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留学梦。1983年我到深圳时已32岁，原来想在那里过渡一下，挣点钱再去留学，结果没想到就给耽搁下来了。到50岁时，已觉得留学和自己没关系了，是下辈子的事了。
2010年初，哈佛的一个中国基金会在北京办一个答谢会，当时执行主任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当时我就回答“有兴趣，一年”。但到了当年秋天，我却犹豫了，害怕语言不行。过了国庆，没去；过了圣诞，还没去。这时，哈佛来函问询，我听出了话中有话：“我们这儿可是哈佛啊！”而且对于邀请一个中国企业家去学习，哈佛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于是在2011年春天，我一咬牙就去了。
但对于60岁的我来讲，第一学期的主要任务还是语言关。上午8点到12点在语言学校，下午1点半到6点在哈佛。主要是听讲座，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作业。这个阶段基本上是请一个学生先做笔记，回来我们讨论。不过讲座很精彩而且一天有四五十个讲座，主要挑战还是在那个英文学校。因为那里年纪最大的学生比我女儿还要小十五六岁，西方教学又是以案例分析和游戏互动形式展开的，而单词是需要死记硬背的，我哪是那些小孩子的对手啊！
这让我很快体会到什么叫后进生的滋味。那所语言学校，每星期一都要考试。60分钟考试时间，30分钟就有一半人交卷了，再过10分钟又走了一大批，到59分钟时，整个房间就剩我1个人了。老师就差说“时间到了，要收卷子了”。我真想考试期间旷课，考完试再去上课。以前我可以不到1分钟就可以睡着，但到了哈佛，上这个语言学校，就开始到半夜都睡不着觉。人处于一种很疲劳的兴奋，也经常胡思乱想：你会不会是神经病？这值不值得？真能再坚持下去？
突然发现原来在国内的我已是半残废。因为毕竟我是在国内创业的，做企业快30年了。有秘书安排、有司机接送，一切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突然到了那儿，自己要去解决吃、住、行等基础性的问题，感到不适应。连去坐地铁去超级市场，都会坐反了方向。
当然，我也有优势。虽然我在学习上很吃力，但可以跟着学。在作文方面我的优势比较突出。因为这需要有思辨的，需要有观点的、有逻辑的，这恰好是我的优势。那些年轻人英文单词比我记得多，讲得也流利，但是写作文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只要一交作文，老师就说：好，10+。
还有一个是成就感。语言学校分成五个级别，一个级别是十个星期的课程。先考试测试你的听力、口语能力、理解力和写作能力，之后，自然就分级别了。第五个级别是最高的。十个星期一大考，每个星期一小考。一年时间能上到最高那个级别的并不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过了前四个级别之后考雅思、托福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没必要再上第五个级别，而且真正能上到第五个级别的人也很少。我用一年时间上到第五个级别。虽然我是后进生但不是留级生，一直能跟着学，非常开心，有成就感。
事实上，听课的效果与状态很有关系。比如关于讲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思想史时，我一下子能听20分钟的课程，自己感觉都很好。虽然最多听懂一多半，但因为我天天读那些资料，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比如哈佛旁边的一所房子曾经住着谁，有哪本书是这位名人写的，让学生很有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就连美国是英国殖民、美国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也感觉仿佛就在昨天似的。老师讲的流畅，我听的愉快，所以我宁可放弃选修美国资本商业史来听这门课。
到了第三个学期我就轻松多了。这个阶段感觉是把脑子开动起来了，思维方式也轻松多了，接受的东西比以前要多了很多。之前我是凭经验、凭直觉，到了这个阶段感觉很特别，自己好像年轻了很多。这种感觉让人心情愉悦。
事实上，在哈佛我感受很多。最新的一个是在哈佛看到一个汉白玉的碑。这个碑是哈佛成立300周年时中国留学生给送的，如今再过20年哈佛就400周年了。从中可以想象留学生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像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等，他们都是学术的奠基人；第二代与第一代相隔的时间较长，因为1949年以后就中断了，直到1980年代才真正开始有中国人去美国留学；最有意思的是第三代，一年还要参加两次哈佛的裸奔节。
如今中国去哈佛的留学生已从神坛降到了普罗大众，但这恰恰是中国的希望。如果仅仅只是少数的精英尖子去留学，想推动中国发展还是非常难的。事实上，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有很多。像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就有400人，在麻省理工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少。人数比较多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加上拜访学者的总人数有2000人。我觉得中国未来的希望还是在教育，在美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年轻人在那里留学，就会深刻地感觉到中国希望所在。
至于像我这样的中国本土企业家去美国留学，也可以成为联系东西方的一座桥梁。因为企业家毕竟能掌握一些资源，也可以为中国的未来做一些事情。这或许是我的另外一个作用。（本文由王石在欧美同学会活动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