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人民的名义》读后感(一)
近读周梅森的长篇新作《人民的名义》，并观看了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同名话剧，感触颇深。他的作品，并不纠结于腐败事件本身，也不只写“打虎”的英雄人物，而是以官员涉贪为线索，公权私用为由头，揭示权力运作中的某些畸态，官场文化的某些霉变，进而察观“人民”名义的虚与实，拷问人性深处的恶与善。这样的作品直面政坛现实，主写政界事务，直击官场生态，塑造官员形象，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小说。
在这部作品里，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在调查一桩特大贪腐案件时遭遇车祸，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引子，它相继引来的，是踌躇满志的新任反贪局长侯亮平的临危受命，是居心叵测的公安厅长祁同伟的如坐针毡，是心怀鬼胎的省委副书记高育良的惴惴不安，以及省会京州市政坛的暗流涌动。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虎口拔牙的战斗，由此拉开了序幕。
饶有意味的是，侯亮平要处理高育良的前秘书陈清泉前去向其汇报时，高育良言之凿凿地说道：“我们的人民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而当高育良败露之后，面对最后来看他的侯亮平，还放言高论：“为官者就得心正，心正则心安，心安则平安。”“公生明，明生廉。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人民”二字他挂在嘴边，脱口而来，但并未真正走心、入心，只是弄权上位的广告词和争权夺利的遮羞布。这也说明，为官者尤其是高育良这样的高官、祁同伟这样的官员既不幼稚，也不糊涂，他们是明明白白地糊弄人民，清清楚楚地谋取私利。而因为他们脸上戴了光鲜的面具，嘴上讲着正确的大话，人们既难以看得清楚，也难以很快识破。而这种既有官位保驾，又有大话包装的贪官，是最为有害的，也是最为可怕的。
《人民的名义》所揭示的由各种关系所维系，由各种力量所推导的官场生活，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汉东省与京州市而言，这里既有政法系，又有秘书系，还有赵家帮、奸商帮，等等。这些派系与帮派的存在，既使官场政治生活更显波谲云诡，又使反腐斗争加倍复杂。而长期浸淫于官场，又会有种种诱惑引诱人。正如高育良自己说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浩浩荡荡，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其中，有人因为自身的努力幸运地站在潮头之上，潮头之上风光无限，诱惑无限，但也风险无限，就看你如何把握。”有的人站住了，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前行了，有的人后退了。差异与分别，正在于人性的放纵与持守，信仰的放弃与坚守。对祁同伟、高育良而言，官场就是魅惑人的名利场，在这里可以结党营私，自谋私利，而对陈岩石、侯亮平来说，官场就是一个冶炼人的大熔炉，在这里可以百炼成钢，更为坚强。两类人物，两种选择，两种结局，真正的试金石与分水岭，仍然是“人民”。那就是，是把“人民”作为名义挂在嘴上，还是把“人民”作为依托放在心上。而侯亮平与祁同伟、高育良等人的不同命运结局也告诉人们，真心实意为人民的，人民始终是其坚强的后盾;而虚与委蛇人民的，人民终究会将其唾弃。
由贪腐事件和“带病”官员为标本，来深入探悉政治生态现状，发掘其中的痼疾所在，并对不同政治选择背后的人生理念进行辨析，让人们在认识现实政治的同时，反观人生，反思人性，反求诸己，这应该是《人民的名义》的真正价值所在。正是在写出当下官场领域的政治生态，以及官场人物各自心态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不仅有力地超越了一般的反腐题材作品，也把当下政治小说的写作水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小说《人民的名义》读后感(二)
历时八年，六易其稿，周梅森终于在新年到来之际为读者奉献出了他的又一部政治小说《人民的名义》。对这部新作，可以言说者甚多。我以为它首先为我们如何提高主旋律文学作品的创作水平提供了丰富、新颖而有效的经验。毋庸讳言，我们的主旋律文学创作确实不太尽如人意，许多生活中非常感人的人与故事一旦搬进了文学作品便味同嚼蜡，许多被民众共同关注令人振奋的重大主题到了文学作品中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重量、魅力与深度。时间一长，读者对主旋律文学创作似乎越来越失去耐心和信心，既不叫好，更不叫座。
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关键是我们的许多作家没有将主旋律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来对待。不管主题如何重大，题材如何重要，都要按照文学的规律来创作，不管哪一类作品，只有具备了文学的优秀品质，它才会得到读者的喜爱，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旋律并不享有非审美的豁免权。
《人民的名义》可以说再主旋律不过了，作品彰显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的主题，传达的是人民呼唤公平正义、风清气正的强烈愿望，契合的是当下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但是，周梅森带来的是让读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是环环相扣、戏中有戏的连台大戏，是性格丰满而独特的人物，是下到底层劳动者，上到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商界、企业、金融，以及社会灰色地带的各色人等，是现实的浮世绘，是时代的众生相。作品以一个省域为故事空间，并以其政治生活为主要的故事内容，以重大腐败案件的侦查为故事动力，层层推进，抽丝剥茧，不断将故事推向高潮。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惊心动魄，而且对当今中国的复杂的政治生态、多样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对当前社会主体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满足了读者审美需要，给人们带来了酣畅的精神享受和富于挑战的理性思考。
所以，我认为这部作品不能仅仅从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上进行评价，它同时对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启示。不能不说，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种“轻质”的“小长篇”似乎渐渐成为主流。这些长篇多以日常的局部生活为背景，人物少，人物关系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戏剧冲突，主题也大都以一些小情感、小忧伤为主。传统长篇那种深刻的主题、重大的题材、宏阔的场景、众多的人物、激烈的冲突和汪洋恣肆的语言不再是主流。我们当然知道，长篇需要发展，但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传统为前提，不能以抛弃长篇艺术的多样化为代价。当长篇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时，我们在长篇中便难以看到时代的潮流，难以感受到时代的精神和思想的光辉。而许多长篇的艺术手法也渐渐流失，包括人物塑造的方法、复杂的结构营造、戏剧性冲突的设计技巧等等都稀有传承。现在的长篇似乎不需要生活的积累与艺术的修为，许多年轻作家上手就来，门槛变得越来越低。这样的局面如果成为主流，长篇小说将难以完成本来的文化功能，变得徒有其名。这时候就可以看出周梅森这批作家的力量了。就以《人民的名义》来说，它对时代的呼应，它对现实的批判勇气，足以鼓荡起人们的豪情，满足人们对社会巨大的思考量，而其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刻划，包括对许多小人物的精雕细刻，都使得文学人物的画廊不断增量，而对侯亮平等人物的塑造，使久违的英雄式形象得以回归，从而复活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审美情结。与之相对应，以英雄人物为引领，对社会全景式的反映和富有哲学意味的反思使得长篇小说再次显露出史诗的光芒，这无疑是一种崇高的美。
文学有其审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但艺术观念的进步应该使我们对文学的进程有更自觉的思考和积极的应对，仅以长篇制作来说，轻重并重才是其多样化的发展之道。我们当从这个高度来估量《人民的名义》这类作品的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