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回到莽原》
中国民族自卫的烽火，照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三个多月以来，枪炮不分昼夜地吼叫，鲜血染红了大江南北的沃野。日本“皇军”每天都派出大队的飞机，对一切没有军事意义的城市施行轰炸，把手无寸铁的平民当作袭击的对象。
对这种暴行，9月24日的伦敦《News—Chronicle》日报发出一个惊心怵目的警告：
我们是回到莽原里来了。中国今日的惨痛，明天就要轮到欧洲，除非我们自己动起来。
日本室伏高信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理由，提出了战争的宿命论。他说： “我们是面对面地站在这现实的面前，同时没有一条路可以从这现实里解放出来。世界正被赶向战争一边去，无论那个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都拿这历史的必然没有办法。” 因为是宿命，于是悍然向一个和平的国家进攻了。因为是宿命，于是残杀平民，轰炸难民列车等等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暴行发生了。因为是宿命，所有维护和平与正义的条约，被撕得粉碎了。
但是谁都知道，以武力统治东亚，征服世界，是日本一贯的国策，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宿命论的现实基础。
因为要征服，这就要迫使人类回到莽原，把文明踩在脚下，着意摧残代表人类进步的文化。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日本侵略者仇视文化是一贯的。凡是被 “皇军” 占领的地方，就会变成浪人、匪棍、海洛英和白面的世界。报馆的印刷机从此寂然无声; 所有的书籍杂志，都被搜去堆成山丘，加以焚毁; 幸而逃脱了搜查的，人们也会自动送到屋角里悄悄地火化，因为在那里，知识阶级就是“抗日分子” 的别名，而书籍又是知识阶级的铁证。
在“皇军” 的势力范围内，毫无例外地会有千百的作家，新闻记者，学生，受尽非刑之后被杀戮，连天真无知的小学生也不能幸免。
在“皇军” 的飞机所到之区，许多的学校、图书馆和其它的文化教育机关，就免不了成为轰炸的目标。
1932年 “一·二八”上海战争中，中国藏书最多的东方图书馆和规模最大的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在日军的轰炸下摧毁了，在烛天的火光下，古今中外无数学者作家用毕生心血所凝成的作品，都化为片片的纸灰，蝴蝶般在上海全市和近郊十数里内的上空，整整飞舞了三四昼夜，路人的头发也几乎变白了。接着是轰炸几所阒焉无人的大学。
从卢沟桥事变到 “八一三” 抗战爆发，日本空军更加活跃了。他们除了袭击贫民，火力就集中在对教育文化机关的破坏。上海一隅，根据社会局以10月15日为止的调查结果，包括战区和非战区域，统计被摧残的已经有大学十四所; 中学二十七所; 小学四十四所; 博物院、图书馆、体育场等社会教育机关八处，可以约略估计的经济上的损失，总数已经有将近二千万元之巨! 至于全国大学校被摧毁的数字，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 总计在天津、河北、保定、上海、南京、南昌、广州等地，一共有二十三所著名的学府。北平各大学侥幸没有被炸毁，却都遭受 “皇军” 的劫掠和盘踞，那里所有的中学校和小学校，多数停顿了，为的是不愿意再授经过日本浪人篡改过的教科书，那种荒谬绝伦的奴隶教育。——新近有些学校被强迫开校，但各校的学生，无缘无故地失了踪的，却每天都有。
我们只要想一想： 在这种情形底下，有多少青年和学童失去了教育，多少青年和学童无端受杀害，——那些人类的中坚，未来世界的嫩芽! 别的就不用说了。
最令人愤怒的，是他们所加于中国文化人的特殊待遇。
“九一八”之役，日本以武力侵占了沈阳以后，大规模的屠杀就接着开始，难民的血浸湿了街道，溅满了南满铁路的铁轨，凡在难民中看出有些知识分子模样的，就特别加以拘禁，施以种种酷毒的刑罚，有许多是被剥光了衣服，倒挂在电杆木上，从鼻孔里灌进煤油去，最后混身浇上煤油，用火活活的烧死。至于割去耳朵，鼻子，慢慢的折磨到后来，终于加以杀害，已经是最 “文明” 的办法了。从“九一八” 到 “八一三”，历次的中日冲突中，他们都是这样做的。被他们所强占的地方，成群地活埋的也有。——是前年吧? “满洲国” 的一个教育行政官，因为被发觉有抗日嫌疑，就牵涉了一百多个知识分子，活活的埋葬在一个土坑里面。这些人在临死以前，却勇敢地喊出了 “中华民国万岁” 的口号。
北平在日军一面谈判，一面进兵的政策底下失守，于是我们许多的作家、教授、学生，立刻堕入了黑暗的人间地狱。许多人冒了大险，化装着企图从严密的监视中南下，侥幸的，带着个光光的身子在炮火中流亡去了; 有的却就在车站上被日军鹰犬盘查之下，捉了去，从此再没有下落。最近传来的消息，北平清华大学也遭遇了一次横暴的搜捕，一起捕去的大学生有二十八人之多，至今生死不明，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 (美国人) 向日方交涉，得到的答复是： “在太阳旗底下，日军有处置任何国家人民的权利。”燕京学生是中国人，日本人自然有绝对的生杀之权。
这也是不久以前的事： 日本飞机飞到杭州，没有轰炸什么飞机场和铁路，只向一个小学校作了一次勇猛的扫射，几十个天真烂漫的小学生，都在轧轧的机关枪声底下，倒卧在血泊之中。
他们憎恨文化，就像枭鸟畏惧光明一样。就在日本本国的文化界，也正在厉行着禁锢与重压的 “德政”!
