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②（首先从常燕生对作者作品的攻击说起，常燕生“摆出公正脸孔”来判定作者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③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由上文常燕生对作者的作品的攻击联想到其人对作者本人的攻击）。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④：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进而联想到陈西滢曾经对作者的攻击，其手段同出一辙）。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⑤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⑥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以上为作者对此的看法和抒发的感想）。（此段主要叙述作者所受到的各种攻击的情况，也就是作者后文所谓的“四面围剿”，为后文想到如何避免这种情况作铺垫。）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⑦──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此段接上文，叙述有人给作者忠告，提出了避免受到攻击和遭受“四面围剿”的方法，就是“留下几张白纸”，意即中庸守拙、韬光养晦、无所作为，作者却由此“领悟”到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中的“辔头”，此处的“辔头”可理解为核心、要点。）
其口诀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此段即作者“领悟”出的“做古文，做好人”的“辔头”，后文即对此进一步阐释。）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⑧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此段叙述古代学作文的经过。）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⑨，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⑩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此段讲解做古文如何“立意”，看似观点鲜明、论证严密，实际并无明确的看法和思想倾向，也就是作者所谓的“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现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不完）（此段叙述“当下”如何作文立意，作者文章到此并未写完，想来后面还应有关于如何做人“等于一张的白纸”的论述。后文是作者收录本文后，对本文的说明性文字。）
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⑾。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⑿，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⒀，我也就借此偷懒，不再写下去，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此段叙述作者“夜记”类的文章的创作和发表情况。）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⒁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记”，立了这样的题目。大意是想说，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当夜没有做完，睡觉去了。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此段叙述本文的创作缘由、全文的大体意思和后来没有写完和发表的经过。）
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⒂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现在只将这半篇附录在这里，以作柔石的记念。（此段叙述始终没能把这篇文章补写完的原因和把这没有写完的半篇文章收录进文集的原因。）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记
【注释】
①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②常燕生：他是《长夜》的经常撰稿人，在该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越过了阿Q的时代以后》中说：“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后的人。”又说：“鲁迅及其追随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还应该有他相当的位置。”《长夜》，文艺半月刊，国家主义派分子左舜生等主办，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③指常燕生的《挽狂飙》一文。参看《三闲集·吊与贺》。
④陈源的批评法：参看本卷第113页注⑧。
⑤“汲汲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⑥五色旗：参看本卷第58页注④。
⑦刘大杰的文章题为《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刊于《长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文学史家。当时是《长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⑧《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书。《文章作法》，夏丐尊、刘薰宇合编，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⑨“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语见《孟子·梁惠王》，“独夫”原作“一夫”。
⑩“中庸”：语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⑾指收入《三闲集》中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二文。
⑿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十六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迅速传布全国。当时统治日本的江户幕府（1603～1867）害怕教徒联合反抗，于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并用酷刑杀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岛原的天主教徒起义，幕府曾调动十余万军队进行镇压，杀万余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时代的中央军事独裁政权。
⒀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创造月刊》上连续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除掉”鲁迅的“除掉”！》、《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等文，将鲁迅作为“人道主义者”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⒁指上海明日书店。这里所说的杂志，后来没有出版。
⒂“人琴俱亡”：晋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献之（字子敬）的故事，见《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鲁迅作品全集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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