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妇女都是茫然的神色，融合了令人不安的厌倦和绝望。你无法在她们眼中看见多米诺的渴望和创业热情甚至有时她们看起来似乎忘记自己在镜头前。虽然沉默不语，她们肯定不想待在那里，悲哀和筋疲力尽写在她们的脸上。”2012年8月，在发布于著名科技新闻博客网站Gizmodo上一篇名为《卖身契，洗钱与巨款》的报道中，独立新闻撰稿人西蒙·比德尔惊诧地发现，在网络色情视频女郎这个被认为是最容易赚取到“快钱”的灰色行业中，大多数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从业者的境况非常糟糕，“一天的大多时候，她们都坐在临时搭建的在线房间里，保持赤裸裸的状态一天以作为吸引注意力的方式。作为网络摄像机模特在工作室里干活，就像是把野兽关进笼子里……你必须工作许多个小时，你没有合法的工作文件，还有性骚扰……”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位于东欧某间地下室中的视频女郎，抑或是华尔街摩天大楼中的金融才俊、东南亚服装血汗工厂中的计件工人，大部分位于全球经济秩序中不同位置的劳动者，不管他们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等级如何，都在饱受一种病痛的折磨职业倦怠（Professional Burnout）。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弗洛登博格的著作《倦怠成功的高昂代价及其对策》，被认为是第一部系统探索职业倦怠的表征及其成因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阐明这种最初特指医护辅助行业中常见、由过劳导致的疲怠，将不可避免地戕害后工业社会中大部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并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用最通俗易懂的话来说，职业倦怠即是一种由工作无限膨胀与挫折引发的情感精神与体能上的入不敷出感。《工作是否在摧毁你》的作者、心理学家大卫·波森说：倦怠会摧毁你每一样能力，短期记忆、正面乐观的态度、统筹、判断与推理能力。上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汀·马斯拉奇（ChristinaMaslach）制定了权威的马斯拉奇职业倦怠测试问卷，并将职业倦怠详细拆分为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2002至2007年，英、美、丹麦、加拿大等七个西方发达国家在一项针对19万名办公室白领、医护人员、教师与一线产业工人的心理调查后发现，受测试者中的职业倦怠发病率在3%至30%之间，加拿大知名非政府政策研究机构CPRN2003年发布的统计表明，该国每年因职业倦怠以及其他心理问题造成的病休、旷工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35亿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倦怠是工业革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公司成为超越国界范围的生产与营销聚合体，被誉为公司管理大师的彼得·德鲁克，就曾将管理的职能直接简化为“创造顾客和创新”。为此他提出了绩效考核、末位淘汰的方法，从而奠定了现代企业管理中至高无上的工具理性。劳动者被泯灭了人性与自由精神，并被裁剪为一个个位置功能不同的模块或者零部件；反过来，消费社会所强调的蜂群意识，更限制了我们摆脱倦怠的手段与冲动：即在经济理性道德控制一切的情况下，我们越来越坚信我们在职业工作上的奉献一定会有重大、明显的可量化的回报，从而获得某种强制力，压倒了家庭与自我身心健康的需要。
无可讳言的是，虽然“职业倦怠”现象肇始于现代化工业国家，但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普遍存在的性别与年龄歧视、不完全的劳动立法、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全球不公正经济与贸易秩序导致的低薪酬、动荡的社会价值观叠加在一起，劳动者必须承受更多的紧迫压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出台的一份全球劳动者生存状况报告，全球26%的职业可以被归入高心理压力工作类，而其中75%、多达24亿的全球劳动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80%以上处于中小型企业或者家庭工厂，缺乏健全的劳动保护，包括精神问题在内的各种职业疾病与工伤，损耗了全球经济生产总额的大约4%。
