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特蕾莎的爱情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被译到中国以后，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热潮。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轻与重、灵与肉、媚俗思想等存在主义范畴内容和对人称变换、复调、幽默等艺术形式的研究上。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学者对昆德拉的作品的认识和思考，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在仔细分析特蕾莎命运的基础上对其爱情的必然性和悲剧性进行分析和判断。本文试图运用细节分析法，对特蕾莎的生活环境和心理活动进行具体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特蕾莎所持有的灵肉观进行评判，从而得出特蕾莎的爱情是在灵与肉的不可调和的两重性中深深挣扎的最沉重的爱情这一结论。
一、与生俱来的犯罪感
首先我们从特蕾莎的身世说起。毫无疑问，特蕾莎的母亲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足够吸引到九个各有所长的男人向她求婚。她矜持地看护着自己的胴体，却不想因为那个最具男子气概的男子做爱时没有采取措施并且事后也没有找大夫给她做人流而不得不嫁给他。在母亲给特蕾莎灌输的观念中，这荒唐透顶的婚姻的罪魁祸首就是特蕾莎，而自己“马拉松式的不幸人生”也是从特蕾莎开始。特蕾莎潜意识里接受了母亲的这一指责，她所体验的犯罪感正如同基督教传说中的“原罪”一般，与生俱来且洗脱不掉。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为了弥补这个罪过，她什么事都做”。
另一方面，母亲的无羞耻心带给特蕾莎更大的耻辱。特蕾莎清楚地知道，母亲是想用“自我毁灭的粗俗之举”来表达对当初决定的后悔和对现今生活的不满，因为自己的存在就是母亲一切粗俗动作的开始和延续。母亲赤身裸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母亲当着众人放屁、母亲在饭桌上念自己的日记......这一切一切都是要告诉特蕾莎：这是一个没有羞耻的世界，所有的肉体相像，灵魂无法被肉眼所见。
特蕾莎因为自己的母亲蒙受着巨大的羞耻，可是由于与生俱来的犯罪感让她无从反抗，她只能在潜意识中进行自我追求，而她的追求，集中体现为对母亲灵肉观点的驳斥，对个体灵魂的追求。我们看到她有一个怪癖，即长久地站在镜子前注视自己，渴望着自己的灵魂从与粗俗不堪的母亲相像的肉体中挣扎出来，在她看来，这过程能摆脱她与母亲的相像性，确认自己不单单是母亲生命的延续，更是有思想有主见的自己的存在。可见，她在潜意识里极力反对母亲就灵与肉关系灌输给自己的认识，她坚信，灵魂永远凌驾在肉体之上，而与她邂逅的托马斯，正是让她确信这一观点之人。
二、理想主义的宿命观
特蕾莎身上所持有的理想主义的宿命观使她的灵魂被深深打动，让她在与托马斯的相遇中情难自禁，陷入爱情的漩涡。
当特蕾莎初遇托马斯时，她正在一群酒鬼中间穿梭，她的肉体被身世和生活这一沉重的负担压着，她的灵魂也蜷缩在体内无法伸展。托马斯叫唤她的时刻即是爱情产生的时刻。托马斯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喝酒的人，如果说他与周围的酒鬼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大概是他是独自喝酒以至于没有发出酒鬼们骂骂咧咧的脏话及其桌子上放的一本书。特蕾莎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她为家庭放弃升学的机会，但是仍从图书馆借来许多书进行阅读。书本在她眼中不单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被赋予了帮助自己脱离低俗家庭、实现“出人头地”愿望的灵魂寄托。而托马斯带来的这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确认一个秘密兄弟会的暗号”。对特蕾莎来说，此时此刻，她体验到了自己照镜子时产生的那种灵魂叫嚣着冲出肉体的快感。这一快感不是由于长时间照镜子而强制性地产生，而是由于面前这个陌生人的谦和的举止和有礼的言语产生。毫无疑问，特蕾莎陷入爱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小说还强调，广播里播放着贝多芬的音乐。特蕾莎听音乐会的那场经历使她直接把贝多芬与自己所渴望到达的那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在那里，她受到尊重，不再畏缩，获得自我。这对特蕾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的女子来说，足够是上帝的暗示了，“小鸟儿一起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肩头”，她告诉自己：这个陌生人注定会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并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于是，特蕾莎给了托马斯关于六点下班的精妙暗示，并在发现托马斯懂得自己暗示的时候迅速判断出，他们的灵魂间存在共鸣，他们属于同一个世界，他们值得分享世界上最深沉的爱情。
