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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 “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 的话了; 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 “圣武”,便好看了。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羽要 “取” 什么呢? 便是取邦所说的 “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 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 “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 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 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析】 这篇随感录作于1919年,发表在1919年5月15日出版的 《新青年》 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署名唐俟。同期发表的还有 《五十六“来了”》、《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五十八 人心很古》 三篇及小说 《药》。
这篇随感录以《“圣武”》为题,指斥了中国人对革命的麻木,任凭封建军阀的宰割而不知为了正义和真理奋起反抗,用热血浇灭军阀混战的烽烟,用自己的骨肉铸起民主、富强的长城,以及大小丈夫们的“最高理想”——“纯粹的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中国也有六朝焚身的和尚,唐朝为求布施无赖砍下胳膊的和尚。即使出了一个谭嗣同、陈天华也并不代表历史,且还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于是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心态:强权暴力来了,人们一是躲避,二是顺受。鲁迅用了一个形象的话来概括,就是“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始终就像躲兵荒一样,挣扎在生命线上。因此就像小说里的一样,张作霖的奉军进关了,在枪烟与炮火中,人们一声 “来了”,便向南跑; 张勋的辫子军荷枪实弹地卷土重来,于是人们又是一声 “来了”,便向北跑。如是往复,便成了中国历史的主体。由此也构成了中国统治者的最高准则,抢得天下便是王。抢天下则靠的是刀与火,也就是“来了”,即 “圣武”。因而一部中国历史竟被这“圣武”的业绩淹没了,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民主科学了,实在是莫大的悲哀。故作者开篇就用冷峻的笔触写道:“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激愤激溢于言表。中国虽有五千年文明,文艺复兴却发祥在意大利,工业革命孕育于英国,十月革命诞生在俄国;而八国联军却开到了北京,圆明园只留下了几根悲壮的石柱。辛亥革命只打倒了一个皇帝,改了一个年号,留下了临时大总统、总理、执政的名词术语。因而作者渴望着,期待着,总有一天打破这“来了”——“圣武”统治的历史,像别国的人民一样,成为有主义的人民,用 “骨肉碰钝了锋刃”,抗拒这 “来了” 的到来。
这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因此他仍处于苦闷的探索战斗中。客观上,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他渴望、憧憬着中国来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创造一个新中国,处于五四前夜的鲁迅,因而只能像《药》中一样,在夏瑜的坟前安放一个花环,留下光明的尾巴。因此,本文中他只能渴望和憧憬,透过十月革命看到中国前途的一线曙光。因而鲁迅在结尾写道:“曙光在头上,不抬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文章以“圣武”为题,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体现了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这种运用反语的辛辣讽刺,比比皆是,如“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等,把那些封建卫道者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行文看,全篇文笔犀利尖刻。以“圣武”为题,从“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入手,将封建卫道者们自豪的“国粹”一一抖落出来,公诸于众,进而赞颂别国 “有主义的人民”,在严密的论证中,糟粕和精华自然分野,破立有机融合,表现了作者精湛的论证技巧。
字数:2627
作者:苑容宏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28-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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