他们所要的只是军器，炸弹，毒瓦斯。他们允许存在的，只有军部所豢养的变节的文人，和专门以鼓动民众作炮灰为职志的暴君文化。
室伏高信的宿命论把血腥污秽的黩武主义化装得庄严无比; 林房雄疯狂似的宣言要去轰炸莫斯科，要投笔从戎，来杀中国人; 作为社会的科学主义者的山川均，简直就成了一个无赖。他们咒诅和平主义及反战主义，举世爱戴的罗曼·罗兰，也受到他们粗暴的非难。他们抱定宗旨，要使历史逆转，把人类赶回莽原去。
另一面，比较理智清明的日本文化人，却陷入了比中世纪的罗马更为黑暗的境地。
法西斯少壮军人的高压，思想和言论的统制，马蝗般钉着人的日本警察的监视，稍稍带一点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和作家，连比较自在的呼吸也没有了。军部还要派人威胁利诱，强迫发表反华和拥护侵略的文字，有不愿意的，接着就无端地被暗杀，无端被逮捕下狱，又在黑夜的密室中，被暗暗的处死。进步作家如中野重治，如久板荣二郎等，都已在9月份被捕; 人道主义者的矢崎弹，也因为曾经和中国的作家王统照、胡风有过交往而被捕了。一个报纸上不准确的统计： 从上海战事发生以后，相继遭遇到这种虐待的大学教授、学生、作家等等，至少已经有四五百人。
然而酷虐的程度还不只此。
中国的无数儿童，在战区与后方，有的被残杀，有的失去了家，失去了父母，变成街头的流浪儿。在日本，十五岁以上的少年，都在所谓“祖国爱” 的名义下被征调，送上前线，让无情的炮火去摧毁他们稚弱的生命。战争的影响同样使日本人民沦入生活的惨境，在小学校里饿着肚子读书的 “缺食儿童”，据10月9日的统计，全府就有七千零三十四名，他们中间多数是孤儿，因为他们的父亲被送到中国来，却遇着坚强的抵抗，在战线上作了异域的游魂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他们被冤里冤枉地牺牲了的兵士，死而有知，也要对他们的军阀发出怨愤的控诉吧?
但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却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片田野中间，都吼出了同一的声音： 全面抗战，坚持到底! 正如中国的友人，不久以前逝世的巴黎《人道报》主笔保尔·伐扬·古久列先生所说： “许多年以来，我们英勇的中国同志所不倦地呼吁的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在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现代的新万里长城似的耸立了起来!”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侵略者却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为了自卫，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举起了抗战的烽火! 同时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公道，我们举起了反抗的义旗!
我们感谢全世界正直的人士，从遥远的海外给了我们可贵的同情和声援。尤其是文化界，法国作家阿拉贡先生已经在 “援助西班牙文化协会” 之后，组织了 “援助中国文化协会”; 新闻学者、《Le Journal》代表赫尔赛和 《Petit Journal》代表莫仑先生并且已经到中国考察，对中国文化界所受的摧残表示了深深的关切。可是，全世界的文化人，我们热爱正义的朋友，中国还应当向你们控诉，控诉破坏和平的日本强盗，控诉虐杀文化的人类的蟊贼!
一切进步的文化人，都有制裁这种蟊贼的义务! 还不仅是为中国，也为了世界的前途。今年在马德里炮火下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作家大会中，有一个庄严的呼声，是动员一切进步作家，迅速响应苏联人民领袖斯大林的号召： “…… (使) 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是西班牙人民的私事，而是一切先进的与进步的人类的共同事业!” 这个号召，当然同样适用于中国。
中国抵御横暴的决心是坚决的，许多动人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中国空军的青年飞行员，在战斗中，飞机被敌人击中了，用降落伞降下地面，不幸却落在敌人的阵地里，被敌兵包围了。他孤身只影，用手枪勇敢地抗击，打死了许多敌兵，最后剩下一粒子弹，壮烈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兵士在冲锋的时候受着机关枪的扫射，全身被不少子弹所洞穿了，自己竟没有觉得，一直向前冲，等到胜利之后，这才倒下。军医替他动手术，把没有射穿的子弹从皮肉里面取出来。他咬紧牙关，额上涔涔地流下大汗，却没有一声呻吟，看医生取出一粒子弹，就坚决地喊一声“好!”还有一个，中了日本“皇军” 的达姆达姆弹，腿被割去了，因为再也不能重上前线，去和暴敌斗争，就背着人悄悄的自杀。……
这是传奇，胜过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瑰丽的故事，中国的士兵正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创作着——我们值得向侵略者骄傲的杰作!