由此可见，特蕾莎的灵魂与她的爱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用她悸动的灵魂宣告她爱情的到来。我们看到，她的爱情由联想产生，书、贝多芬的音乐、六号、黄色长凳等，这一系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客观事物由她的想象连结而成，这些偶然在她眼中出现了组合成必然的征兆。由这些事物，她认定自己遇上了契合的命中注定，灵魂被唤醒，或者说是，灵魂被唤醒从而判断托马斯是自己爱情的主宰。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灵魂对肉体的胜利使有着理想主义爱情观的特蕾莎确定了自己的宿命，并获得了“离家出走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之后，她找到了托马斯，托马斯也在“危险的隐喻”中爱上她，他们确定了彼此的爱情。
三、软弱无力的依附性
特蕾莎是软弱的，她对托马斯的爱情也是软弱的，因此她和她的爱情完全依附于托马斯而存在，并且由于其灵魂的软弱性无法改变托马斯的情欲观，同时也无法逃离托马斯的世界，只能承受着爱情中最最沉重的“嫉妒的负担”。
1、特蕾莎光怪陆离的梦境昭示了自己的软弱，是对托马斯性生活的极大控诉，她告诉托马斯自己的梦境是为了激起托马斯的负罪感与同情心，来保卫自己的软弱与爱情，更好地依附于他而存在。在特蕾莎的梦中，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是对母亲所说的肉体一模一样无从遮羞的验证，而自己也同行尸走肉般游走在这一群女人中间，这更是对自己灵魂必须独立存在凌驾于肉体之上的观点的驳斥，托马斯拿着枪决定着生杀大权是特蕾莎对其是上帝般的主宰者身份的清晰认识。正是因为肉体足够脆弱且与众无异，灵魂无法在梦境中显现，特蕾莎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托马斯的爱欲分离的生活的控诉才能够主观地表现出来。托马斯的欲望，不仅仅是对特蕾莎爱情的挑战，更是对特蕾莎生活信念和灵魂的挑战。
2、面对和托马斯之间的爱情，特蕾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但与此同时，她沉醉于自己的软弱，她明白自己别无他法更无力逃脱。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结结巴巴的演讲曾经让她憎恶并逃离自己软弱的国家，而她最终不再蔑视并且深深理解，因为最终“她明白她属于那些弱者，属于弱者的阵营，属于弱者的国家“。同是弱者，谁又比谁好到哪去呢?但是与杜布切克截然不同的是，杜布切克是感到自我耻辱的软弱，而特蕾莎由于过分软弱竟被自己的软弱所吸引，沉浸在软弱中。她的软弱不是单纯意义上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而是把身心寄托在一个男子上的完全的依附，连工作都只是在他身边生活的一种手段了，可见她是用全部忠诚和灵魂维护着她的爱情。
3、特蕾莎无法摆脱自己的对托马斯的依附，她的那些“反抗”只是表面形式，是她想把托马斯拽得更紧的表现，这更揭露了她的软弱。母亲称病时特蕾莎曾一心想要回去，这是她最初面对托马斯众多的性友谊和意识到自己强烈的嫉妒心时虚弱无助的反抗之举。当她知道母亲没得病自己没理由离开时，她时刻发晕即将摔到。这是她认识到自己不是真正想离开托马斯的心理活动的外化。换句话说，她存在在托马斯的存在。之后还有一次所谓的“反抗”，即特蕾莎带着卡列宁回布拉格，因为一些琐事把行程一拖再拖，直到托马斯回来找到她，小说告诉我们这是“她一直在等他”。正是因为足够的软弱，她才会挣扎着出走，希望能借此收敛他的情欲。 可见，她的出走，是自己对托马斯爱的灵魂无法战胜其他女人对托马斯的肉体的诱惑的一种虚弱的挣扎，是一种更无力的软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依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特蕾莎认为，人类有灵魂存在，灵魂是可知可感的;肉体相似但灵魂绝对不同，灵魂重于肉体存在;在爱情中最完满的境界是灵肉合一。在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讲到特蕾莎在与托马斯做爱时，大声地喊叫，这是为了“让感官迟钝，使它们无法去注视、去倾听。”从而“消除一切矛盾，消除肉体与灵魂的两重性，甚或消除时间”。这是较为直观的说明特蕾莎对灵与肉两者关系认识的一句话。
一方面，特蕾莎之所以对托马斯产生爱情，带着一定的否认母亲和平庸生活的色彩，是对自身罪恶感的一种逃离，带着一定的理想主义的宿命观，把托马斯当成自己灵魂的主人。这与她的灵与肉的观点相吻合，她的行动受到了自己思想的支配。这是她主动发出的对爱情的追寻。另一方面，托马斯认为爱与欲是可以分开的，与一个女人做爱和与一个女人共眠截然不同，因此他无法放弃自己的性友谊。但他的妻子特蕾莎却无法接受，并在她亲身的经历中发现随时可能会爱上与自己发生关系的那一个人，因此，她无法接受丈夫的性友谊，无法承担丈夫随时会爱上另一个人的风险。
她发现，自己的灵肉观已经失效，并非每个人每个时刻灵魂都能在肉体之上俯瞰这个世界。自她出生开始，灵与肉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就对她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影响。又因为自身灵魂的软弱，从而无法逃离情感深处对托马斯的依赖。因此，特蕾莎的爱情在灵与肉不可调和的两重性之间挣扎，构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最沉重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