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介绍
《霍乱时期的爱情》创作的直接起源，是马尔克斯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一对来到四十年前的故地，重温蜜月旅行的老人，竟被载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浆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带的钱。他们是一对秘密情人，四十年来一直一起度假，但各自都有幸福而稳定的婚姻，而且子孙满堂气这个故事与父母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杂糅在一起，为作家笔下的虚构小说奠定了时间跨度与张力结构，但是，马尔克斯更为重要的创作契机源自于他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对拉美文化的认识。
马尔克斯在小说创作期间，曾多次同自己的父母进行过交谈，他是在计划写一部反映他们生活的小说。故事是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开始的。他的父亲加夫列尔·埃里希奥·加西亚·马丁内斯是一个报务员、诗人和小提琴者，在他所属的阶级里，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年轻人，就像小说里的弗洛伦蒂诺一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年迈的马尔克斯上校家里，并且爱上了上校的女儿。1925年3月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马尔克斯上校家一颗扁桃树的绿阴下，他向这位叫做路易莎的漂亮姑娘透露了心迹，说自己因她而睡不着，他心里没有别的女人，一定要娶她为妻，甚至要即刻和她成亲;只给她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时间。
然而姑娘未能做出任何回答，因为在这时候她的姑妈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阿·梅希亚朝扁桃树下走来。她即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姑妈的原型。加夫列尔·埃里希奥给她取了一个“刻尔柏洛斯”的绰号，因为她形影不离地看着外甥女，成了所有想追求路易莎的小伙子的灾星。但路易莎最终还是偷偷答应了加夫列尔·埃里希奥的求婚。
得知女儿私定终身，马尔克斯上校气得不许报务员再登自己的家门。但这对年轻的情侣想尽一切办法保持联系。报务员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在窗下为爱人演奏小夜曲——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费尔米娜·达萨所做的那样。路易莎的双亲觉得只有遥远的距离才能连根铲除年轻人炽热的恋情。于是就像小说中的洛伦索·达萨那样举家搬迁。但是，加夫列尔·埃里希奥没有服输。他定下了更为高明的策略，在路易莎沿途经过的城镇的报务员们的配合下，两人通过电报进行密切联系。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不用再多举例证了，正是加夫列尔·埃里希奥的爱情故事，六十年后启发他的儿子创作出《霍乱时期的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即使原封不动，也是可读性非常强的文学作品。但马尔克斯并不就此止步，他又加入了另外一些人的爱情故事%包括他自己的爱情故事。
霍乱时期的爱情作品赏析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爱情”、“情爱”、“性爱”并没有明显的区分。马尔克斯的书里很少出现“性”这个具体的字眼，他习惯使用的是“仰慕”、“爱”之类的抽象字眼。这种用法，让爱与性在他那里似乎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关系含混复杂。在马尔克斯看来，爱和性显然不应该截然分开。这符合现代人们对爱情的认识。也因此给马尔克斯书写爱情题材时所带来一种特别的味道，一种或许受到诱惑的感觉。
小说以阿里萨和费尔米娜之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爱情作为主线，不失时机地将其他多种爱情磨练成珠，穿缀于这条主线上。“野心勃勃”的马尔克斯恨不能将人世 间的种种爱情“一网打尽”。不少的爱情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不过，几乎是出现在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被作者系上了“爱情”的红线。这里有阿莫乌尔的隐蔽的爱情，但却“不止一次体验到了刹那间爆发的幸福”、有阿里萨父亲那石破天惊的宣言：“我对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有阿里萨许许多多的朝露之情、有乌尔比诺和林奇小姐之间羞涩而大胆的爱……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形态各异，“真挚火热”的情感内核却都是一样的。有评论家精辟地说：“它堪称是一部充满啼哭、叹息、渴望、挫折、不幸、欢乐和极度兴奋的爱情教科书。”作家借此认真思考了情爱心理、性爱心理以及老年人心理。小说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爱情的多种可能性;真正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于：涉言不多，而“爱情”的诸般特色轻易皆呈。这得益于作家透视爱情及人性的犀利眼光——由于这种眼光，作家三言两语就切中了诸种爱情的“要害”。我们在《百年孤独》中已经领教了作家的这种本领，书中对雷蓓卡、梅梅、阿玛兰塔等人的爱情的描写就能很好地反映这一点：此种本领在描绘费尔米娜与阿里萨、费尔米娜与乌尔比诺的爱情时尤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光阴里，阿里萨在数不清的女性肉体上寻找和迷失，尽管他在内心说“心房比婊子旅店里的房间更多”，但那些心房的墙壁可以轻易酥塌，于是那阔大的心房里装着的又只是“戴王冠的仙女”费尔米娜了。他固执地以为他最终能与她结合。可是，对阿里萨来说，那难以实现的爱情又并非牢笼，他的意志在爱情的苦海中自由戏耍，甚至没有顾及到可能沉没的危险。可敬的上帝制造了他的本能，却对他这种悬于本能之上的“爱情”无可奈何，甚至会感到受了威胁。
费尔米娜与乌尔比诺之间又是另一类的爱情，它如溪水般平静、迟缓却偶有跌宕。相对费尔米娜与阿里萨的爱情，或许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的世俗的东西。但作家并没有对它加以否定;恰恰相反，老马尔克斯甚至把“幸福”这样的字眼用到了上面。在“爱情”与“婚姻”的叠合、交错中，作家认为“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马尔克斯还说过：“男女双方的结合，如同整个生活历程一样，是一件极其难以处理的事情，它必须从最初的时刻天天开始，而且必须在有生之年天天如此。”(《番石榴瓢香》，第25页)这是一种有收敛的爱情，要想让它细水长流，就必须做出相当的努力乃至学习。不过，费尔米娜与乌尔比诺并没有把作家的谨慎告诫放在心上：两人的爱情虽被作家安排在这个模式下，但并没有进入自觉状态，远未达到作家所希望的那种境界。
显然，阿里萨、乌尔比诺所代表的是两种有很大差距的爱情;前者是激情的也毋宁说是带有幻想性质的;后者是理智的也毋宁说是带有世俗性质的。两者之间，并未见作家有多少倾斜。其实，这两种爱情恰恰是作家两个精神层面的体现——老马尔克斯既充满激情与活力(文学家之个性)，又有一颗世俗的平常心(人之共性)。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琐屑与高尚、变幻与永恒、平淡与传奇、肉欲与灵欲、理智与激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人难以给“爱情”以明确定义以及种类之划分，这是爱情的魅力，恰也是小说的伟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