、印度洋远道而来的湿润季风在穿越广阔的第三阶梯后逐渐失去力量，犹如强弩之末，难以翻越横亘在眼前的大兴安岭—吕梁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一线山脉。
在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方向，从西伯利亚赶来的冷空气则不断南侵，在穿过西北内陆后顺势而下，与一路北进的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相汇，给第三阶梯大部分地区带来足够的降水。
从降水图上来看，我国多年平均400毫米等降水线起于大兴安岭西坡，穿过松花江流域，沿西辽河上游、燕山山脉斜穿黄河河套，经黄河、长江上游和西北诸河流域，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
以这条线为界，其东南为受季风影响的半湿润地区，其西北为少受甚至不受季风影响的半干旱地区。
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界的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处于对立的态势。游牧民族在生活资料不足的时候，经常入侵农耕区，农耕文明与游牧的北方“马背”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农耕民族曾经不止一次地突破400毫米等降水线，但农耕生产方式向北最远只能扩展到这条线，因此农耕民族并没有在草原地区建立长期有效的统治。而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也曾入主中原，但他们突破了这条自然环境划定的界线后，也会感到自己的畜牧生产不太适合，要么再返回草原，要么转化为农耕民族，并与草原新兴游牧民族形成新的对峙。
为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农耕民族历尽千辛万苦，修筑了万里长城，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有趣的是，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这恰恰说明，这条线是农耕文明的“生命线”。
时代更迭 气候变迁 唯降水界线意义不改
华夏文明是当世延续最久远的文明，它的形成离不开五千年来大大小小的文明一次次的碰撞与交融，而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界长期对峙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
根据史书中的记载，舜去世后将天下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夏朝从此开始。而现代考古却发现，位于尧舜之都的陶寺文明实则是由发源于今陕西榆林地区的石峁文明所取代的。这其实是一次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以游牧文明战胜农耕文明、农耕文明被迫南迁而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气候变化，或出现剧烈摆动，中原地区多有大的震荡。而且，只要气候变暖，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反，气候变冷，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
我国历史上气候曾发生冷暖的周期性波动，这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也随之波动，适农区和非适农区的边界随之移动，处于农牧交错带的土地价值也随之变化，从而引起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替南推北进。
在农业稳态社会和游牧流动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过程中，也不乏在气候暖化时期，农耕民族驱逐游牧民族的例子，比如汉武帝逐匈奴于大漠以北，使得匈奴沿亚欧大陆一路向西，由此带来了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的早期互动。
再后来，西晋统一后出现政乱，游牧民族趁机入侵，农耕文明被迫南迁。而入侵的游牧民族则受到先进农耕文化的影响开始融入农耕文明，新的代表游牧文明的柔然等部族便成了新生的游牧文明代表，他们依然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分界线。
另据科学考证，我国历史上南北朝和元朝时期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都与当时的气候变迁有关。
还有一个较为有名的案例发生在遭遇小冰河期的明朝。明朝时期气候变冷，而之前的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期。原来的宜农地区因气候寒冷而粮食歉收，并逐渐沦为游牧民族的牧场。而农牧分界线的南移最终导致明朝修建的长城要比秦汉时期长城的位置更为偏南。这个现象在长城中段最为明显：秦汉时期长城向北推进至河套以北，而明代则退至鄂尔多斯南端，向南移的幅度达2至3个纬度。但大大后退了的明长城，却也最大限度地逼近了当时的400毫米等降水线。
这么看来，不管是时代更迭还是气候变迁，400毫米等降水线就在那儿，在将游牧与农耕分隔两边的同时，静静地见证华夏文明的延续。
农业是利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过程获得物质资料的生产门类，而植物的新陈代谢要求特定的日照、温度和水分。因此，农业更容易受到气候条件的制约，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尤其如此。400毫米等降水线以东以南发育为农耕区，以西以北发育为畜牧区，其原因即出于此。
有人会说，位于西北内陆的新疆，既有长满森林的地方，也有农区广阔的地方，比如天山地区。但实际上，天山北坡因准噶尔盆地西部有缺口，便于从大西洋、北冰洋长途跋涉飘来的水汽进入，再加上山体抬升作用易形成降水，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上；天山南面则有巨大的青藏高原阻断从印度洋和太平洋而来的湿润季风，再加上南面为阳坡，蒸发量大，水分条件不宜农耕。
在大兴安岭、贺兰山，同样如此，凡降水量没有达到400毫米的，要么是草原一片，要么寸草不生。它们的东坡，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上的地方则是郁郁葱葱的景象。
可见，年降水量400毫米并不是一个枯燥的气象数据，它对于指导人们进行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400毫米等降水线划出了农耕文明的“生命线”。
千百年来，400毫米等降水线相对稳定，再加上日照时间、土壤等因素，其以东以南的人们逐渐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社会，他们聚落而居，以安土乐天为最大的生活渴望。
其以西以北虽然有少量的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大部分地区降水量不足以支撑农耕作业，便形成了游牧民族，他们无城郭、耕地，逐水草而居，全民善骑战。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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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400毫米等降水线相关的那些分界线
400毫米等降水线是我国重要的气候分界线，有许多自然、地理、人文的分界线与之有关。
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
半湿润地区干燥度在1至1.49之间，降水量一般在400毫米至800毫米之间。其中海南岛西侧降水量虽大于800毫米，但因终年高温，蒸发量大，也属此类。
半干旱地区的干燥度在1.50至3.99之间。降水量一般在200毫米至400毫米，蒸发量较大，包括内蒙古高原的中部和东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大部。
农业与畜牧业
400毫米等降水线以西以北，由于长期降水不足，并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只能开展畜牧业。而其以东以南，降水量满足农业生产需求，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出现。
同时，400毫米等降水线附近地区为我国农牧交错带，该地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干旱和风沙天气频发，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
森林与草原
一个地方有没有森林的植被分布首先取决于降水量，年均降水量400毫米便是大多树木生长所需水量的底线。
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至400毫米之间，主要植被以草原为主，若降水量再少，就连草也无法生长了，只能是荒漠。
地势阶梯分界线
地形因素对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来自海洋的湿润季风每越过一级阶梯都有很大损耗。
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北段和南段分别与第二、三阶梯分界线和第一、二阶梯分界线重合度较高。
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该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的直线。该线的东南侧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降水量普遍大于400毫米，适宜人类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