2004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曾出台了一份中国工作倦怠调查报告，在调查中，全国共有4000名在职劳动者在线填写了马斯拉奇职业倦怠问卷，结果显示35%、32%与45%的被调查者拥有情绪耗竭、无效感与非人性化指数，至少有40%左右的被调查者可以被归入职业倦怠综合征患者行列，其中认为“在工作中不能得到自我提升”、工作缺乏挑战性、职业负担过重的比例分别达到20.9%、40.7%、76.6%。在各种职业里，市场营销，客服以及研发（R&D）部门是职业倦怠高发的“重灾区”，发病率分别高达28.5%、25%与22.2%。而另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是，全国拥有心理治疗师资格、能够给病人开出有效处方、签过职业保密协议的心理咨询从业者不过400多人，大部分劳动者都还抱着一个陈旧的观念，即职业倦怠是个人工作效率低下与意志力脆弱所导致的私人问题，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负面隐私，只要自己一天没有崩溃，这些内心的沉重负担与隐痛就不能被家人、同事或者专业心理治疗者知晓。
“企业应该让职业倦怠消除，成为一项整体计划，与员工密切相关，解决方案应该与其他有关矛盾同样适用，形成持续不断的流程。”这是克里斯汀·马斯拉奇在那本《职业倦怠的真相》中提出的口号。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足够“酷”的新型创新技术企业，才能够负担起慷慨而激进的改革方案：例如Facebook于2011年9月公布的内部激励项目“Hackamonth”，此项目与其他公司的制度化倦怠预防策略；谷歌的20%时间计划非常相似，该项目允许一些工程师离开自己的团队去开展自己选择的项目，在同一项目工作了超过一年的工程师可以申请Hackamonths，此举的目标是防止员工倦怠，保持旺盛的创新与竞争意识。
在就业大环境缺乏变革活力的大背景下，社会心理学家和精神健康学所能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大多集中于预防和疏导，职场心理学专家、医学博士加里布艾尔·科拉（GabyCora）给我们的建议是，每天至少30分钟的有氧运动，并在短时间内完全从日常工作中抽离出来，首先要确保自己远离那些将自己拖入低谷的东西，培养健康的业余爱好。“鉴于大约75%的办公室上班族在8小时之外依旧要处理公司事务，你首先要学会在休息时间保持不插电状态，避免工作时间的压力走到你的餐桌和卧室，以及度假胜地去，在适当范围内，关掉你的手机，停止无休止地刷新电子邮箱。”科拉告诉我们，“其次，你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整理术，将手头所有的事情区分轻急缓重，避免自己陷入多线程同时处理状态，并警醒那些身体健康上的微小信号，头疼、僵硬的颈椎与双肩、过于频繁的夜醒，不要羞于求助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在其他辅助方案之中，还包括“正念减压”在办公室闲暇时间冥想，拉伸身体，以及“自我审视”。一些职业运动员很早就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包括观看自己在比赛中发挥失常的录像回放，大脑中与悲伤有关的区域的活动减弱，帮助管理情绪的区域活动增强。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米德兰的陶氏化学公司（DowChemicalCo.），研究人员让员工们参与测试了一个持续七周的正念减压项目，90名经理、管理人员和制造厂的工人通过每周一小时的网络会议、练习册和在线练习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些企业员工接受的训练要求他们正视，接受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
当然，大多数社会学心理专家与神经学病理专家认为这些只是权宜之计，当上级主管在你耳边咆哮，客户在电话里发出一连串的投诉与质疑，而你还有好几个项目即将在未来24小时之内要求完结并进行汇报时，无论绿色植物、冥想还是拉伸，会即刻变得毫无作用，能够从中逃脱的，似乎只有少数幸运和睿智者。约翰·厄普代克在《乡关何处》中曾悲观地将辛劳而麻木的劳动者比喻为夏末拥挤在废纸搭的蜂巢里、迟钝倦怠的黄蜂，对于黄蜂而言，如何努力将桎梏自己的蜂巢，努力改建为拥有归属感的家园，并从中寻找到劳动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