虽然飞机在到处肆虐，日本首相近卫又曾大言不惭地宣布要将中国打至“屈膝”，不再有战斗的勇气。但现在中国每一个人民却都下了决心： 我们谁都决定要以殉道者的精神，为民族与正义慷慨地献出生命。
我们的儿童虽然在被残杀，被祸害： 但他们却在战争中生长着，受着磨练，将来必然要成为保卫祖国、拥护世界和平的勇敢的斗士，连现在难民收容所里的受难儿童，也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
中国，正在用肉酱壅着泥土，用血液作为肥料，为人类培养自由和平的花朵!
1937.10.23
【鉴赏】 这是一篇篇幅很长而又具有理论深度的，论理与激情兼有的重型杂文。作品写于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而爆发抗日战争才刚刚三个月的时候，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恶、仇恨和轻蔑，都跃然纸上。作者的基本论点是： 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及其战争宿命论的理论，是让人类回到蛮荒的莽原时代，毁灭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完全是野兽的心态和行为。由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室伏高信提出的战争宿命论，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统治东亚、征服世界的一贯国策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日本军队肆意轰炸城市和难民列车，残杀平民百姓，撕毁条约，践踏文明，摧残进步文化。
在上述总论点的涵盖下，文章着重历数和控诉了日本强盗仇恨和摧残文化的种种兽行： 他们焚烧书籍杂志; 对知识分子施行酷刑和杀戮，连小学生也不放过; 学校、图书馆、文化教育机关都是他们轰炸的目标。文章在作了上面的概述以后，又举出了许多的实例、数字，作为强盗罪行的铁证：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战争中，日军就炸毁了中国藏书最多的东方图书馆和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作者激愤地描述道： “在烛天的火光下，古今中外无数学者作家用毕生心血所凝成的作品，都化为片片的纸灰，蝴蝶般在上海全市和近郊十数里内的上空，整整飞舞了三四昼夜，路人的头发也几乎变白了。”接着又轰炸大学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单是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抗战爆发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上海炸毁的就有大学十四所，中学二十七所，小学四十四所，博物院、图书馆等八处。全国至少有二十三所著名学府被摧毁。北平被占领后，大中小学都遭到蹂躏，这是何等令人切齿的兽行!
文章接着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人的特殊残害。凡在难民中见有知识分子模样的，就加以拘捕，灌油火烧，砍耳割鼻，成群活埋 (在 “满洲国”有次就活埋了一百多个知识分子)。至于沦陷敌手的北平的知识分子，情形当然更为惨烈。这些都是禽兽不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反文化反文明的表现，“他们憎恨文化，就像枭鸟畏惧光明一样”。这些军国主义者不仅在被侵略的国家，而且在他们的国内本土也同样地摧残文化。除了他们所豢养的走狗文人及法西斯文人之外，任何进步的文化及文化人都遭到他们无情的镇压和残害。法西斯文人如室伏高信、林房雄、山川均等狂吠叫嚣，“他们抱定宗旨，要使历史逆转，把人类赶回莽原去”。而有理智的日本文化人，却陷进了比中世纪的罗马还要黑暗的境地，连自在的呼吸也没有了，如不愿作帮凶，就会被暗杀、下狱、秘密处死。
然而敌人再凶残，也压不住中国人民正义的反抗和英雄的气概。作品的后部，以很大的篇幅，热情地赞颂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战斗精神和英雄业绩。作者在举出了一个飞行员和两个士兵的动人事迹后说： “这是传奇，胜过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瑰丽的故事。”
作品通篇充满着正义的激愤、高昂的战斗意志和爱憎鲜明的浓烈情感。当时战争刚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恶才刚刚暴露出来，作者面对着敌人的种种罪行，愤怒的感情如山洪暴发，呼啸而出，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不可阻挡。同时又有理智的分析解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野蛮的反文化行径，是回到莽原，是倒退到蛮荒时代的兽行。而中国人民抗战的正义力量，得到全世界人民和正直文化人的支援，终将战胜邪恶。这种昂扬乐观的抗战精神，正如作者在作品末尾用形象的语言所描述的： “中国，正在用肉酱壅着泥土，用血液作为肥料，为人类培养自由和平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